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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红娜: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更新时间:2016-04-13 11:29:29
作者: 苗红娜  

   【内容提要】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国际行为体/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政治一体化程度加深,超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治理成为学界公认的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不二选择。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①。可以说,国际规范和制度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它们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国际行为体如何应对,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国际政治社会学将政治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解释主权国家与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互动关系,将主权国家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比作国内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认为“国家如个人一样,内化由其相互作用的组织所描绘的行为类型和角色期望”②,从而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理论,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日趋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重要议题,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③目前,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失规范,国际关系学者在“规范内化”、“国家社会化”、“国际社会化”、“国际化”、“民主化的国际影响因素”④、“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⑤等概念中讨论国际政治社会化问题时,术语不一,概念差异较大,理论阐释多样。概括起来,学者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国际规范的内化。有的学者从国际规范内化的角度解释国际政治社会化,认为其是主权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是“引导一个国家将国际环境所建构的观念与规范予以内化的过程”⑥。内化是使国际社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规范和行为方式转变为主权国家自身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并成为国际行为体按照“适当性逻辑”遵从新的规范。⑦因此,内化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成为现实的必然途径。

   二是国际社会的教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组织、霸权国家以及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以国际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对主权国家进行示范和教育的过程。正如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 Checkel)认为,社会化是使行为体接受既定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⑧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家“传授”官僚机构创新理念中的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国家的创新观念是源于外部的国际组织,而非国家自身或内部的其他机制。⑨因此,国际体系结构可以通过教化机制“改变客体对其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定义”⑩。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社会化被用作对“流氓国家”的再教育机制,(11)也是国际组织塑造和管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机制。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提出,非政府组织往往扮演了一个诱导型和批评型教师的角色,国家在其教化下,通过被动型学习而融入新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12)这种观点强调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施主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把其认可的价值、规范以及“适当行为”作为全球治理规范,传授给其成员或追随国,以维系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延续。教化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本质,但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行为体的教化和主权国家对国际规范内化的统一。只有通过主权国家的学习、内化,国际规范才能被国家吸收和转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国际社会化。因此,以国际社会为中心的教化理论有失偏颇。

   三是主权国家的学习。这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是“规范和观念从一个行为体移植到另一行为体的学习过程”(13)。“国际社会的教化观”提出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棘手问题,即如何理解具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时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学和社会学的最新理论也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并非是被动的,而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主权国家显然不是被动的受化者。国家本身的能力、态度等在国际社会互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制约因素。因此,这一理论是以国家为中心,否定了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能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使用“国家社会化”和“国家国际化”的概念,前者表示“凭借国家之间所酝酿的观念或规范,通过互惠、模仿、游说和建立信任的方式进行互动,最终达成规范的内化,建构出国家间学习的模式,从而推动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制度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运作”(14);后者“是国家从游离于国际体系逐渐向国际社会正常成员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行为体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渐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情,学习他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了解他国对本国的判断、评价与态度,形成相对完整的自我判断与自我评价,逐渐认知自己的身份和利益”。(15)这意味着行为体的国际融入。(16)可见,“国家社会化”、“国家国际化”注重以心理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学习观,更加强调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在其融入国际社会和推动全球治理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国家自身对学习模式和过程的控制。

   四是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这种观点不再拘泥于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孰轻孰重的争论,而是从更宏观的文化角度来讨论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机制。如佟德志等人认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社会化是指“国际政治主体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而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本质上是各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之间交流与融合的过程”(17)。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指出,虽然各国的国内文化可能存在着“文明的冲突”,但“国家体系仍然可以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影响到体系内成员的行为”(18)。国际体系处于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的混合状态,这就决定了体系内的国家会以敌人、对手或朋友的立场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国际政治社会化就是国家通过强迫、利己或确定合法性的途径内化这些文化。这种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脱离了现实主义对国家权力和安全的强调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机制的强调,转而关注国际规范和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过程,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究国际体系文化在国际体系结构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国际体系文化的传播和内化只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对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讨论主权国家身份认同和偏好的形成和改变,以及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产生、扩散、遵守和改变的过程。因此,“国际体系文化传播”为理解国际政治社会化设定了文化范围,但又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其全部内涵。

   五是个体公民的国际化。有学者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国际化场域对微观个体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如莉丝柏特•霍克(Liesbet Hooghe)的研究强调,公民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经历可能会使“个人改变其偏好和对既定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认同以与国际组织规范相协调”(19)。对此,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是关于“何时、通过何种手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哪些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知识或信条、观点、态度、价值观、行为意图和行为类型,以及这些认知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国际及国内政治系统的影响如何”(20)。根据卡伊•奥尔德森(Kai Alderson)的观点,个体学习并内化国际规范、政府行为遵从特定国际规范(即政治内化),以及国际规范内化为国家法律制度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三个不具有时序性的过程。(21)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个体公民的国际化是政治个体的国际经验对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影响过程,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路径,其与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宏观路径相区别。

   综上,本文把国际政治社会化定义为:在国际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行为体(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互动过程中接受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教化,学习和内化国际体系的文化、价值观、规范和制度,形成新的国际身份和利益认同,并进而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辩证过程;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体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机制,是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机制,是全球治理规范的形成和传播机制。

   二、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1)国际规范内化与国家行为外化。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规范内化和主权国家行为外化的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内化是国际规范在各种国际行为主体内部的社会化机制,其结果是重塑主权国家内部精英、民众的价值观念,改革其政治制度的过程。通过内化,国际规范不断融入主权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文化中,成为稳定的国际体系文化。外化是主权国家对国际规范的现实化过程,一方面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改变其国际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是在新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社会化主体,影响或教化其他国家。因此,内化是外化的基础,是国际化的前提,但内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社会化的完成,“外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方式和目的,只有在外化的过程中,人类才能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22)。

   (2)主权国家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建构主义者把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行为体看成是一对互动的概念。一方面,国际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学习和内化国际价值,遵守国际规范,形成国际社会认可的身份,从而被国际社会共同体所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化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受化国又具有独立于国际社会的自主性,这表现在:第一,通过参与国际活动,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影响国际规范的扩散,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规范和制度。现有的研究强调,作为施化者的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其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很多新观念是从成员国或依附国的观念中上传的,是“相互学习、适应和促进的过程”(23)。第二,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权国家能够根据需要、目标和自我取向,主动地选择国际规范的内容、内化程度及方式。在考察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活动时,有学者指出传统社会化理论所推崇的“教”与“学”的模式,不能揭示作为施化者的霸权国家或国际组织与作为受化者的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不平等的传授—学习关系中,面对国际组织居高临下的知识传授,国家更多的是“适应”,而不是真正的“学习”。因此,有必要依据“参与实践”理论,突破结构—施动者的二元对立,建立起联盟实践解释模式,即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盟实践活动。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强化了自身的体系革命者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实践活动的展开,这种联盟实践也为中国再造身份创造了空间。联盟实践不同程度地确保了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形式承认、分配承认乃至价值承认。(24)

(3)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由于在国际交往中国际行为体间不断互动,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化始终贯穿于国际体系的形成、扩散、变化之中,贯穿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形成、发展以及对国际事务认知的变化之中。但由于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其外部生存空间的不断改变,以及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调整,国际政治社会化又会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在研究国际人权规范如何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时指出,政治社会化包括了三个阶段:工具性适应和战略讨价还价阶段;道德意识上升、争议、对话和说服阶段;标志着社会化过程结束的制度化和惯习化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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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京)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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