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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中国人相信宪政么?

———— 兼论德政形式与潜规则政治的并行不悖

更新时间:2016-04-01 08:57:27
作者: 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5)这就是史学界和思想界的共识结论:王霸道杂,儒表法里。

  

   中国政治模式为什么是儒表法里、外王道内霸道,因为冠冕堂皇的德政形式系统,它负责完成道德使命,德政既是门面,让门面这个抽象原则建构合法性,也是另一种统治术,人民会产生出辉煌、高尚的感觉,更重要的这是心理控制术。而潜规则政治就靠高手玩弄变化莫测的魔术,而这完美的配合可以收获双效益。中国人喜欢有一个设计完美的、文字漂亮的表演制度形式,将其道德高尚化,然后按照政治潜规则执政。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惯性原型。

  

   从这个中国政治模式的特色,可以揣摩到中国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我们习惯了接受一种看似分裂而并行不悖的双轨制状况:在漫长的歷史中,多数中国人默契于这种表里不一的复杂性,默认了公开的造假是必要之文化。

  

   我们潜意识里觉得两个相关而不一致的系统之共存是合理的,很少人去认死理较真两个系统的冲突。中国很难实现真正的法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将形式系统和真实系统两者分裂了,形式系统仅仅是一件外衣(面子),而更重视实质主义的价值。这是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

  

   在这么多年的宪政舆论诉求里,许多人都在批评政府不愿意实行宪政。其实,实行不实行,还是得多数中国人说了算,如果全国人民都强烈地要求的事情,都较真了,还用得着公共知识分子费什么唇舌?所以要想一想中国人心性里对于宪政的价值认同问题。

  

   现代哲学和现代认知心理学都将知识分为两种: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陈述的知识是关于世界的知识,在不同的主体那里,陈述性知识依据其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认知和陈述。程序性知识是关于规则和生产规则的知识,告诉你“怎么做事情”。

  

   为了理解中国人对待宪政的态度,应当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对待程序性知识的。宪政就是一个依照既定的程序来理性执政的法治思维,程序公正高于陈述公正。法律的原则有两种:形式主义原则和实质主义原则,二者是对立的。前者以注重司法的形式和程序,而不会为价值的、伦理的和感情的因素所左右。后者往往强调善及正义这样的价值性目的。马克思·韦伯指出:中国的法律所奉行的就是实质主义的原则,法律的责任与伦理的责任是完全混淆在一起的,道德劝诫同时也具备了法律的强制力。

  

   韦伯特别指出:在16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由一批文学家参与法律创制的情况,但是很快就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最终这种制定法律的方法被抛弃了,西方近代的形式主义法律体系的最终制定是由法学家们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宗教的、礼仪的和感情的因素都被完全排除在外。中国历史上,以儒学治国,官员都是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文人,但却不是具有职业素养的官员,所以在中国,君主没有法学家可用,也不可能产生出形式主义的法律。(6)

  

   中国哲学史研究有这样的结论:“传统思维的特点,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基于情感需要而形成的意向性思维,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由于它是从主体的价值需要出发的,因此表现为价值判断性思维而不是逻辑推理型思维。”(7)

  

   归根结底,中国人是不重视“程序性知识”而只注重“陈述性知识”的,不要以为经历了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就会改变几千年养成的文化心性。现代化过程获得的只是物质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娱乐性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例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都基本没有改变所有后发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性,尤其是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和法治制度的国家。

  

   《中庸》里有一句根本的命题说得极之透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来自天命的本性,与生俱来,且加以无处不在强大得无与伦比的文化场的熏陶习得,便是终生不能放弃的性命;“率性”而行,按照自我的情感价值思维习惯来做事,而不是遵循外在的规则行动,这就是中国人的道。按照程序形式来做事?一定会把中国人都憋死。如果一定要实行宪政的话,中国人一定会在“绝对的律令程式规则”和“率性而为”之间无限纠结。西方的法律无比的具体而微的繁琐,而他们逐渐养成了规范执行没有存心耍小聪明和潜规则来绕道而行的心性,这在中国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要问中国人最鄙夷西方人的什么性格,那肯定就是:死板!所以中国的宪法宁愿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道德仪式象征,留下大量的空间,让行政官员灵活发挥,当然这样就可以产生天马行空而雄才大略的领袖了。

  

   程序性知识有另一个内涵:生产规则。这个价值内涵在中国政治中是最薄弱的。中国的规则都是由政治家根据行政需要不断临时变动和制定,社会和公民只有执行的命运。譬如年初关于拆小区围墙、终结封闭性社区的决定意见,这个政策实际上非常必要,实行开放式街区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从习惯性的路径依赖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惯性模式。没有人看到这项法规是如何调研、如何专业论证、如何在全社会讨论、如何获得社会各方面讨价还价协商,更没有经过立法机关制定法规的通过,就被国务院一纸文件向全中国公布了。连最高法院也发布新闻会,说这个事我们也不知道,它和《物权法》冲突,只有修改《物权法》吧。这就是政策出台,修改法律,最后依法行政,在道德上就说“宪政治国”,全社会服从国家利益。

  

   “率性而为”的人治模式,它是实质主义的法律,宪政只是一个道德仪式,它是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它不允许法治的程序形式阻碍实质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目的。它就是“潜规则政治”,中国人一向都认同的。不过这次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权益,不知道拆小区围墙“这么一件小事”在高明的政治家眼里,到底如何鄙视之,且看小事与大事的深刻关系吧。

  

  

   三、潜规则政治背后的文化认同

  

   “潜规则”之所以叫“潜”,因为它是隐性的,根据具体对象和不同条件、状况而变化,没有一定之规,是无法总结得出的。权谋家都以此为天才的骄傲。关键是,潜规则的规则都不具体、不明确,就像“气场”和“内功”,感觉得到,捉摸不到。你宁愿说,这是中国人的计策文化。真正的中国人都是善于用计谋的聪明人。广义的“潜规则”是指不会铁板钉钉地按制度规则去执行,而按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所无的潜在意思去做,这就看一个人的悟性了。聪明人就是潜规则玩得出神入化的高手。

  

   “潜规则政治”大约可以包括三层意思:1,吴思指出的出于“避害动机”而在正规制度背后实际存在的、不成文而又广泛默契认可的暗箱规矩。所有腐败都通过它们暗通款曲。2,政治能人抛开一切法治程序,不受任何权力约束,任性追求政绩和政治理想的运作,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规则章法,凭着感觉摸索。3,儒表法里的潜规则,表面上走法律程序途径,而且高度道德化,实质上背后由专权人士独裁操纵一切法律程序。浅白地说,就是在桌面底下玩弄高深莫测的权谋术。—— 第二种和第三种潜规则政治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第二种是一些所谓清官或处于上升期的雄心勃勃的政治能人玩的宏大叙事。

  

   在政治范围里有潜规则政治,在社会层面,就有潜规则文化和潜规则社会。首先是潜规则文化的土壤产生潜规则政治,然后后者再极度有力地加固、发展潜规则社会文化。凡是没有明规则约束的社会,就是一个习惯性放任或者叫做胡作非为的社会,最严重的就是造假和道德同时盛行。人人都不想遵照规则行事,这肯定是跟统治者仿效的,有权力的人不守规矩,下层人死守规矩就只有死路一条,结果是大家竞相玩潜规则,越是钻空子成了公共惯例,造假和互害就越是猖狂。一代代传承,就成了民族性格。

  

   心理学指出,人们在儿童时代获得大量的行为准则和经验知识,成长之后就根据这些行为准则和经验知识自动反应,遵循一种习得的行为规则和社会习俗,就会抑制相反的人格趋向。中国人从小习得了潜规则文化,没有养成死板执行形式主义规则的心性,那么他成长之后也不会崇拜宪政文化。他崇拜的是灵活有手段的人物,而最看不起死板按程式执行的人。中国人只会欣赏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人不说鬼话的人。

  

   诛心而论:中国人肯定认为政治是被操纵的权术,在选举这样的程式政治中处处都会造假,通过选举不可能选出有道德和有才能的政治家,所以中国人根本不相信宪政和民主制。中国人自古至今相信的就是圣人出,大道通;英明领袖,大济苍生,致天下盛世。信仰真的很关键。

  

我相信以下陈述的调查研究结论至今尚没有多少改变:1978年,按照科尔伯格的范例,对200多名7-23岁的中国儿童和青年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他们的道德判断进行了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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