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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菊玲:“知心同骨肉”:老舍与吴组缃

——读《吴组缃先生日记摘抄》①

更新时间:2016-04-13 09:19:06
作者: 张菊玲  

   老舍先生于1946年11月写的《三函“良友”•二》一文中,曾经动情地谈及自己对友谊的看法:

   你看,我三岁丧父,家里连黄豆都没有过一升。现在,我已经四十六岁了,还活着呢。奇怪吗?一点也不!我有朋友!我有位好母亲,但是除了我的吃穿而外,她并没给我什么更大的帮助。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衣食,而没给我教育。她不识字。我的哥识字也不多。他自顾还不暇,哪有帮助弟弟的能力呢?我的一切差不多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我是个没有舵的小舟。可是,这个小舟并没有被社会的恶浪打碎。他到处遇到慈善的手,把他推或拉到妥当的地方去。我有朋友!

   “我有朋友!”这是刚刚度过八年艰苦抗战岁月的老舍先生,从心底里发出的激动声音,朋友间真挚的友谊,是老舍先生生命中的支柱。而吾师吴组缃先生就曾说过自己是“老舍很亲密的朋友之中的一个”。近日,读到学友方锡德摘抄的吴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日记,看到了前辈师长们友情交往的事迹,更加体会到吴先生自认是老舍先生“很亲密的朋友”的深刻含义。

   老舍先生与吴先生相识于1933年冬北平的燕园郑振铎家中。1938年1月在武汉,得到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他们一起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两人均是文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老舍先生则被一致推举为总务组长,实际等于会长,总管大小会务,一直到抗战胜利。文协迁往重庆后,在陈家桥石板场居住时期,老舍先生与吴先生住处比较靠近,两人来往密切,友情日益加深。老舍先生说:“茅舍距组缃兄宅约七里,循田径行,小溪曲折,翠竹护岸,时呈幽趣,白鹤满林,即近友家矣。星期日,往往相访,日暮始别,以尽谈兴。”②

   1942年6月22日老舍先生在《新民报晚刊》上载文幽默地写道:

   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

   吴先生后来曾撰文说:“他有一篇关于我的小文,说他常带着几个酸得不能进嘴的桃子给我家小孩,骗一顿饭吃。实际是,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这就是老舍的幽默。”③果然如是,现今有日记可以佐证,1942年6月9日吴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老舍、何容两兄来,买来肉三斤,乃由北碚来。舒谈代我通行复旦教课事,陈子展、马宗融诸人均甚欢迎,唯闻现任训导长陈望道下年有任教务长说,须再向陈望道接洽得其同意。……

   在当时,要买上三斤肉,真可谓“奢侈”了,朋友的如此盛情,当然足足地让吴先生全家打上了一次牙祭。牙祭是四川土话,意思是,平时总吃素,难得吃上一次荤时,就说是打牙祭了。说起吃肉,不能不提到老舍先生在1942年6月22至25日连续发表于《新民报晚刊》的幽默散文《四位先生》,其中第一篇即是《吴组缃先生的猪》。文章一开始就说: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

   老舍先生,用吴先生曾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就称许他的“难言的苦趣”,几笔真实朴素的勾勒,就幽默风趣地写出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艰难岁月里默契于心的自嘲滋味与内在风采,至今读之令人含泪苦笑。

   1942年7月7日吴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老舍先生送来的新作旧诗二首:

   端午日大雨组缃邀饮冒雨而行

   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前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组缃入城为小江买新鞋节日大雨小江著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小江脚短泥三尺,初试新鞋来去忙。迎客门前叱小犬,学农室内种高粱。偷尝糖果佯观壁,偶发文思乱画墙。可惜阶台着雨滑,朝天卧仰满身浆。

   在重庆艰难的岁月中,能有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相处在一起,是最珍贵的事。这两首诗中,老舍先生珍惜友谊之情溢于言表。几年来,吴先生与老舍先生往来频繁,这年的端午节到了,吴先生当然要邀请只身客居异乡的老舍先生来家里过节,不巧偏逢下大雨,老舍先生也不顾“风雨狂”,披着蓑笠,踏着泥泞,冒雨赴约。第二首诗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吴先生的小孩调皮可爱的稚趣,充分表现出老舍先生对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无限喜爱。第一首更表述了老舍先生对与吴先生情深义重的友谊的珍视,“有客知心同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最为准确地概括出他们之间友谊的分量。这句知心朋友情同骨肉的话,吴先生则记了一辈子,晚年在怀念老舍先生时,仍在文章中举出此诗句。

   虽然吴先生是南方人,长于安徽泾县的书香门第;老舍先生是北京旗人,从小生活在贫穷的大杂院里,两人的生活经历全然不同,年龄也相差九岁,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心志,对文学创作的喜好,以及为人耿介不阿的秉性,将他俩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也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1942年7月14日吴先生记:

   老舍携一西瓜来,乃起。闲谈小说题材,托尔斯泰、柴霍甫、杜格涅夫等名家作品。我谈我之胸襟不宽大,近来时感生活无保障,精神受压迫,致此心愁烦,不能开舒,情绪长在一种郁结状态之中。故我近来作文,思路甚枯索,下笔甚濡滞,毫无一点从容自如,活泼超脱之趣。似此写的甚苦,活的尤苦。常见友辈熟人中处境苦于我者,而能满不在乎,照样做人豪放洒落,则不胜自愧。

   朋友间深厚的情谊,使老舍急切地为吴先生谋求教职奔忙。上述6月9日日记中,吴先生就写到老舍先生已在帮他联系去复旦大学任教。因为此事未果,现在听到吴先生倾诉了内心的愁烦,老舍先生十分在意,回去后,立即又另与中央大学联系吴先生任教之事。不久,1942年7月25日吴先生记:

   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署名伍叔傥者快函一通,称“从舒舍予先生得悉尊况,至谢,先生学术甚深,素所钦服,中央大学国文系兹拟聘先生为专任讲师,薪金二百六十元,津贴随时增损,有划一办法。课目自以近代文艺为范围,容再面详。如蒙俯允,无往感荷”。

   第二日吴先生复函中书末还提到:“适晤舒舍予先生,届时舒兄亦愿同来一游也。”老舍先生为吴先生找工作,四处托人,倾力襄助,竭尽朋友之谊,实在难得。

  

   吴先生与老舍先生的友谊日益加深,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就能够更多地相互帮助、相互批评。

   1942年7月1日吴先生记:

   舒来,谈我所作四文,劝以真名投《时事新报》《青光》栏。

   1942年7月14日吴先生记:

   我又劝舒须暂时放弃剧本写作,而以精力从事小说创作。舒颇表接受,乃谈其一长篇题材,乃其自传性质之题材。

   既是知己文友,谈起创作来,才会无所不言,善意相劝。吴先生写的文章,老舍先生给他建议投稿之处;吴先生则恳挚地劝老舍先生,将精力全部用到小说创作上;老舍先生也真诚地说出了自己长期埋在心底的创作愿望:他一直想写一部以家族历史为背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此想法,鉴于民族历史的复杂情况,只有老舍先生的同族至交老友罗常培先生知道。

   对于各自的作品,他们相互之间也是有赞美,有批评,无有顾忌。1942年7月20日吴先生记:

   阅老舍小说《我这一辈子》,满篇世故之谈,甚可读,唯文艺价值不大、不高。

   1942年7月29日吴先生记:

   再读老舍所作长篇《骆驼祥子》,入后写大杂院情形及贫民之命运,至为深刻动人。

   当《骆驼祥子》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受到欢迎,吴先生还曾与冯玉祥将军谈及,1945年7月11日吴先生记:

   ……良久,我乃谈老舍小说《骆驼祥子》在美畅销事,冯笑谓前数日读此书,日以继夜,竟使血压增高。乃谈其书中故事,曹先生逃逋一段……

   1942年,吴先生在重庆出版了新著《鸭嘴涝》,老舍先生随即写出书评《读〈鸭嘴涝〉》,在1943年6月18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他说:

   组缃先生有七八年没写小说了。《鸭嘴涝》的写成,不但令我个人高兴,就是全文艺界也都感到欣慰吧。

   书名起的不好。“鸭嘴”太老实了。“涝”,谁知道是啥东西!

   书,可是,写得真好!

   全文不长,只有八百三十余字,可评及人物描写、情节安排、口语利用,均能面面俱到,字字准确,将创作的成功与不足一一指出,他说:“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他叫我们看到不少活生生的人,也看到一个活的社会”,“我真希望组缃先生能把鸭嘴涝居民的礼教与生活力量写得更深厚强烈一些,或者到然而一大转的时候——由怕战争到敢抗战,——才显着更自然而有力。”“专从文字上说,已足使我爱不释手!”“书的末尾似乎弱了一些”……朋友之间相互评论作品,好就说好,不作溢美之词;有欠缺处也不讳言,绝不隐瞒敷衍,这才是真正文艺批评的尊严与品格,两位先生为文坛留下了好的范例。

   后来,《鸭嘴涝》欲再版,吴先生对此书名不满意,1945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说:“思更一名,久久不得。”于是,与朋友们一起商议,1945年10月10日吴先生记:

   思将书名更换,以群谓当以两字含示人民潜伏力量初初发动之意。我初想到乡间一种传说,谓地震为鳌鱼睁眼。盖神鳌为张天师降伏于地层之下,每睁眼睛,即地震。故欲以“神鳌睁眼了”为书名。以群说不佳。我乃又思得“惊蛰”二字正副以群之取义,以为甚妥。遂改名。……

   ……与周(钦岳)同行至文协,与老舍谈甚久,……老舍以为“惊蛰”之名不佳,为另取名曰“山洪”。山字甚佳,洪字则不恰当。然“惊蛰”二字实太泛。

   最终,吴先生采纳老舍之意,改书名为“山洪”。1945年10月13日吴先生记:

   晨起,作《山洪》新版题记。

   这一书名就成了两位文学至交的小小纪念。

  

   记得师从吴先生学习中国小说史时,曾经听吴先生讲过与老舍先生一起联诗的趣事;后来,吴先生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一文中,专门对两人一起同作人名诗的情景,做了精彩的表述:

   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一次,老舍把膝头一拍,对我说:“大雨冼星海!看这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我对下句:“长虹穆木天。”他也说不差。一次我说:“你听这一句:‘梅雨周而复。’”他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这两联,以后凑成两首五律,并加了标题:

   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冼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冀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绀弩黄药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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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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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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