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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儒林外史》:文化反思与整合的艺术显示

更新时间:2016-04-21 10:51:06
作者: 王平  

   《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清醒文化意识的古典小说,这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对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根据自身的经历感受和时代思潮的要求,对这一文化体系又给予了重新整理组合。这种反思与整合紧紧抓住了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本质特征,但是并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这一特征,而是试图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并且使二者能够由分裂状态恢复到本来的统一状态。从文化学角度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乃在于作者只能在原有的文化体系中寻找理论依据,时代还没有能够向作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尽管如此,《儒林外史》对文化的反思与整合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站在了时代的峰巅。

     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在早期的中国文化观念中,“求善”与“求治”是相统一的,儒家提出“修、齐、治、平”的人生方针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都表明了这种统一性。汉代取士有所谓“孝廉”、“秀才”的称谓,品行高尚即可参与政治,也从实践上履行了这种统一性。隋唐以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政治管理官员,这一制度本身肯定了士子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因而对巩固封建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就可跻身仕途,对于深受政治型文化熏陶的士子来说,无疑是一条最现实、最有诱惑力的人生道路。但是也必须看到,科举取士更偏重于考察士子的知识和写作能力,而对士子的品行则很难作出明确的评估。唐代科举还有推荐这一措施,从某种意义上对士子的品行也给予了评价。到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科举制度的弊病就日益明显且深重了。《儒林外史》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化特性的反思,向八股取士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

   王冕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位理想人物,作者借王冕之口表达了对八股取士的看法,小说第一回这样写道:

   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非常明显,作者是以“文行出处”与八股取士相对。所谓“文行出处”就是指知识、品行、出仕、退隐,也就是第十一回借杨执中之口所说的“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然而说到底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所谓“文行出处”就是要恢复“求善”与“求治”的统一,恢复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统一。但是,八股取士制度既不能达到“求治”,更不能达到“求善”,是利用士子“求治”的心愿,将他们引导到无知、无识、无用、无耻的邪恶道路之上。小说正是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

   八股文又叫经义、制义、制艺、时文,是以《四书》命题的书艺和以《五经》命题的经艺的通称,它规定必须以朱熹等人注解的儒家经典为作文的依据,即所谓的“代圣人立言”,不准自由发挥,在形式上又有极为严格的限制和标准。这本来是对士子思想的禁锢和愚弄,但在功名富贵的引诱下,许多士子却将八股文奉为神明。鲁翰林就这样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便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如果说鲁翰林吹捧八股文是一种热昏的胡话,那么马二先生却道出了实质:“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实际上讲出了八股取士的最大弊病,那就是引导士子在僵死枯燥的经典中讨生活,在于世无补的文章中玩花样,而品行道德、经世济民统统可以置于脑后。道德型文化的特征固然已荡然无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名存实亡了。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们的无知无识无用。如范进的八股文,周进反复看了三遍之后,才认定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取为院试第一名。如此说来,范进应该有真才实学了吧?他后来也果然中了进士,并且做了山东学道,但是他竟然不知道苏轼为何人。再如进士出身的汤知县和举人出身的张静斋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刘基明明是元朝至元年间中的进士,他们却说是明朝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又把宋代赵普的故事也安到刘基身上。就是这位汤知县,不仅无知无识而且无用。他身为父母官,却毫无主见,随意听信他人之言。只盼望早日升迁,将一桩小事激成大乱,草菅人命,率性而为。回民老师夫送他五十斤牛肉,请他不要禁绝牛肉的买卖。他小题大作,要在这事上出个大名,竟把老师夫枷死,引起回民聚众闹事。事态平息之后,他为保持脸面,还要发落几个为首的回民。再如彭泽县知县审理盐船被抢一案,不是想方设法捉拿盗贼,反而认定“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有这等事”。不由分说,把原告舵工水手各打20板,寄监再审。但汤少爷拿贴子一说情,就扯个淡一齐开恩赶了出来。用这样一批八股举业出身的官员治理国家,政治的窳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严重的是八股取士这样一条进身之阶造成了士子的无行甚至无耻。范进应当说还是一位朴拙之人,中举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竟然借安葬老母的题目,去高要县汤知县处打秋风。汤知县设宴款待,他假惺惺地不使用银镶杯箸,换了一双象箸,他仍然不肯举箸,以此表明他克守孝礼,但是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到嘴里。荀玫也是一位诚实忠厚的青年,中进士之后也发生了变化。他的母亲去世,按照规定丁忧三年后才能参加考选。但他经不住王员外的一番诱导,便要匿丧不报,又去求周司业、范通政两位老师保举在任守制。功名富贵之心完全压倒了百行之首的孝礼。至于象严贡生欺压乡里、强夺寡妇财产,王德、王仁两位廪生见利忘义、趋炎附势,就更等而下之,毫无羞耻之心了。

   《儒林外史》还用许多笔墨刻画了一批“斗方名士”,其用意也在于揭示功名与道德的分离。所谓的名士,实际上是一些科举不得意转而招摇撞骗的食客。他们假装高雅,扯谎帮闲,诌几句诗,骗些银子。那位牛浦郎说得好:“这相国、督学、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而今的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做两句诗,并不要进学、中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往来。何等荣耀!”功名心是促使他们丧失廉耻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位牛浦郎,在功名心的引诱下,由一个纯朴好学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冒姓字以求名的骗子。其他如牛玉圃、景兰江、赵雪斋、浦墨卿等,也都是这一类无聊且无行的文人。

   总之,八股取士造成了一代文人的厄运;使士子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变成了对功名富贵的醉心追求;使士子为追求功名富贵而丧失了礼义廉耻。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真实含义已面目全非,二者的内在统一性也荡然无存了。这就是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对文化反思所作出的结论。

     二

   面对文人的这场厄运,吴敬梓首先以鄙薄功名富贵与之抗争,力图恢复道德型文化的本来面目。他将儒家倡导的名教与魏晋时期的超脱加以整理组合,形成了他所独有的文化追求。

   《儒林外史》刻画了许多轻视功名富贵的高士,倾心赞美了他们的品行。正如闲斋老人的序言所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吴敬梓笔下的王冕就是这样一位高士,尽管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是却不肯出来做官。为躲避朝廷的征诏,竟连夜逃往会稽山中隐居,直到去世。庄绍光也是这样一位高士,但他与王冕又有所不同。虽然他并不热中于做官,当有人荐举他入京谒见皇帝时,他并未拒绝。他说:“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当天子问及教养之事时,他也准备认真奏对。“不想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只得作罢。回到住处,“除下头巾,见里面有一个蝎子”。庄绍光笑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看来我道不行了!”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极为隐晦的象征手法,将执政的权贵喻为毒蝎,既然政局如此险恶,当然正道就难以施行。庄绍光深明此理,当即就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奏本。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大学士太保公欲拉拢庄绍光,庄婉言拒绝,太保便在天子前进了佞言。在返回故乡的途中,庄绍光厌烦与官场上的人应酬;回到南京之后,索性住到了玄武湖中的洲上,过起了隐居生活。

   庄绍光的遭遇表明了作者的这样一种见解,在政治功利与品行德操不可兼得时,宁可保持高洁的品德,也不要博那功名利禄。杜少卿便是这样一位高洁之士。巡抚李大人是杜少卿先祖的门生,出于一片好心,荐举杜少卿做官。杜少卿以“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近又多病”为由推辞。李大人不允,又委托县令敦请,他干脆躺倒床上装病,拒绝与县令见面。县令亲自来到他的家中,他“做个十分有病的模样,路也走不全”。李大人恰好调离,此事只好作罢,他心里欢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杜少卿不愿出去做官,并非是毫无用世之心,他对好友迟衡山说道:“这征辟的事,小弟已是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尚未出去做官,就预知“做不出甚么事业”,并不是杜少卿自己感到才力有限,而是出于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憎恶。

   由对现实的不满到鄙薄功名富贵,是为了保持醇正高洁的人格。《儒林外史》描写了许多淳朴敦厚、超然脱俗、疏放旷达的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虞博士是作者所推崇的一位“真儒”,其性格特征便是冲和淡远。余大先生赞他“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杜少卿赞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杜少卿被作者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其性格特征便是纵心肆志、恣情任性。他轻财好士,将银子“大捧出来给人家用”。田产卖尽之后,移居南京,虽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他率性而为,蔑视世俗之见,酒后携妻之手同游清凉山,泰然自若,旁若无人。辞去征诏之后他对妻子高兴地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沈琼枝不甘为妾,逃到南京自谋生计。当她向杜少卿求助时,杜少卿慨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当即送给她诗集和四两银子的程仪,知县见到这些东西后果然为她开脱。还有那位狂士季遐年,他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他写字全为自己的情趣,“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一位姓施的乡绅自恃有钱有势,让他写字,他大骂道:“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这种品行端方的高洁之士并不仅仅在读书人中才有,许多市井小民也具有质朴纯厚的人格。鲍文卿是一个地位卑下的戏子,但他却“颇多君子之行”,富有正义感,拒绝说情受贿。荆元是一个从事“贱行”的裁缝,但他却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营生:“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吴敬梓的这种人格理想既来自明清之际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潮,又受到了魏晋时期狂逸不羁、放情任达风度的影响。说到底,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可以从明清之际许多悖弃礼法之士都十分景仰魏晋名士看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赞“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郑方坤在《郑燮小传》中把郑板桥比作阮籍〔1〕。 吴敬梓对魏晋名士也倾心向往,经常在诗文中将自己比作阮籍。《移家赋》中说“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2〕。《买陂塘》词中写道:“身将隐矣, 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3〕阮籍、 嵇康等魏晋名士都具有狂狷的性格特征,吴敬梓也被人们视为“狂憨”、“痴憨”〔4〕之人。金榘在诗中说他“君家惠连尤不羁,酒酣耳热每狂叫”〔5〕, “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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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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