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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更新时间:2016-04-21 11:36:25
作者: 李天纲  
参照西学的新学问,才是真正的“中体西用”。它是中国学者从自身的文化出发,站在中国的实际,学习世界,跟世界融合,借鉴人类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的“中体西用”。

   我并不是在这里重新编排“中体西用”,这个解释版本的“中体西用”早就有人说。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同光年间上海的报人群体沈毓桂(1807-1907)、王韬(1828-1897)和林乐知(Young J. Allen,1836-1907)。我们三十年前编的《〈万国公报〉文选》,其中有“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写的《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1889)一文。他说:“美国进士林乐知先生与仆,商立中西书院于沪上,假西学为中学之助,即以中学穷西学之源。”沈毓桂在另一篇文章《救时策》(1894)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海中西书院(1881)的“中体西用”,比《劝学篇》早十多年,完全不是保守主义的理论。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的硕士论文中说,中西书院的“中体西用”,是“通过主体文化的发展提高来更深刻地洞察外来文化”。在这里的中学和西学,是相互帮助、相互发明的合作者,并不对立,“体”所谓者,不过是在华言华,一个出发点而已。

   我希望第四个时期的中国思想,能够回到“中体西用”的本义上,回到一个中外熙洽、环球合作的局面中。但是,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正确解释“中体西用”还有困难。我们现在有一种“中国中心主义”,是当代的“新民族主义”,比康有为、章太炎的“老民族主义”要保守得多。他们较少考虑20世纪的普遍价值,即民主、宪政、自由、平等这些现代性价值,较多地执著于自己理解的“中国性”。“中体西用”如果按“新民族主义”的想法来解释,当然是比张之洞的版本更糟糕的了。但是,中国显然不应该是按着这种理论往下走,我们应该积极正面地解释“中体西用”。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中国学者仍然还需要克服中国中心论的自大,同时更需要面对现实本身,借鉴外来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是和西方学者在同一个语境中的,并不需要特别区分中国学者、西方学者。还有,今天的中国学者,再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谈“西学”。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西方”,地球是圆的,中国也在别人的西方。从文化类型上来讲,西方是法国、是英国、是美国、是德国、是西班牙、是葡萄牙,而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在今天,“西学”仅仅是中国以外文化的代名词,都需要仔细区分着使用。

   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我们仍然要立足本土,跟世界对话、交流,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中心。中国文化固然有一些特点,但绝不是不可交流的“中国性”。另外,当中国站在世界面前的时候,中国学者自然有更大的义务来解释中华文明。因为我们对中华文明有认同,学业上也有些特长,研究中还有些积累,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学者有更多的优势,也有更大的责任来解释中华文明。所谓的“主体性”,不过如此,不能再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得到正确的理解。这就是我对中国近代学术重建过程的一个分析。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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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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