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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更新时间:2016-04-05 11:54:53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国终于在1980年—2010年间经历了其现代化(即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该农业革命的动力和历史上其他的农业革命十分不同。它是“隐性的”,因为它不是来自某种新的投入而提高了某些产物的亩均产出,而主要是由于从低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值肉禽鱼、蛋奶和(高档)蔬菜与水果的生产。这个变化是由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食物消费转化所推动的,是伴随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收入水平上升而来的。把其与不同类型的农业革命相比,为我们说明的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农业变迁不简单取决于市场和/或技术,或产权制度等人们如今较多关注的因素,而是由这些因素和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城乡关系、国家行为,以及历史巧合之间的互动所促成的。中国的经验其实与印度的至为相似,而不同于西方国家或所谓的“东亚模式”的国家。即便如此,中国经验也和印度有重要的不同。

   【关键词】人地关系资源禀赋 农业与手工业的紧密缠结 单向的城乡贸易 食物消费革命

  

   在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①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达到之前的600%,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约为6%。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变化,也是一个与之前的历史上的变化很不一样的变化。首先是因为其增长率要远远超过之前的农业革命,例如18世纪的古典英格兰农业革命,其年均增长率约为0.7%,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其实早已开始),其年增长率约为2%—4%。

   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动力十分不同。新的中国农业革命主要是由中国人食物消费的转化所推动的,是伴随农业以外的经济发展和收入的提高而来的变迁。中国大陆的食物消费比正在从传统的8:1:1的粮食:蔬菜:肉食结构转向城市上层阶级以及台湾、香港等较富裕地区的4:3:3模型。之前的农业革命不是由消费革命所推动的,而主要是来自某种新的投入而提高了一些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例如,18世纪英格兰主要由于使用更多的畜力(和畜肥)而引发的农业革命(以及后来美国主要由于拖拉机的投入而引发的农业革命);或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主要由于化肥和科学选种(也包括拖拉机,但相对要少得多)的投入而引发的农业革命。

   中国的经验其实更像同时期的印度的农业革命而不是所谓的“东亚模式”。中国和印度的共同之处是早期“绿色革命”中的现代投入基本被其快速的人口增长和人地压力所蚕食掉,因此人均农业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故而严重限制了城乡交易的市场发展。印度和中国同样,现代型的(即附带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要等待之后1980年—2010年的“外部”的消费革命方才得以实现。

   与其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人口对耕地的压力要更加强大。与中国十分不同,日本人口早在18世纪便增长不多。其后,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期间,其工业吸纳了足够的劳动力,促使其农村人口基本稳定不变,因此能够通过现代投入而相当幅度地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至于韩国和台湾地区,他们受益于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的)地方治理体系有效地为农民提供现代农业投入(虽然主要是为了日本本国的利益而不是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便已提早进入“绿色革命”的发展。其所带来的农业增长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两地的人口增长,因此提高了农业的劳均生产率和收入,为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已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奠定了基础,远在中国大陆之前。日-韩-台地区如今的人均收入仍然远高于中国大陆(见下文)。

   上述的历史经验不能仅凭当前在新保守主义时代具有极大影响的市场主义理论来理解,也不能仅凭现代技术或产权制度来理解。它说明的是人口、市场、技术、产权制度和国家等因素是紧密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是需要综合起来理解的,而不是简单突出其中任何单一因素。

   中国和印度两国极其沉重的人地关系资源禀赋深深影响了它们的市场结构。单位劳动力耕地面积越低,意味着农业收入越低,而收入低则意味着农村人民只能购买极少量的城镇商品,因此,城乡贸易也只可能发展不足,农地上的现代投入也只可能比较有限。中国和印度需要等待后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其食物消费革命。由于农产品结构的转化,从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谷物生产转向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的肉(禽鱼)食(及蛋奶)和菜果生产,才推动了农业产值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城乡双向贸易较充分的发展,结果导致和之前单向的城乡贸易十分不同的市场发展。之前主要是由农村向城镇提供“奢侈品”(诸如细粮、肉禽鱼、优质棉花、蚕丝等),只有较少的逆向贸易。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贸易(包括不同地区间的长距离贸易)则主要限于农民之间生存物品的交换,特别是农民所生产的棉布和谷物的交换。

   中国新的由消费推动的农业革命也得助于另外的两大历史性变迁。一是生育率的下降。1980年之后严格实施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虽然在农村没有那么严格),在世纪之交后导致每年新就业人口数量的持续下降。二是大规模的农业外就业。先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蓬勃的农村工业化而来的“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而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离土又离乡”的城镇就业。两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促使劳均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最低点5.9亩上升到10亩。在西方的视角下,这固然微不足道,但在中国则已足够促使农业收入显著上升。再辅之以非农就业的收入,其所推动的上述食品消费革命以及更多城镇物品的消费,促使中国进入了螺旋式上升的城乡贸易——一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不列颠所看到和概括的那样。

   同时,中国的新农业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农业。(黄宗智,2010a,2014c)以拱棚蔬菜种植为例,它需要约四倍于露地蔬菜的劳动投入,当然也需要塑胶拱棚和更多化肥的“资本”投入。果园同样,一亩苹果果园需要38天的劳动投入,约3.5倍于谷物种植。又譬如,一个养殖35头猪和种植饲料(如玉米)的“种养结合”小农场,需要为每头猪投入约四天的劳动力,另加约八十天的饲料种植,和过去以粮食为主,另加一两头食泔水的猪很不一样。肉牛、奶牛、禽、鱼的养殖需要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4:261,274,276-277, 278-279,280,281)这些都是吸纳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生产,也是劳均收入较高的生产。笔者(和合作者)在另文中集中分析了这样的农业资本投入的来源(黄宗智、高原,2013;黄宗智,2014c:第8章)。这里只需指出,这些新农业的兴起促使农业劳动力就业更充分,也推动了农业收入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更频繁、多样的城乡贸易,与中国历史上的型式十分不同。

   上述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食物消费革命所导致的更多的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生育率的下降和非农就业的扩增(以及新农业中更为充分的就业)所导致的劳均耕地面积的扩大——是中国的新农业革命和农业收入提高的主要动力。它们共同推动了与过去十分不同的市场发展,由此组成了笔者所谓的新“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2010a,2014c)

   之所以称作“隐性”是因为它和之前的农业革命十分不同,因此容易被忽视。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农业统计数据主要是以不同作物来划分的,多着重于产量(以重量计算),并且是以“小”“农业”,即种植业为主的概念,而不是“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业(20世纪90年代之前还有“副业”的范畴)。小农场的高值肉禽养殖业被划归到“牧”业范畴,而其鱼塘生产则被划归为“渔”业范畴。这就使人们联想到草原上的放牧和专业化的河、湖、海渔业,而不是小农场生产。因此,较难掌握(大)农业的结构性转型。

   此外,蔬菜也加重了这个问题。集体化时代,蔬菜多在“自留地”上种植,并多由农民自家消费,因此不好统计。即便今天,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再则是,蔬菜腐坏较快,因此多在邻近的非正式市场销售,也不容易统计。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的食物消费转变,多是从低档的块根类蔬菜(如薯类、胡萝卜、芋头、洋葱等)转入较高档的绿叶蔬菜(如菠菜、韭菜、香菜、芥兰、空心菜等),不容易凭借重量来区分(蔬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65%—95%,块根类蔬菜和绿叶蔬菜之间有较大的差别)。最后,仅凭统计数据,不容易区分拱棚(和温室)蔬菜生产与露地生产,也不容易区分新型的种养结合与旧式的粮食种植加上养一两头猪。下面我们将主要依赖产值和种植面积来分析蔬菜生产的演变。如果仅仅根据产出重量,所得出的会是模糊不清,乃至相互矛盾的图像。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新农业革命很容易被忽视,不仅被学者们,也被政府决策者所忽视。下面转入上述各论点所分别依据的数据和论析。

  

一、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

  

   这里从“旧农业”出发。表1列出三大(大田)“旧农业”作物——谷物、棉花和油菜籽——从1980年到2010年的亩产量。可以看到,在这期间,此三大作物的亩产量上升了约100%,亦即年均增长率约为2.4%,大体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谷物增长率(约2.3%/年,但人口则增加了2%/年——见下面)。显然,这不是我们这里集中讨论的新型农业革命。

    但我们如果转而检视“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产值数据,这里讨论的新农业革命便会变得非常明显。如表2所示,在同期(1980年—2010年)内,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上升到之前的590%。其中,牧业产值上升到1042%,渔业产值则更上升到1904%。与之不同,小农业,包括菜果产值,上升较少,但仍然达到之前的407%。

   显而易见,此期间的农业增长不在旧式的大田作物的单位面积亩产(重)量,而在新型的农业结构重新组合,转向更多的、更高比例的高附加值农作物肉-禽-鱼和菜果的生产。我们将在下一节看到,那样的改组,主要是源自中国人的食物消费的转化,那是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来的,包括农民的大规模非农就业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收入的增加。其结果是对肉-禽-鱼需求的大规模上升,从而导致农业结构本身的转化。正是那样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农业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化为越来越多的养殖以及菜果的生产。

如表3所示,变化首先可以见于蔬菜播种面积的大规模扩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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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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