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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古典身份传统与义务伦理的演进

更新时间:2016-04-08 10:16:05
作者: 秦小建  
只有作为这种最高幸福的组成部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使人享有乐趣。”[11]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虽反对苏格拉底的“德性天成”,但他也承认所有人都怀着正义观念以及被别人承认的愿望,而正是这种本性使人必须成为共同体生活的一员,他表示,当人们在公民大会上相遇时,“如果问及如何才能把一个城邦治理得更好时,由于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完全公正和理性的思考,所以必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义务分享这一殊荣,否则根本就不会有城邦的存在。”[12]

   可见,公民在城邦政治生活享有完全的参与权,当然这一所谓“公民权利”不能与现代所言的公民权利同日而语,后者意味着个体利益,而前者的基础却更多的是以公民对城邦的“义务”形式存在着的。而且,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依附于公民“身份”,那些没有资格参与城邦生活的奴隶,即使其技艺再高超,也不过是为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生活而服务,无怪乎亚里士多德径直将其称为“会说话的工具”。对于古希腊公民的这种自由观念,贡斯当做出了经典的总结:“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他们亦承认个人对于社群(共同体)权威的完全服从是何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13]

   (二)城邦先于个人

   古希腊“身份政治”的舞台是城邦,其立足点在于城邦政治及其所承载的“正义”。城邦是公民生活的中心,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在城邦起源问题上,柏拉图认为除了“我们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别的理由了。[14]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家庭是最早形成的共同体,然后联合成为村落,“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15]因而,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而建立的,所有共同体都旨在追求某种善。[16]城邦与公民之间有一种现代思想家梦寐以求但又难以企及的休戚与共之感:“城邦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直接和自然的,他们的利益显然是结合在一起的,除非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否则城邦就很容易破坏,人民遭到奴役;除非城邦为人民着想,它就很容易衰亡。”[17]在精神层面上,城邦是公民的灵魂寄托,城邦承载着促进、培育人的灵魂发展的重任,城邦的目的就在于寻求城邦与公民利益的一致和灵魂的一致,这就是城邦的“正义”。

   实际上,正是在城邦“正义”观念的覆盖下,现代意义上以个人自主为内核的个人自由,在雅典城邦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贡斯当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都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18] 公民除对城邦承担一系列义务之外,在包括婚姻、财产甚至穿着等个人生活方面也必须遵守各种法律和规定,同时公民在教育和宗教上更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19]就此而言,“身份”一词在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中分别具有不同含义,因而,对于“身份”所承载的人的价值,不能单一而论。

   (三)古希腊身份政治的义务伦理

   应该说,古典身份传统自始承载着一种伦理:在身份制下,身份不仅意味着“权利(权力)”,也意味着“义务”和“责任”。公民身份维系了人与共同体的紧密联系,蕴含着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城邦政治的一致性,因而能够产生公民与共同体休戚与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古希腊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于,在政治程序上,城邦公民身份构成了城邦民主制的资格要件;从实质意义上而言,城邦公民的身份是“美德”的载体,不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如奴隶,连享有美德的资格都没有。正因此,城邦公民对城邦政治普遍有一种休戚与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古希腊身份传统的这种伦理性,是古代社会身份传统不能被忽视的一笔思想财富。不过,身份伦理与政治生活的完美结合,依赖于客观而自然的条件。贡斯当指出,狭小的领土及其所导致的好战精神,使安全、独立和生存成为古代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奴隶制的存在将手工业委托给带镣铐的人,从而让自由人得以有闲暇关注政治生活。[20]霍布豪斯分析到:“当时没有教会与国家的对立,没有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分歧,没有宗教和非宗教之间的分歧使公民不能尽到效忠义务,使良心的力量反对爱国的义务。”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今正在辛辛苦苦满腹狐疑地力求恢复的理想,在古希腊的生活条件下自然而然实现了。”[21]总而言之,城邦身份政治的理想图景依赖于多种客观条件的并存,因而也潜含着多种变动的因素。

   (四)“身份政治”的悖论与城邦政治的衰落

   然而,“身份政治”所追求的城邦正义与公民美德的和谐一致的理想图景,终归是一种理想:一方面,“身份政治”内在的悖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城邦政治只能是历史长河中各种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它无法经受风雨变幻的现实的摧残和各种欲望的引诱。因而,身份政治注定走向衰亡。

   城邦的公民“身份”是僵化的,从来没有跟着城邦政治的发展而扩展。城邦由奴隶、无公民身份的自由人和公民组成,仅有“公民”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妇女亦除外)。“(城邦)居民中包括奴隶和农奴,在许多城邦中有大批原初被征服的人的后代,他们本身是自由的,却被排斥在统治圈子之外。”“这一部分也许是老的氏族组织遗留下来的影响,一部分也许是财富的增长和新的阶级划分的结果。”[22]而公民身份的获得是基于血缘等先天条件,梭伦改革也仅是以财产为标准来赋予公民身份,这样的后果就是,公民身份的范围变化永远落后于现实政治诉求,从而导致城邦政治困扰于派系斗争之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道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城邦现实:“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分成相互敌对的两个部分,一为穷人的、一为富人的,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23]萨拜因分析道,古希腊那种和谐的共同生活理想之所以如此持续不断地成为希腊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因为这个理想未能全部实现或未能稳定的实现。真正的现实是,“人们总是向一个特定形式的政府或一个政党而不是向城市(城邦)表示忠诚,而这种表示忠诚的做法极其容易甚至不是忠于一个政党,而是彻底的政治上的利己主义。”雅典的实践表明,“在雅典的政治活动中,完全可能存在派系斗争和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两种危险。”[24]

   以上足以说明,古希腊“身份”制度自始便有一个悖论存在:“身份”内含有保守的特性,它顽固地拒斥外来的冲击,因为一旦放开,“身份”将不复为“身份”,从而丧失其本原意义;然而,如果“身份”不向外界开放,那么其必然因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没落。因此,选择扩展还是固守,以及扩展到何种程度才不致降格“身份”,一直是“身份”制度面临的难题。柏拉图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此作出的回应仍然不能算是成功。柏拉图依据自然正义论,即人应该按照自己的天赋和自然本性来承担城邦的一项工作,提出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认为虽然不排除禀赋遗传不一致的可能,但人的天赋在大多时候是可以继承的,即“金生金、银生银”——说到底,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身份”固守,因而必然无法直面现实中高度运行的“身份”博弈。而亚里士多德更为极端,他直言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而这种身份观,显然无法应对城邦衰落的现实。

   而从现实维度而言,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公民身份所承载的义务伦理着实不堪一击。萨拜因说到:“希腊人幸运地没有受到两种错觉的影响:一种是幻想他胜利就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另一种是自认为他承担着的义务是‘来自上帝的严峻的意旨’。”[25]而在现实中,这两种“错觉”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可以看到,人性的弱点在雅典爆发的瘟疫及随后遭遇惨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暴露无遗。雅典瘟疫使人感受到死亡的迫近,这促使人们摆脱了来自神或人类法律的禁忌,追随欲望寻求一时的行乐。在死亡的威胁之前,人之前被克制的欲望被死亡的威胁彻底激发出来。而战争的原因植根于渴望、迷恋荣誉的统治欲,暴力成为无缘无故、肆无忌惮的行为,其范围不以正义或城邦的利益为限,而以强者的随心所欲为转移。正义陷入无能。因而,修昔底德不无悲哀地提醒到,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天性一有机会就会一次次地战胜正义和法律的脆弱约束。[26]“城邦先于公民”这一立场遭遇了逆转,公民品性急剧堕落。而各种冲破政治“身份”而追求享乐及个体利益的行为,最终从根本上损害了城邦赖以存在的美德,“身份”伦理逐步衰退,以此为根本的城邦政治最终随之走向败落。这直接导出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经色拉叙马霍斯之口、并由格劳孔与阿德曼托斯进一步推进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不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生活的要好”的“正义”观念。简单地用几句话概括这一观念,即是:“世人多作恶,举步可登程,恶路且平坦,为善苦攀登。”[27]

   面对城邦的这种困境,苏格拉底痛心疾首,他的使命就在于,以整体主义(诉诸自然追寻人的本质)的哲学观,通过系统的观念塑造和城邦设计,以及对“知识即美德”的宣扬,企图恢复希腊传统的美德观念,重建城邦已然退化的正义观,引导人们追求灵魂上的完善,进而实现公民与城邦在美德上的协调一致的理想。柏拉图等先哲们的努力,正是试图重归城邦与公民关系的理想图景。在他们看来,个体对个体利益的追逐,哪怕并没有损及城邦利益,也是对城邦美德和个人正义的一种败坏,严重点说,是被私欲蝇营狗苟的“不正义”。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先是驳斥了四种错误的正义观,然后通过对城邦的形成过程的分析,指出正义就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城邦由哲学王、护卫者和工商业者三个阶层组成,“(正义的)这一品质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分别对应着三个阶层)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他们产生智慧一直保护着它们。”[28]个人的正义是由城邦的正义“由大到小”推论出来的,个人的灵魂同样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与城邦的正义一样,“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29]节制、勇敢和智慧三者在人的灵魂里和谐相处,那么人就是正义的,灵魂就是健康的。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个人的正义与城邦的正义实质是一体的,“理想国”就是每个公民基于城邦的利益行使自己美德的公民联合体。不过,《理想国》的设想无法阻止城邦政治的衰败:一方面,城邦政治所仰赖的客观而自然的条件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保守再也无法抵御城邦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兴的新生阶层利益诉求的冲击。城邦政治最终走向末路,“身份政治”随之淡出。柏拉图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法律篇》中重新承认了源于习俗的法律,并将法律的统治视为“第二等最好”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升华了柏拉图的设想。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设想虽在当时无济于事,但或多或少地在现代国家得到实现了。

  

三、古罗马身份传统的延续和转向

   (一)后希腊时代的身份迷茫

公元前338年,希腊诸邦最终被马其顿所征服,古典共和政治就此彻底终结。“公民”称呼虽保持如旧,但其所承载的城邦正义与公民美德相一致的和谐精神却永远不复存在了。史学家W.塔恩在《希腊文化史》中总结道:“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或自治的城邦国家一份子的人已经同亚里士多德一道完结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是同亚历山大一道开始的。”[30]其实,正如上文所言,在城邦政治的内忧外患之中,城邦与公民利益的一致性逐渐被现实所消损,人们再也无法在城邦中寻找到那种熟悉的归属感了。人们该何去何从:人的价值是不是只能由城邦赋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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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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