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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午荷:化解花木兰式文化困境

——解构女性主义悖论

更新时间:2016-04-19 21:15:20
作者: 戴锦华   午荷  
我们仍然看到很多溢出,看到很多在男作家笔下那些类型化女性身上找不到的表述和时刻。因此,女性的书写,女性关于女性的书写与男性的同类书写大有不同。

   高兴:确实如此。

   戴锦华:这同样又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当中,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权的文化,我们只能在其上叠上我们自己的书写。我们看汉字已然很清楚,看欧洲语言,比如英文就更清楚:man,人就是男人,历史是history,哪有“herstory”。女性在男权文化中是内在的、当然的他者,作为the other,女性文化的意义是什么?补白或颠覆男权文化。因为男作家笔下每一种女性类型都负载着某种男性生命困境:或成了其生命灾难的成因,或成了其救赎想象。所以我几乎从不用正面、反面的女性形象来讨论类似问题,正面或负面,只是相对于男性的心理、文化功能而已。我一直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尤金·奥尼尔的面具戏剧《大神布朗》。剧中唯一一个具有救赎力的形象——男主人公最后死在她的怀抱里——是这样的,她戴上面具是荡妇——一个妓女,摘下面具则是大地母亲——几乎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一个性感的但又拥有无限包容的母亲,她在魅惑你、满足你,并在任何时候接纳你的一切。

   女性自然也有对男性的梦想。女性的通俗写作也经常塑造种种白日梦式的男性角色,如父如兄。当然,等而下之的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又译《五十度灰》)了——所谓霸道总裁爱上我,没理由,不解释(笑)。但是更多的时候,在严肃的女性写作中,男性的视点同样丰富或丰满了男性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我们还没能彻底改变性别的权利结构的时候,恐怕以性别为前缀的写作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女性主义的意义不在男女平权

   高兴:总体上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刚才戴老师已经说过了,这天还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权的文化。那么,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您觉得女性如何才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她们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某种自由和平等?

   戴锦华:一方面,历史的确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比起100年前,吴尔夫在写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她还没有资格踏进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中国女人还在缠足,只有妓女可以出入于社会空间,今天我们能自主选择或是努力的空间已不知拓展了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对于现实、对性别权利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有足够了解的话,当然可以做出对你自己说来正确的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有充分的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当性别依然是桎梏,尤其是它在一个高度资本化的过程当中被不断强化,而且落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置身于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个体所能做出的选择又是极为有限的。很多事情不是光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就能达到的。今天我们所能把握的,是对现实有清醒的理解、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追求独立、实现理想必然要付出代价,追求某种隶属、某种附庸、某种出售、某种交换当然也有代价。那么,你想好了吗?你能够承担吗?如果你有把握,那么这是你的选择,也许能成就你的幸福。

   高兴:有选择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而在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的短篇小说《离别的礼物》中,女主人公从很小开始就不得不饱受着家庭中一种痛苦的迫害,也就是成为她父亲的性发泄对象。这是一篇特别压抑而且极为残酷的小说,让人惊异于人性的黑暗,同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父权制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戴锦华:这篇小说我几乎不想读下去,因为它传达了一份普通而极端的苦和痛,在我的体认中,它是如此真切。它一而再再而三令我想到——既想到奥菲莉亚的宿命,也想到打工妹,无数的打工妹的命运。其实相对于生活在贫困、艰难、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的女性,我们真的太奢侈了,可以坐在这儿谈我们的选择,有多少女性完全没有选择。比如那些“嫁给大山的女人”。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文化悖论,即女性主义本身是一种现代主义,说白了很简单,女性要求分享男性在现代社会当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女性经常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拥护者和积极的投入者。但是矛盾和悖论在于,当现代主义自身的问题凸显时,人们会回首、反思、怀旧于乡村、故乡。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现代性反思的,但在每一个认同时刻,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如何面对前现代结构中的父权压迫,那些最丑恶、最直接的践踏、蹂躏、剥夺?

   高兴:所以说,这篇小说特别能反映出当代一些普遍的问题,尤其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问题。

   戴锦华: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男女平权,更不是两性对抗,而在于以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作为新的文化资源为世界提供想象力空间和新的创造。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现代逻辑,不同于男性逻辑、父权逻辑、资本逻辑的现实,但是这个现实不是回归父权主导的昨日、故乡,而是去想象和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别样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当中,我们有平等、有自由、有选择,但这一切不是过度的开发,不是对发展主义的盲目信任,不是对资源无穷的榨取。因为女性的生命是生产性的,所以女性的生命经验当中包含的并非消耗性的、占有的、征服的东西,也许我们整体的生命经验会给我们提供一种去打开未来的可能性。这是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最富意义的部分。

   高兴:这样的话,整个世界才能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丰富,我还想说更加合理,这是特别具有建设意义的。

  

解放的代价:花木兰式处境

   高兴:在您阅读的大量优秀女性文学作品中,有哪部作品在深刻性、复杂性——我指的是处理两性关系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锦华:我刚好想到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神圣祭坛》,她在作品中描绘了两性关系的极端微妙之处:如果一个女人成为男人精神上的知音,如果他们真正达到了精神上的平等,在他那里她就不再是女人。这种精神上的深刻理解和平等的交流,就似乎取代了、也取消了一切性别之爱的可能性。这同样是重要的,是解放了的女性所面临的另一种困境。

   高兴:男人面对智商较高的女性,多少有点心虚吧,不敢拿她当女人。

   戴锦华:前一段时间我又重提了类似话题,即广义的花木兰式处境:一个自由解放的女性,进入社会生活的前提,是“化妆”为男性,因为社会生活的全部规范都是男性规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领域当中,评价标准当然同样是男性标准。介入社会生活就意味着你必须以付出、掩饰自己的某些性别特征和需求为代价。而女性的另一个“古老的”困境,是被迫藏起自己的智慧,“化妆”成“女人”。

   我很好奇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位捷克作家,他说他“拥有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是什么意思?拥有她们的肉体或心灵?他与她们倾心相爱时,是否也倾心畅谈?我们都知道那个古老的偏见:女人是没头脑、非理性的,女人与哲学无关。而可笑的是,这样的女性通常是被男人热爱的女性。还是我熟悉的例子——玛丽莲·梦露,今天大家已知道她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女人,但在银幕上,她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女郎。大家更熟悉的就是麦当娜,她在中学时已开始自修大学预科的课程,成绩优异,经常辅导男同学。但她发现自己却是唯一一个没人追求的女性,这以后她开始扮女性:性感,同时无知(笑)。

   高兴:那么,女性怎么化解花木兰式的文化困境?在一个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当中,如何做出自己的个体选择?戴老师能否给女性读者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和可行性建议?

   戴锦华: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在当今女性权利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女性对自己、对现实、对性别权利有清醒的认识,还是可以做出智慧的选择,并获得自己的空间,参与到历史创造、改变现实的过程中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鼓励大家的,但是我真心推荐大家博览群书。读小说的快乐和收益将伴随你一生。我自己从童年时代开始,为了面对孤独,也是为了面对成长的烦恼开始大量阅读——我说了太多次了,我11岁时已经一米七了,一个女孩在那个年龄就长到这么高,高过所有的老师,而不只是所有的同学,那种痛苦,背后的戳点……阅读一直是我的庇护所,是我的洞穴、我的家。我有把握跟大家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陪伴你一生的宝藏,你阅读了,记忆了,你将拥有谁也夺不去的宝藏。有一天你真的一无所有,漂流荒岛,遭到囚禁,你仍可以在心里打开这些书。我相信这个说法,读50本有选择、有质量的书(可以是小说,可以是电影),足以改变你的人生。这是我的体会,不是我的训诫。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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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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