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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个转机

更新时间:2016-04-11 15:40:06
作者: 沈从文 (进入专栏)  

   调进报馆后,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房中只有一个窗口,门小小的。隔壁是两架手摇平板印刷机,终日叽叽格格大声响着。

   这印刷工头倒是个有趣味的人物。脸庞眼睛全是圆的,身个儿长长的,具有一点青年挺拔的气度。虽只是个工人,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削了几块白木板子,用钉子钉到墙上去,就把这些古怪东西放在上面,我从司令部搬来的字帖同诗集,却把它们放到方桌上。我们同在一个房里睡觉,同在一盏灯下做事,他看他新书时我就看我的旧书。他把印刷纸稿拿去同几个别的工人排好印出样张时,我就好好地来校对。到后自然而然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一熟悉,我那好向人发问的乡巴佬脾气,有机会时,必不放过那点机会。我问那本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是什么,他告了我是《改造》以后,我又问他那《超人》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脸庞同眼睛皆圆圆的,简直同一匹猫儿一样,"唉,伢俐,怎么个末朽?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我只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随园女弟子。""再新一点?"我把头摇摇,不说话了。我看到他那神气我倒觉得有点害羞,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我可就知道了,因为我顺从他的指点,看了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看完后我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纸?是老《申报》吗?"于是他一句话不说,又把刚清理好的一卷《创造周报》推到我面前来,意思好像只要我一看就会明白似的,若不看,他纵说也说不明白。看了一会儿,我记着了几个人的名字。又知道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的地方,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脚却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少越好,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多越好。我自己明白了这点区别以后,又去问那印刷工人,他告我的大体也差不多。当时他似乎对于我有点觉得好笑。在他眼中我真如长沙话所谓有点"朽"。

   不过他似乎也很寂寞,需要有人谈天,并且向这个人表现表现思想。就告诉我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既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普通新闻栏说的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等记载,便想,自己读书既毫无机会,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就全部买了邮票,封进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末尾署名"隐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去,请求转交"工读团"。做过这件事情后,心中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

   那时皮工厂、帽工厂、被服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师范讲习所第一班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我一面在校对职务上做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问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处去欣赏那些我从不见到过的东西。修械处的长大车床与各种大小轮轴,被一条在空中的皮带拖着飞跃活动,从我眼中看来实在是一种壮观。其他各个工厂亦无事不触目惊人。还有学校,那些从各处派来的青年学生,在一般年轻教师指导下,无事无物不在新的情形中,那份活动实在使我十分羡慕。我无事情可做时,总常常去看他们上课,看他们打球。学生中有些原来和我在小学时节一堆玩过闹过的,把我请到他们宿舍去,看看他们那样过日子,我便有点难受。我能聊以自解的只一件事,就是我正在为国家服务,却已把服务所得,做了一次捐资兴学的伟大事业。

   本军既多了一些税收,乡长会议复决定了发行钞票的议案,金融集中到本市,因此本地顿呈现空前的繁荣。为了乡自治的决议案,各县皆摊款筹办各种学校,同时造就师资,又决定了派送学生出省或本省学习的办法。凡学棉业、蚕桑、机械、师范以及其他适于建设的学生,在相当考试下,皆可由公家补助外出就学。若愿入本省军官学校,人既在本部任职,只要有意思前去,即可临时改委一少尉衔送去。我想想,我也得学一样切实的技能,好来为本军服务。可是我应当学什么能够学什么,完全不知道。

   因为部中的文件缮写,需要我处似乎比报纸较多,我不久又被调了回去,仍然做我的书记。过了不久,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糊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谢一切过去的生活,造就我这个结实的体魄,没有被这场大病把生命取去。但危险期刚过不久,平时结实得同一只猛虎一样的老同学陆弢,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泅过宽约一里的河中,却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第四天后把他死尸从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

   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到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当我把这点意见,这样打算,怯怯地同我上司说及时,感谢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分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二十(1931)年八月在青岛作

   二十九(1940)年十月十日在昆明校改

   三十(1941)年一月七日校毕

   1980年5月在北京修订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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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文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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