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辞世已经近一年了。我早要写点东西寄托哀思，几经动笔辍笔，现在重又开头。原来构思中想说的一些事，在周先生陆续出版的书中多有提及，这篇短文也许可以与之照应。《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这三部书，与此前汇集在《周一良集》中各种沉甸甸的历史论著虽说是两类不同作品，但同样是历史。有人评说周先生随笔性的作品都有很高的学术含量，都是名家史笔，我是很同意的。这三部自传性的书以叙事为主，间有议论，寓论于史。他取《毕竟是书生》为头一部自传体著作的书名，凝重中隐含沉痛，表明了他的史法特点。
顺便提及，“毕竟是书生”是我与周先生在魏建功先生悼念会场中参读众多挽联时发现的辞句，当时我们同时称好，还议论了一阵。他大概从那时就萌生了取此定位的想法。
《毕竟是书生》写得较早，其中除了个人学案部分以外，最具特色的是记下了自己的坎坷，在反思中抒发了久积的郁闷。以后周先生得病，行动不便，不能自由阅读，似乎增添了寂寞感，沉思更多，不断酝酿出深带感情的文章。《郊叟曝言》和《钻石婚杂忆》所思所录，转向怀念青年时期的师友和追忆建德周氏自周馥以来的家世。其中除了表露最为深切的对邓懿先生的鹣鲽情深之外，最突出的感情迸发是《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稿，人们从行文的痛切处可以感觉到，周先生是和着泪写成的。《追忆胡适之先生》同样是“表达自己诚恳的请罪心情”。
只是在对胡适、傅斯年先生的某些学术观点再评价时，我觉得有过头之处。例如傅的“史料即史学”之说过去被不切实际地批判过，现在与其无条件对此说加以颂扬，毋宁从傅文写作时古史新资料大量涌现亟待整理的需要，或者从传统的中国史学与欧洲史学（特别是傅所提倡的兰克史学）接轨的需要来理解傅的用意，说服力可能要强一些。
这个意思我在探视周先生时当面说过。那次探视谈及对陈、胡请罪之文，我脱口说出周先生的心情很像是古时道家上章首过，他浅笑点头。事后我深悔失言，但怎么也没想到一语成谶，周先生竟在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
《毕竟是书生》一书很受社会重视，反应各不一样。曾有人说，在那个年代，政治找上了书生，谁轮着谁倒霉，没什么说头。我则认为，作为自传的重要资料，冷静地记录下来也好，但可能还有认识不到之处，有因违碍而无法说透之处，最好不忙发表，等等再说。但是周先生很认真，自信襟怀坦荡，还是先在日本发表了。这倒真使他在相当程度上驱散了心头阴影。
随后在周先生思想感情上泛起的师友情结，其点睛之笔《向陈先生请罪》一文，理当入《郊叟曝言》怀念师友的一组文章中，只是由于周先生记起此事较晚，所以不得不收入《钻石婚杂忆》。
向陈、胡请罪，是书生自我调适的有效办法，对周先生的心境很有好处，等于又卸下一个包袱。关于家世，过去周先生做过太多的过头批判，晚年还是有所回归，使人感到书生对家世门第毕竟刻骨铭心，不曾忘怀。周先生辞世前以族中长者身份，邀约在京三十余族人子弟餐叙留影，事后只有几天，周先生就仙逝了。这真像是周先生自知来日苦少而做出的急切安排，使他在家世门第情结方面获得一次最后的慰藉。周先生秉性书生，终于历尽劫数，抖落灰尘，回复书生本色，是他的“塞翁”之福。周先生为人极有修养，慎言而又含蓄，陆续刊出的三部沉思之作，于叙事中表达了感情，不过多也不过分，符合他的文风，也符合他的性格。看来还是周先生自我定位准确，他“毕竟是书生”。我个人和周先生接触和交往，经历了半个世纪。周先生战后刚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兼过课，名气很大，听说他学识渊博，兼具世家公子和洋博士风范，只是我一直无缘见到他。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后我是他所领导的教研室成员。学校里风风火火学苏联，搞教学改革，搞思想改造，说是中心工作，实际上是瞎折腾。
在那种政治气氛中，学校领导和系里干部对周先生的认识主要不在于他的学问，而在于他诚心诚意靠拢党组织，是贯彻各项工作的“依靠对象”。当时他只有四十来岁，但却是有身份的老教授。他在三校历史系合并后颇为复杂的人事情况下，处事公道，看问题顾大局，责任心强，办事讲求效率。他对同辈能忍让，人缘好，威望高，很受师生敬重。周先生学风务实，不唱高调。我记得他到我的课堂上作过检查性听课，事后说意见，主要的一条是我念错了一个字。我当时认了错，可是并不理解这有多么要紧。周先生治史重视小学功底，讲究正字审音，有家学传承，也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后来他在《说宛》一文中说到“读书必先识字，遗训秉诸先生”。这使我一下子联想到几十年前对我一字误读的意见，是一个关乎国学修养的指点，只是他当时并未明说。
院系调整后，虽经过“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大家都还是尊重传统史学的。对传统史学的否定，是稍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周先生曾自告奋勇给系内青年教师教日文，我也参加学习。他教学极认真，进度抓得紧，我没有时间预习，当了逃兵，给周先生留下一个坏印象。
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记下了他离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创建亚非史教研室的具体情节，并且说：“巧的是当时奉支部之命来动员我改行的书记田余庆教授，后来也专治这段历史……”
这确是一种巧合。事情是由于余逊先生突发重病，很难恢复，系里临时决定先由借调在外的汪筏先生暂代，让我准备一年，接替余逊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课程。那时我只是一名讲师，接手系里的重头课，资格并不充足，最好是由周先生接手。只是让周先生“转业”的事，在当时以学苏联为国策的政治条件下，关系到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模式完成北大历史系三个“专业”、七个“专门化”建设的“大局”，上下都很关注。至于此事对周先生这位早已成名的中国史专家的个人损失，当时没有人考虑到。
以后若干年在周先生困难的时候，有人向我打听他的思想状况。此时我已悟出一九五四年周先生“转业”毫无犹豫、毫不保留之不易，以此证明周先生思想中最本质之处就是听党的话，而周先生“文革”中的表现，其思想根源也在这里。周先生自己说过，解放以后有些政策他跟不上，但他认定政策来自党中央，所以他总是从自己的出身、教养进行反省，不是政策左了，是自己的认识右了，只有改造自己才能跟上。这就是说，他应是党驯服的工具，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我相信周先生当时的信念是单纯而又真诚的。古人说“披心腹，见情愫”，周先生的这种情愫是他的可敬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其实知识分子好多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只是周先生更为显著而已。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课堂上也是政治挂帅，学校里完全没有学术气氛。这时周先生对我仍然关怀。他把他过去所有论文的抽印本都检送一份给我，这差不多就是他头一部论文集的全部文章，我才获得细读他全部文章的机会，这对我很有教益。可惜我那时没有搞科研的奢求，所以也没有产生向周先生多多请教专业问题的意愿。这个阶段，周先生入党，当系副主任，成为“当权派”了。我与周先生有关的两件事，令我铭感不已。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秋冬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网罗进所谓“党内专家”一案受到重点批评，大小批斗总有一二十次，持续一两个月。最后一次扫尾会上，系里有分量的人一一发言，预定主题是批世界观。周先生发言从自己出身富有家庭、一生顺利谈起，反衬我青少年时家境贫寒，个人奋斗求出路，后来不注意改造思想，忘了本，像刘裕幼时原是伐荻耕田的人，有了本事就当皇帝一样，等等。
我当时感到这个发言构思煞费苦心，是批判我，又尽量不伤害我，客观上还似包庇我，以至于露出了把柄。周先生毕竟是书生，搞政治批判并不练达，露出把柄被人当场抓住，系里一个领导人指责周先生“严重丧失立场”，周先生只好低头不语。
还有一件是借书的事。六十年代初的“调整时期”，政治运动的恶风停息了一阵，我处在被批斗之后的暂时“安全”期，虽然教书和编写教科书的任务重，但还有时间，能读点书。周先生知道我正在读一些丛书，主动对我说，他藏的丛书多年未动了，我可以拿来用。于是我雇三轮车搬回了十余种数十函，装了满满一车。
“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处抄家毁书，我很为借自周先生的书担心。破四旧风潮过去后，我立刻把这批书运回周宅，函套上还留下一些红卫兵封书的封条残迹难于尽除。我还记得《墨海金壶》（或《岱南阁丛书》）中的一函，阅读时被桌上红墨水倾倒浸坏，我非常过意不去，周先生却连说没关系。我想，藏书人帮助缺书人，也算是一种功德，而留下红墨渍就当作是一点纪念吧。
藏书人惜书，我轻易不开口借，而周先生却是如此慷慨豁达，实在令人难忘。周先生还送过我几种古籍复本，其中《封氏闻见记》二册是他亲手校勘过的，从书尾所记干支看，是他二十出头所读。这样的读书方法跟我们今天的“短平快”的读书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辈的人其国学根底的差异。
周先生青年时已是魏晋史名家，在我与他交往中他却从不以师道自居，也不多谈论专业学术问题。他对我的影响毋宁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去年周先生曾让我用他准备的“色纸”写点什么，我写的话有两句是“蜗行龟步自成趣，为有前头引路人”。周先生实际上对我起着引路作用，但又没有多少言论可以记述。
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历史系与祝总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此事是我与祝先生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先生当时用“松散的联盟”五个字一锤定音。至于“亲密”一词，是他根据后来十余年中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联系而加上的，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荣幸。
回顾半世纪以来，我真正认识周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是“文革”以后的事。个人学术接触加多是最主要的原因。周先生姓名常出现在四十年代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杨联陞等人的信札中，几乎都是对周先生的称赞。且举较早的赵元任致傅斯年函为例，赵提到战后招致人才之事，说：“史语所要new 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这样的舆论周先生自己是知道的，但从未听他说起过。
八十年代后期的某年，周先生同我聊起台湾竞选院士的事，说到在美国的邓嗣禹教授曾致函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推荐周先生为院士。吴复邓函说，周先生是中研院旧人，大家对他的学问都很熟悉。只是碍于海峡两岸关系的现状，不便在台湾提出此事。邓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把材料交给北大党委，以示坦荡。
周先生是极其珍惜时间，勤于著述的大史学家。五十年代以前是他的青年时期，以其后来辑成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为代表作，属于史学界同辈中最年轻的佼佼名家之一。“文革”结束之前的二十多年是周先生的壮年时期，这段时间有很多是糟蹋了，但还是有《世界通史》这样亮眼的成果。
周先生毕竟底子深，潜力大，从七十年代中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到稍后刊出论文续集，以至到最近连出新作，内容精湛，数量也相当大。这已是周先生的老年时期。如果壮年时期的时间不被浪费，周先生总体学术成果就更辉煌了。周先生著作加起来看，从青年以至高龄，洋洋洒洒，中外古今，取精用宏，否泰不移其志，老病不辍其业，周先生可谓不朽矣！
（本文原载《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