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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

更新时间:2016-04-06 22:09:55
作者: 章清  
报章杂志尤其面临如何赢得“公众”的问题。61前已道及,中国报界走通这一步,颇有曲折。以《时务报》的发行来说,就显出过渡时期的迹象, “既在上层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明令阅读;又在基层劝人读报,广设派报处。”62不过,尽管很难给出具体指标,以说明“公共舆论”的产生,但通过报章杂志的自我表达,还是可以清楚其中转变的痕迹,这不单是对舆论重要性的肯定,关键还是报章的定位已渐渐围绕“公”这一环节,多有阐述,道出“我国数千年之独裁政治,固将一进而为舆论政治矣。”63这方面,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堪称其中的代表。该报报名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从创办初期英敛之(1867-1926)所写的几篇文字看,该报的定位是清楚的,“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64如果说这样的表达尚属平常,但该报对报纸功能的表达,却堪称“先觉”,尤其突出了报馆多少与国民之智愚和国家之强弱,实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五百年中,东西大事,几若借报纸为转移者。”并且竭力推崇英国《泰晤士报》“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65注意到英国泰晤士报“读者三十万”,此甚要紧,事实上,《大公报》创办伊始,已有培育“阅读公众”的自觉,希望能使农工商贾、妇人孺子各色人等,“莫不能阅报,莫不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甚至表示,“世有以予言为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66

   我们还可以《东方杂志》为例,审视报章杂志如何关注于对“公共”的表达。重要的是,这些报章杂志,其自我意识,是否也有代表“公议”的立场。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有着“杂志的杂志”之誉。该刊首揭“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宗旨,除本社撰译论说,广辑新闻,同时也接受外来稿件。67 应该说,这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中,并无特色可言。创刊不久,《东方杂志》即有文章检讨中国之书报,指出“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者则纠正之。”68以名誉来讲新闻之地位,当然尚嫌不周,但已多少表明斯时颇为关切舆论的作用问题。差不多10年以后,该刊又有一篇论述杂志界“职务”的文章,将杂志之职务,举为三端:研究学理,启发思想,矫正风俗。特别提到,杂志“内之足抵教室外之授课,外之足为个人行动之标准,举凡学问之互助,主义之取舍,转移风尚,改良习俗,几无不藉杂志为进行之利器,宣布之机关。”69当杂志刊行到20年,则有《本志的第二十年》的总结文章,强调“我们是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舆论的指导者的”。因为文章主要着眼于时评立说,又特别指出,对于时事所下批评,“决不敢以此为最终的定论”,只不过是“一种参考的资料,讨论的楔子罢了”。70《东方杂志》20年来这些可看作自我角色确证的文章,实际也勾画出这些年来中国报章杂志的演变轨迹,持论似乎是越来越低调。最初是以“舆论之母”进行定位,“清议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10年之后又以杂志为“转移风尚,改良习俗”的 “宣布之机关”,20年后则以“舆论的顾问者”自居,而不敢“自居舆论的指导者”。

   难道这就是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命运?是不是远离政治,没有具体的政治主张就是代表“公共”?这确实耐人寻味(详后)。实际上,不单《东方杂志》显出这样的走向,“五四”时期的杂志也是如此,那些明确标举“公共论坛”的刊物,往往都着力于淡化自身的政治色彩,而且常常是政治衰朽,党派之争陷于白热化,或国家遭遇危机之时,就会出现标榜为“公共论坛”的杂志。除颇具典型意义的《甲寅》杂志,以后那些通常归为自由主义的杂志,也是如此,如《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及《观察》周刊。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可归于“政治”在中国的衰落有关,但这也提示我们注意近代中国表达“公共”需要深思的问题——“公共”的表达是不是成为一种“姿态”。

   《甲寅》1914年创刊,其宗旨在扉页启示中有明确说明,“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欲下论断,先事考求。与曰主张,宁言商榷。”不但发言风格较为低调,尤其还突出了该杂志守护于社会的立场,“为社会写实”,“为社会陈情”。因此,《甲寅》也毫不避讳其要作为“公共舆论”之机关,“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71应该说,该杂志所拓展的“论述空间”,确如其自诩那样,试图保持“公共”的立场。《甲寅》创刊时,正值袁世凯解散国会之际,章士钊(1881-1973)发表的《政本》,就试图在对决的双方求“有容”之论。一方面强调为政之根本,在 “不好同恶异”。这显是对袁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指出革命党同样犯了“好同恶异”的错误,“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72这样的立场,固不免遭致“援恶”的批评,认为其只不过是“为恶政府谋救济”,但也不乏“友声”,杨昌济(1871-1920)在日记中即赞曰:“秋桐以好同恶异为社会种种罪恶只原因,大有所见。人不可不尊重自己之言论自由,又不可不尊重他人之言论自由。” 73

   如以“后五四”时期自由知识分子所办刊物来看,这种“姿态”更为明显。创刊于1924年的《现代评论》,就明确树起“公共论坛”的旗帜,“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74其“公共性”的体现,首先是并没有强调自己的主张,只是原则性地说明杂志所刊文章类型;同时也没有以固定栏目接纳社外稿件,以示与社员的区别。《独立评论》的创刊缘起“九一八事变”,从一开始,该刊就力图“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刊物”。到第四年,发行量已高达一万四千余份,寄售及代订处分布全国,难怪胡适不无自豪地说:“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 ——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751945年创办的《观察》杂志,也秉承了这一立场,明确表示:“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尽管该刊并不讳言其同人“放言论事”,主要是以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发言论事”。但也强调,“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76

   此可看出,近代中国的报章杂志经历多年的发展,某些报刊确实具有“公共舆论”的特点,而且,逐渐超越“自诩”与“姿态”,构成了一种“立场”。也许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标准,以此来衡断究竟哪些报章杂志可以看作“公共论坛”,但通常归为自由主义的杂志,如《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观察》等刊物,该是最没有疑义的。只不过对于“公共”的表达,尤其是对“公共论坛”的认知,并不尽同。

   那么,除了报章杂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张扬的“公家”意识,还有别的形式吗?答案是肯定的。获悉陈独秀(1879-1942)受命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汪原放(1897-1980)就表示说,就陈而言,“做北大文科学长是比做一个大书店的老板要好得多”,学校、报纸和书店都重要,但“学校是最重要的”。 771921年高梦旦(1870-1936)希望胡适辞去北大教职,到商务去办编辑部,胡适也坦言,“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781926年张元济(1866-1959)在报上发表退休启事,胡适见后立即劝其打消辞意。胡既知张对商务的意义,更肯定商务本身的意义,“商务此时尚未到你们几位元老可以息肩的时机,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一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渡过这风浪的时期。”79尽管在不同场合,知识分子对学校、报刊、书店的重要性各有说词,但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渐渐萌生立足学校、报刊或书店的“岗位意识”,也是清楚的。这是检讨近代中国“公共论坛”值得注意的,或许可以说,报刊媒介催生的“公共论坛”,多少已构成表达“公共”的制度安排。

  

   三,何为“公共”?谁的“公共”?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947年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这段话,我们不会陌生。这段话的确值得重视,其重要性不仅是在“入政府”、“组党”和“办报”三者之间,傅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办报”。联系上下文,我们还可了解,这是傅在表白“自由主义者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信中还表示,“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80胡适在回信中也说了一些 “赤心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政府的一种力量。”如果入了政府,“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81很显然,胡适与傅斯年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公共舆论”,我们也可藉此关注讨论近代中国对“公共”的表达不可回避的问题:何为“公共”?谁的“公共”?

   依托于“公共舆论”,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角色与身份确证,对于这样的身份,读书人也是颇为自负的。早在20世纪初,杨度(1875-1931)已有 “舆论即武力”的论辩,有人责难杨说,“观各国往事,其仅以舆论而奏功者甚鲜,且揣中国之前途,亦未必可不用兵力而能遂其开设国会之愿。”杨度就答复说: “谓无兵力而仅有舆论之决不能成者,乃过甚之词也。”82而胡适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更是明确向聚集在他周围的读书人表白说:“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胡适的答案是,“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势的人。因为我们有权有势,所以才受到种种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压迫,甚至于 ’围剿’等。”83这一点胡适所说的也许并不错,一介书生可不是凭借手中的笔指点江山?权势集团打压、围剿读书人,也算得上读书人力量不可小觑之明证。然而,倘若知识分子仅仅是经由权势集团的打压、围剿才证明其力量之存在,那么也该进一步探问,其角色力量仅止于此吗?其实,胡适的话里话外,已表明知识分子位置感依旧没有落实。而导致这一结果,关键还在于对“公共”的理解尚有不少可虑之处。

   “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是林毓生阐述的著名论点,认为受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社会条件或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相比,更强调思想和文化改革应优先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其中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它一切必要变革的基础。 84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龚自珍(1792-1841)已有“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看法;85张之洞(1837-1909)在《劝学篇·自序》也曾阐述独到的见解,“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861913年吴稚晖(1865-1953)、蔡元培(1868-1940)、李石曾(1881-1973)、汪精卫(1883-1944)等聚谈时,也有这样的共同感受:“皆确然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87此可看出,所谓“学高于政”的传统,同样影响着20世纪中国读书人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发生在胡适身上的诸多事例,对此即有充分的说明。

我们知道,所谓“二十年不谈政治”,“要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政治的变革奠定革新的基础”,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也是试图藉文化与道德以形成“政治秩序”的思想方式的具体呈现。更具诡异性的是,胡适并非是因为政治丑恶而明哲保身,他是真诚觉得有比政治更根本的问题。而因为暗含文化的优先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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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92-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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