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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从人质危机看日本的中东外交: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的两难

更新时间:2016-04-09 15:40:02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开始对安倍施压,要求政府与约旦加强合作,尽快解救人质;但如果说服约旦交换人质,又会破弃日本一直标榜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的立场,违背美国“绝不与恐怖分子交易”的原则,失信于国际社会。就在安倍政府左右为难之际,后藤已被IS杀害。

  

   为何一直表态要积极营救人质的日本政府,实际上缺少实质性的行动?日本外务省在尝试营救汤川失败后,要求后藤健二前往叙利亚作为中间人与绑架组织联系,因此后藤虽然是自由媒体人,但前往危险地带营救汤川却是肩负政府的使命。尽管日本政府2014年8月就知道汤川被拘押,11月已知晓后藤被第三个向导出卖遭到IS绑架以及要求后藤妻子支付1000万美元赎金的邮件,但隐匿这一信息,并未采取任何积极的解救行动。因为当时安倍内阁内政、外交均不顺畅,国内支持率因提高消费税而下降,对朝外交启动了“拉致”调查却毫无结果,所以担心如果公开有关信息会不利于将在年底举行的众议院选举,因此决定隐瞒消息以免冲击选情和安倍政权,放弃了营救汤川与后藤的最好时机。日本外务省得知首相计划访问中东,曾建言人质问题尚未解决应推迟出访,但被首相官邸拒绝。安倍首相还是按照既定计划出访中东,并在被IS视为死敌的以色列谈笑风生、志得意满,又在埃及高调发表反恐讲话,宣布提供2亿美元的援助,激怒了IS,成为日本人质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因此日本政府对于人质事件并非毫无责任。为了政府和政党的私利而无视国民的生命安全,暴露了安倍之“俯瞰地球以外交”的虚伪性。

  

   这次人质危机凸显了日本中东外交的难题。安倍内阁既要解救人质以维护政府的威信,也要参加反恐突显日本的“国际贡献”。两者如何权衡处理是一个重大而两难的外交挑战;处理得好,外交内政都加分;处理的不好,国内国外都挨骂。尽管被人质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在解救人质与坚决反恐之间徘徊良久、犹豫不决。但日本政府在人质危机发生之初就已经决定:牺牲小义(两名人质),成就大利(对美一致和反恐的国际承诺)。这就意味着,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决定为维持对美外交一致和强硬反恐政策而放弃人质。安倍首相反复宣称“绑架是不能被允许的恐怖行为”“对于卑劣的恐怖主义决不屈服”,利用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明确表示不会向IS支付赎金,要与恐怖主义做坚决斗争。这种坚定加入美国反恐联盟的做法不会不激怒IS,一旦IS杀害人质,就可以利用国民的愤怒心理,采取强硬措施推进安保法制。美国的布什总统利用“9.11”袭击,颁布“爱国主义法”,国民因此认同NSA(国家安全局)的各种侵犯人权的监视活动。法国恐怖袭击案后,一直支持率低迷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民望大涨,各种反恐对策、治安措施获得国民的一致赞成。利用恐怖袭击以后国民产生的排外情绪,实行更为强硬的国家治理措施,在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恐怖行为和暴力残杀导致的普遍憎恶会增加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排除对政府不满的言行,提高当局绑架舆论、凝聚民意、推行政策的能力。《读卖新闻》在人质事件发生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3%的日本人认为,如果不听政府劝告在海外卷入恐怖主义事件,责任自负。[6]安倍一意孤行要抛弃战后和平主义,变日本为“普通国家”,正好需要这种跟政府立场保持高度一致的国民情绪和社会舆论?

  

   二、见风使舵: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

  

   人质危机以日本人质被杀而告结束,突出表明了日本的中东外交在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之间的两难困境。从更为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其实一直都处于这种左支右绌的两难境地之中。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人质危机”与“反恐统一战线”的两难,本质上是本国利益与“唯美是从”的矛盾,是日本外交如何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的两难困境。

  

   1972年石油危机时,中东石油输出国视日本为支持以色列的西方一员,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严重依赖中东原油供应的日本在“生死攸关”之际权衡利弊得失,也顾不上什么同盟的利益和对美战略依从,立即照会驻东京的10个阿拉伯国家大使开展“亲阿外交”。内阁副首相三木紧急访问沙特、埃及等中东八国“乞讨石油”,公开声明:“中东的石油构筑了我国今日的繁荣,愿实现中东和平来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意愿是当然的责任。”宣布对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改造修复提供380亿日元贷款,对叙利亚的炼油厂建设提供67.5亿日元借款,对伊拉克、约旦等国提供总额1400亿日元贷款。日本的中东外交及时转换以及经济援助卓有成效,换取了沙特为首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从禁运“黑名单”中删除日本,视日本为友好国家,恢复对日原油供应。这是战后日本外交第一次在重大外交危机之际,选择自身利益、放弃“唯美是从”,通过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外交调整有效地保障了中东原油的对日供应。此后1979年因伊朗革命而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在美国因人质危机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之时,日本没有追随美国制裁伊朗,宣称遵守已签署的原油协议,不会改变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两次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保障了日本的石油供应安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坚持“亲阿”的中东外交直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美国主导的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崇尚权力的日本再次将中东外交迅速从“亲阿外交”转为对美战略依存。其原因,一是日本政府判断美国将在战后掌控中东地区局势,拥有巨大的实力优势且将长久维持下去;二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只出钱、不出人,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但没有派战斗部队协助作战,遭到美方严厉指责,使日美同盟遭遇信任危机。日本政府迅速做出补救,一边派出扫雷挺参加波斯湾的扫雷行动,一边于1992年6月9日和15日在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法案规定政府可在国际危机发生时向海外派遣2000名携带自卫武器的自卫队员,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首次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

  

   更为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日本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利益诉求要做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大国。而依托美日同盟是日本转型成为政治大国的捷径和必要条件,日本的中东外交再次转向,从“亲阿”转而“亲美”。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小泉政府奉行“对美一边倒”外交,主动提出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执行维和任务,在海湾和印度洋为美军提供油料等补给。但日本外交对美国的战略依存,并未使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随着美国的影响力上升而上升,以至于一旦中东有事仍然缺少可资有效利用的外交资源。安倍首相全力支持美国轰炸IS,并用内阁决议来改变宪法解释,宣布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防卫省解释说:“基于积极的和平主义,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设立基地是正确的。从与美国、北约合作共享恐怖主义情报的目的看,强化这个基地是有益的”。但在IS看来,这就是日本想参加美国为首的“十字军”与IS为敌的证据。IS在网络上公开了一段视频,内容为IS所控制地区的居民对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大为不解,“美国曾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虐杀日本人。为何日本还要帮助美国杀害穆斯林呢”?[7] 这一问切中了日本中东外交的要害,也是日本政府无解的方程式。

  

   2014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日时,两国已协商过安保政策、防卫合作、武器开发等,安倍首相访以拟进一步推进双方军事合作。人质危机发生后,安倍首相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为确保海外日本人的安全,要扩充政府开发援助。外务省政务次官在访问伊拉克,也承诺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日本政府2015年2月通过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取消了以往ODA资金不得用于支持外国军队的限制,使得日本的ODA也可以用于支持中东国家对IS的军事行动[8]。日本国民尚一无所知,政府已把中东外交从“站在阿拉伯一边”改为“站在以色列一边”,而这一重大外交方针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2名日本人在海外丧生以及IS视日本为敌。今后,中东地区再次发生人质事件或激进组织对日本的恐怖袭击,都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日本的中东外交的最大战略资源是它没有侵略中东的历史。  但这一战略资源随着日本抛弃“一国和平主义”的进程而逐步丧失。在中东各国的穆斯林看来,2003年小泉内阁决定出兵伊拉克,使日本成为美国大中东战略的马前卒,穿着自卫队军服的日本人都属于美国为首的“十字军”,日本外交形象在中东地区逆转成为“撒旦的帮凶”。近年来中东穆斯林对日本的亲近感越来越少,人质事件与这种心理认知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打了14年,结果恐怖组织越打越多,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如果安倍引领日本走美国的道路,“汤川--后藤事件”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头。无论如何,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而非“积极的和平主义”,才是日本人在国际上真正有效的防身之道。

  

   三、借题发挥:人质事件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冲击

  

   1、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冲击

  

   虽然以前也发生过日本人质被绑架杀害的事件,但此次是IS直接向日本政府喊话,并通过录像和网络广泛传播,给日本民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人质危机发生近两周的时间里,日本政府进行的交涉曾让很多日本人期待事件可能会拖延下去而不是人质立即被害,结果人质被害给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失望。

  

   一是对政府的失望。日本国民对政府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的束手无策十分失望。日本政府没有一边谈判、一边准备武力解救的能力,因为连人质所在地都不知道,谈何解救?实际上只有通过巴勒斯坦的阿巴斯,再通过哈马斯,与绑架者就赎金讨价还价。但这样做势必激怒绝不与恐怖分子进行交涉的美国。2013年底成立的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情报收集、部门协调和危机管理方面也并未发挥作用,尽管外务副大臣赴现场指挥,但没有证据表明直接接触过IS。日本政府在应对人质事件中缺乏应有的紧迫感、急切感,虽然首相、外相表示高度关注,但除了请求有关国家提供信息、给予协助,几乎一筹莫展。IS发表第一份威胁声明后,安倍首相即表示“决不屈服恐怖主义”,利用人质事件进行国内政治动员、推进修宪等既定国内政治议程的意图昭然若揭。在生命第一的原则下,首先要尽量使对方不伤害人质,而安倍首相却反复宣称“日本不会向恐怖屈服,要为国际社会的反恐贡献力量”。反恐当然是政治正确的,但一国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反复刺激对手,无助于解救人质。

  

二是对美国在事件进程中无所作为的失望。美国为打击IS组织了60多个国家的联盟,但打击效果有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在人质被杀后迅速开会发表声明以安抚盟国,但对日本并无切实帮助。3年前,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制裁叙利亚,迫使叙撤回驻日外交官。如今叙政府成为抵抗IS的中流砥柱,当日本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人质危机时,在东京已经没有叙外交官了。安倍好大喜功,低估了IS的恐怖袭击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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