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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红娜: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更新时间:2016-04-13 11:29:29
作者: 苗红娜  
(25)唐贤兴也认为,在国家对外开放的不同阶段,物质资源(如资本和技术)、精神资源(如国家声誉和形象)以及制度资源(如参与国际组织、学习国际制度规范等)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中国对外开放第一个阶段是从发达国家引进资本、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第二个阶段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始了国家学习和适应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建构的过程。(26)

   (4)社会化结果的同质性和国家性。国际行为体既包括主权国家,又包括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在同一国际体系之下的国际行为主体,必然受到相同或相似的国际规范的约束和教化,因此能够形成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于是这种国际政治社会化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即社会经济制度的同质化,(27)有助于产生集体认同和全球治理的共识价值。同时,由于单个主权国家在内化国际规范时,必然与其自身的利益、需要以及发展阶段相一致,这导致不同国家对于相同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形式与方法不同。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主权国家的能力、制度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有区别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导致了不同国家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千差万别。另外,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并进,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是时空维度交叉互动的统一过程。(28)在此过程中,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缺乏有效的协调和一致性,(29)这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复杂性。因此,从国际体系角度看,主权国家的国家性是国际体系发展的必然。国际政治社会化会产生国际规范的内化,但规范的内化并不是行为的顺从。社会学最新的理论发展表明,社会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而强调社会复制、顺从和限制个体行为动力的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会导致“过度社会化”(30)。即使在经济领域,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给很多国家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政策“趋同化”压力,但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供国家调整其国内经济。(31)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政治社会化提出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是观察国际政治的新视角和窗口,其强调外部因素重塑了国家身份的内部构成并限制国家行为,是对政治发展“内生论”(32)的否定。但国际政治社会化并不排斥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国际社会化绝不是将外来的规范通过直接方式强加给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同质化一定得支配多元化,而是分析在何种环境下国际社会化的机制能真正发挥影响”(33)。

   (5)社会化与反社会化并存。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对于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接受国可能进行文化移入(学习)或文化抵抗两种基本反应,(34)这就决定了国际政治社会化不仅仅是国际规范的内化和主权国家的学习,而不可避免充满着反复性,甚至出现逆社会化或反社会化现象。(35)其表现在人们对建立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念的拒斥,以及国家行为与主流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等的背离。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由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是“西方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不是相异文化体系冲突的成就”,(36)而且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认知差异产生了“文明的冲突”,这使全球治理价值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反社会化成为一种常在现象,也提出了全球治理价值层面普世性的匮乏问题。尽管国际政治反社会化有可能通过“不适当”的行动来否定旧的不合理的国际规范,从而产生超越既有规范的新规范,成为创造新的全球治理规范的途径。(37)然而,由于更多的国际政治反社会化反映的是地方性知识,或是不适当的社会化机制引起受化者的感性排斥,对主流全球治理价值拒斥和背离行为对全球治理及主权国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反社会化问题应得到重视。

   在发达的信息技术支持下,全球治理规范和观念迅速扩散到世界,各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实践的推广者都加速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国内拓展。(38)国际政治社会化正是全球治理理念向国内拓展的过程,国家自身的利益考量和国情、国内各方的反应都决定了国家对国际政治社会化或反社会化的态度,决定了国家接受和内化全球治理规范和价值的速度。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如何在维护自身主权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融入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进程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问题。因此,有选择地接受全球治理规范,并对其进行修正和改造,使之与国内治理协调,不失为一种良策。

   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机制

   国际政治社会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社会化如何实现?国际行为体在传播、教授或内化国际规范时采用何种实践类型或机制?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社会化机制包括“新行为体的模仿、国际制度为国家提供社会认同;权力和物质利益为社会化提供刺激”(39)。对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和结果,不同理论流派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现实主义学派在霍布斯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无政府状态,认为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行为的外部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从而限制和塑造着系统内行为体的行为。(40)也就是说,在社会结构/体系的自动制约中,通过理性主义的算计以及对既有制度惩戒机制的畏惧而产生对行为的约束。现实主义者是最低程度的社会化者,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施化者只是受化者的外部结构,其寻求最小化介入受化国家的社会化,受化国对施化者规范的遵从主要依赖于这些行为者的“自社会化”,而受化者也旨在确保以最小国内改变来获取施化者的肯定和奖励。(41)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着各国通过模仿和学习他国成功的实践,改变自身所处的不利境地,促进了国家间的趋同,(42)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学派所主张的系统结构对行为体的影响。

   新自由制度主义则在洛克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会产生改变国内行为体政策偏好的推力,如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三原则”对有意加入欧盟的原东欧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制度变革压力。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模仿和学习进行规则的适应和规避,并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甚至国内制度结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仍建立于理性主义的因果逻辑之上,认为影响国内制度变革的多边制度和约束性条款“是有报偿的,遵守这些条款能带来好处”(43)。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提倡者,其将国际政治社会化产生的起源置于三个前提之上:一是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二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由国际体系建构而成;三是体系理论的范畴应包括国家间的互动。(44)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通过创建共享的意义而非限制行为而发生作用。(45)在此,国际规范的传播并不主要依赖于改变主权国家内部政策和体制的回报结构来影响国家行为,而是在全球治理和各种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改变主权国家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同。国际社会结构不仅约束行为体的行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认同”(46),进而约束和影响着行为体倾向于合作或暴力的行为选择。

   在这些不同的理论中,国际体系结构的教育、制裁和说服是学界共同关注的社会化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分为利益导向型和规范导向型,则前者是基于理性算计的因果逻辑的制裁机制,包括经济制裁、外交援助、军事支持、国际市场权力;后者包括基于论证逻辑的教育和说服机制,这些机制“涉及在缺乏公开的物质或精神强制的情况下,行为体对因果关系分析和认同的思想、观念、态度的变化”(47)。在此,国家对规范的遵从和内化不是出于最大功利考虑,而是认为这是“适当”的行为,这些国际规范重塑了国家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

   关于规范导向或利益导向的社会化,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依次出现的,在功利的理性发挥作用之前,规范先确定了国家的利益所在。(48)另一种观点认为,规范和自利是人类(以及国家)行为的相对原因,(49)这两种方式相互强化且很难理清。理性主义者认为,当说服者可以提供实质性的胡萝卜或大棒时,说服才更有可能成功。(50)朱迪思•凯利(Judith Kelly)在研究欧盟制度对东欧国家国内政策的影响时,比较了传统理性选择机制如成员条件性与社会化机制之间的区别,提出条件性激发了行为改变,而社会化机制只是引导行为。(51)另一些建构主义者强调,“说服”包括不同的机制,不会对对方进行强制动员,也不利用直接的物质利益诱导对方进行改革。相反,他们会提供一套行为规范作为“适当行为”,而忽略对采取这种行动的国际激励。(52)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在批评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西方制度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中指出,国际制度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一定通过增强政府间协作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实现,但可以通过参与共同体构建的社会化实践来改变主体间的知识,并重塑身份和利益。(53)因此,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体系主导国家的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是“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附带在以资本输出、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之中,经济全球化为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提供了重要途径”(54)。

   而无论是说服、诈骗、争议或羞辱机制,其发生作用都需要一定的条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对历史案例的研究发现:第一,社会化发生的时机和程度高度依赖于霸权国宣传其国际秩序理念的努力,也依赖于次级国家再造及重新确定国内政治合法性的紧迫性;第二,社会化主要是针对精英而非大众,那些对国家行为有重要影响的规范必须得到精英群体的支持;第三,社会化的发生主要通过外部引入或内部再造,而规范劝说并不能引发社会化过程,只有与其物质刺激结合或通过直接干涉来强加这些规范时,次级国家中的精英才开始相信霸权国所阐述的规范和价值。(55)可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能否成功,一与推动国际规范社会化的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密切相关,在国际社会中强大的行为体更有能力通过各种社会化机制推行国际规范;二与被传播的国际规范的性质相关,一般认为根据全球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原则确立的规范更易于传播;三与受化国接受规范的意愿和进行国际社会化的紧迫性相关。(56)

   四、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实现的文化因素,其通过多种机制的互动,在国际行为体之中传播国际文化和规范、教导主权国家、维持国际体系和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包括:

   (1)传播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文化。国际规范(包括国际法、国际惯例、国际机制、国际共识)是政治社会化的传播内容,国际秩序和体系的维持和变革通过国际社会化机制得以实现。首先,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传播国际规范和价值的完整结构,并以国际交流的方式实现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在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和霸权国家总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凭借一定的传播手段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民众传播一定的观念和规范,教导其国际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实现了国际规范的传播和变迁,推动国际规范的形成、扩散和改变。国际政治社会化通过国际规范在水平方向上的扩散,使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或国际组织获得其他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同和遵从。其次,由于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外化过程中,作为政治信息的传播者进入传播过程,能够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内化过程,从而培养新的国际规范载体。

(2)塑造国际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其一,国际政治社会化可以促进国际观念的形成。通过教化使主权国家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引导国家形成一定的观念性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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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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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京)2014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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