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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斌:有怨无悔田余庆

更新时间:2016-04-06 17:21:48
作者: 郝斌  

   田余庆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老友相聚,说到往事,常常会联想到他,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会立即跳到眼前。他和北大历史系、他和他所从事的史学之间,情怨缠绵,交错了大半辈子。我想起一些事,写在这里,年轻的朋友看了如果还觉得新鲜,对我们的田先生,也许可以算做另一种特别的追念。

   田先生早年本来学医,弃医学史是后来的事。改行之后,他就同史学、同北大历史系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田先生治史,有一种过细的钻研功夫,更有他独到的见解。正所谓高处着眼,细处下手。对这种治学的路数,他的前辈、他的同仁和他的学生,多半给予赞许和服膺;受他熏教的一些弟子亦摹亦随,得益不小。如今在北大的中国中古史中心,这样治史的路数,得到推崇,似乎渐成风气。

   几十年下来,田先生著述兼作,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他讲课,不疾不徐,传业解惑,使听者如坐春风,偶有见解抒发,让人如饮甘醇。学生们几十年后相见,他讲的什么,固然不复记忆,但都觉得回味有余。他认为,做到这步,算一个不错的教书匠。堂上堂下,他注重教给学生治学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到自己得意的地方,他不把话说满,而是给学生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他多次说过,课堂之上与学生的成功互动,让他从中获得的启发,是促他深入思考的一大动力。

   在研究方面,他写出单篇论文若干,成书的专著只有《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拔史探》三部,这不能算多,若以时下的风气来论,只能说是太少了。可这少有的几部,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甫一发行,就令业中人士眼睛一亮,被认定是传世之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有人甚至用“洛阳纸贵”来形容。一部学术著作,哪能享得这份荣显?这种夸张的说法,无非表示它确实非同一般罢了。近来,此书可以奉为经典的声音,也有出现。

   不过,仔细盘算下来,他做出这些成就的时段,以及伴随着成就而得到的一些快慰欣喜,大都在他的晚年,换句话说,这都是他耳顺以后、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六十岁以前,田先生同史学的情缘,如果能有两句话来概括,我想就是:对史学,他有执著的追求;史学带给他的,些许快慰偶尔会有,可麻烦、不快实在是多而又多。

   “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1]。这是1952年的事。1953、1954两年,日子大体平稳。在此之后,麻烦渐渐出现,而且如影随形,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影子几乎盖过了身子。

   最早是做党务与做业务,在时间上发生的冲突。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学校里的党务工作份量很小,党委的专职人员只有几位,所有的事情,经过他们几人之手就全都办完了。到了系里,工作量更小,一律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兼职料理。在历史系,这样的人有三位: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院系调整之时,他们分别来自北大、辅仁和燕大,都曾是地下党员,担任这份工作的资历绰绰有余。可他们又是中青年教师,讲课的压力山大。当时,政治性的运动渐呈来潮之势,运动要由党的干部来主持,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时间占去不少。

   这种状况日甚一日,直弄得他们兼差做了本差,本职反而成了副业。会议常常开到午夜,回到家里才能坐下来备课,到凌晨两点、三点,乃是家常便饭。赶上次日有课,那就天亮见了。幸亏历史系可以担任这份工作的不是一位,于是书记之职,就由三人轮流担任,无形之中,形成了“历史系的三驾马车”。有了这种轮值的模式,谁任正职,谁就拿出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做党务,担任副职的,则多多少少可以骛心于教学。

   其实,“三驾马车”这个话,出自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史梦兰之口。史梦兰为人平和,说起话来常有一点小幽默。他讲这个话,只是对历史系党务工作状态的一个事实描述,不含任何褒贬之意,更没有一点点不予认同的意思。不想,后来时移世易,这个话被改呼为“轮流坐庄”,语义发生变化,就演变成了历史系的党组织被某某三人所把持的近义词了。语言的妙用,存乎一心。这一句话,把热情、向上、一心为党的三位青年教师,一股脑儿全给栽进去了,可怜的是,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谁也无言申辩。

   话说回来,做党务、做业务,在时间上发生矛盾,今天看来,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在当时真的非同小可。

   讲课,得先写讲义,这是劈头一难。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就连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也一样没有教材。此前多少名家的名著,各种版本的通史、断代史,统统慵懒在图书馆的书架之上,它们被认为“陈旧”、“观点有问题”、或者干脆是作者“有问题”而弃如敝履。可学生拿什么作读本呢?仅有的一本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才出了第一分编,即原始社会到秦统一六国部分,到公元前221年戛然而止,拿这个本子做教材,只够一个学期用的。

   至于秦汉以后,那就全靠任课教师去现讲现写了。这就是当时的讲义。就算每周两个学时的课吧,少也得写出三、五千字来,限时交给学校印刷厂去手刻、油印、折叠、装订,赶在课前发给学生。有时候,教师已经开讲了,班长才抱着一摞讲义拿到课堂,那是刚从油印机上取下来的。班长按座位分发,油墨的味道散满一教室。开讲的教师,如果照念讲义,一段、两段还过得去,再多就没人听了。

   这个时候,口头上得讲出另外一套才是功夫,但要与讲义的内容大同而小异。两节课讲完,还要指定必读的参考书让学生去看,这个书目里的内容,又需与讲义小异而大同——那就成了第三套。您想想,同一段内容,课前写的、堂上说的和课后让学生看的,出自一人之手,要拿出三套花样,各有巧妙不同,这容易吗!

   第一年上课如此,第二年旧课重上,该轻松了吧?第二年要修改、补充,第三年要修改、补充,年年都要修改、补充,没有止境。越是修改、补充,难度越大,永无轻松可言。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田余庆回忆起这段日子,滋味犹然在喉。他说:“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做一小块‘自留地’愿意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2]。

   “脱离政治”、“自留地”,是当时批评他的话。把党务视为社会主义的“大田”,把课堂视为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这是那个时候的常情常态。其实,今天看来,我们的田先生被人譬作自耕农,倒是再恰当不过。他像“一大二公”时期在自家园子里干活的那种人,一拢接一拢地浇水,一根苗接一根苗地培土,那份用心,那份尽力,换个地方,哪儿去找呢!

   “脱离政治”、“自留地”的批评日复一日,让田余庆患上了政治型“压抑”症,还是弥散性的,持续几年之后,并发症跟着出现,这是后话。田余庆在80岁的时候有诗自寿,其中就有“风烛庆余生,莫道酸甜辣”[3]之句,其后自注:“酸甜辣,不足言苦也”。其实这是事后入诗的话。当时他没吭一声,哪是不足言呢,乃是无处言也、不敢言也!您想,这个苦,他不一口一口咽下去,能有别的办法吗。

   2009年,他接受《教学促进通讯》[4]的访问,85岁了,才把肚里积存了半个世纪的苦水吐倒出一点点来。虽然境况已非当年,我们但看他把挨批的用语“自留地”,几番拿来入诗入文,调侃一再,就足见这个滋味确实是积郁难化。

   教师这个差事,有它的职业特点:他要在众人、众目之前,一个人单挑儿完成。尤其是当年文史哲人文学科的课程,课堂上一般无需学生开口、教师没有助手,更没有如今的PPT等辅助手段,最多一张地图。要想把课讲好,靠的全是自己,任谁也搭不上手。另外,那个时候“课堂神圣”的观念很重,课堂是众人仰视的所在,有谁愿在这个地方应付差事、轻慢自己呢!?可一天只有24小时,真到了捉襟见肘的时刻,不得不苟且相待,您想想,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是什么呢!

   毕竟还是田余庆。生活在夹缝里的他,挣扎成长,只四、五年功夫,论起业务水平,在青年教师之中已经崭露头角;潜力和前景,更为系中同人所看好。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到来,在北大批了一些“党内专家”。历史系挨批的有教授汪篯,再就是田余庆。

   运动中的批判,不同于往常,原来的“脱离政治”,升级为“向党要时间”、“以党内专家自居”、“在群众面前他是党员,在党组织面前他是专家”。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推论下去,也就是“异己思想”。在逻辑上,这也没什么不对。可在批判发言中,用“异己思想”替代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再进一步,又省去了“思想”二字,孤零零省下“异己”两个字,这个词儿的分量,就大不一样了。所谓上纲也者,您回过头来看,原来并非全无缘由,也有一个“逻辑”存在其中!

   80岁以后,他两次跟我回忆起那段日子,唏嘘、摇头。其中还有一些夹带发生的插曲,我听了更是无语。

   “文革”一来,田余庆、荣天琳、夏自强无一幸免,都打倒了。1967年春,从“牛棚”放出来的田余庆,在两派对峙之中,日子过得战战兢兢。他既不能参加任何一派,又不能游离于“革命”之外,于是便同“牛棚”放出来的难友张芝联、宿白等同族,凑到一起,读“语录”、学“毛选”,抱团取暖。

   那个时候,北大师生所在的基本单位,如班级、教研室、科室等等,统统废弃不用,全为“战斗队”所取代了。所谓“战斗队”,就是观点相同、彼此说得来的人,或七八、或三五,组合在一起,共同参加“文革”活动、并对校内外大事用大字报共同表态时联合署名的组织单元。它们各有一个名字,多半从《毛主席诗词》中取来,三、四个字,铿锵有韵,既可发抒革命的浪漫情怀,又可作为队中成员共同意志的一种宣示。

   冠以这样名称的“战斗队”,一时林立校园之中。在运动边缘取暖的几位,不红不黑,既是凑成一团了,潮流不随不行,走过了也不行,总得拿捏分寸,猪鼻子插根葱——装个象(像)、起个类似“战斗队”那样的名字才好,否则被谁看着不顺眼,就难以自保了。为起这个名字可难倒了一群英雄好汉。他们不敢像学生那样“虎踞龙盘”,也自知无力“我主沉浮”,他们一样不能“傲霜雪”、“慨而慷”、“缚苍龙”、“枪林逼”。最后还是田余庆想出四个字:“跃上葱茏”,大家都赞成。前几年,一次聊天的时候,田余庆跟我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良苦用心:如果有谁问起名字有何意义宣示,可以答曰:最高指示:“跃上葱茏四百旋”[5];改造思想的任务对我等来说,犹如登攀,尚有“四百旋”的路程,道阻且长,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云云,此之谓也。

   您知道,“战斗队”成立的时候,田先生刚从“牛棚”里放出不久,要是早几个月,换在“牛棚”里,这个话就是另一个说词:“我们只有革心洗面,脱胎换骨,才能重新做人”。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到如今的“跃上葱茏”,雅致了不少,也体面了许多。您看,虽在屈辱之下,一遇机会,老是抹不掉的、那点人的自尊心理会立刻回泛上来,强把屈辱当一回自尊,还未免沾沾自喜。

   那个时候,这是多少知识分子甩不掉尴尬和无奈!夹缝里的过来人,有道是适者才可生存。畸形的政治生态,把人的心思、精力都挤到这个地方,催生出来的是另类的才华和智慧,您看看这叫什么日子呢!?

   到了1973年,“军宣队”、“工宣队”主管学校已经四年了。约在初夏时候,有迟群、谢静宜做头头的“军宣队”,以特有的灵敏神经,感知高层有推崇“法家”之意、而秦始皇就是一位大大的法家,于是抢先让田余庆写关于秦始皇的文章。那时候,《北京大学学报》已经停刊7年了。因为大学还是要办的,学报也要复刊。田余庆的文章,被安排在复刊号上,算是一个门面。

也是在那几年,历史成了政治的使唤丫头、呼来唤去的活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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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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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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