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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延安窑洞对”启示——苏共变质政权跳不出周期律

更新时间:2016-03-29 20:18:40
作者: 王传利  

   【内容提要】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旧政权“兴浡亡忽”现象的谈话,向世人提供了不朽的历史警碑。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置人民力量于反腐之外,无法打破周期律的支配。西方的“钱主政治”或无产阶级政权变质,都跳不出周期律。跳出周期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制定科学的治国理政方略,遵循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廉价政府,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培养和造就大批信念坚定担当大任的优秀政治家,严厉地清理党内的政治投机者。

   1945年7月1日一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随后,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披露了他与毛泽东探讨政权“兴悖亡忽”周期现象的一段对话,后人称之为“毛黄对”或者“延安窑洞对”,成为被人们反复提起的醒世警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变质不仅存在着可能性,而且存在着现实危险性。辨析“延安窑洞对”,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权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诚如黄炎培先生所言,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兴亡周期性循环不息的历史。取得政权之初的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政治活力旺盛,所向披靡,不久即丧失革命性,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中国旧史上,因为统治阶级不思进取导致人亡政息的例证比比皆是。夏殷两朝,兴盛于初建,因统治阶级荒淫无道,“乃早坠厥命”,在《诗经》中留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句。夏殷之后的周王朝推行德治礼治,得以中兴。西周后期,逆乱纷争,礼乐失序,进人战国争雄的乱世。秦始皇统一四海,修阿房宫,穷奢极欲,民怨沸腾,不过传二世就告覆亡。汉初休养生息,经济长足发展。汉武帝英姿勃发,攘夷拓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逐匈奴于大漠以北。可惜,盛世引致奢靡之风,外戚与宦官争权,义军烽起,社会空前大瓦解。汉后兴隋,场帝继位后,尚能奋发有为,旋即荒淫无道,命丧江都。初唐纳谏任贤,勤政禁奢,成就“贞观之治”。唐玄宗晚期沉醉于声色犬马,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发生安史之乱。宋、元、明、清诸朝也都没能逃脱“兴浡亡忽”周期的支配,败国丧家,正如《诗经》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具有忧患意识,谋求江山巩固的明君贤将,如:因家贫无法读书、从小以放牛为生的朱元璋,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总结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政31年,发起6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肃贪运动,甚至将贪官生扒活剥,整张人皮充以稻草石灰,悬于公堂之上,告诫继任者。但并没有清除贪腐,到晚年只能发出“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的哀叹。那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悖兴时代,不过是旧史上的昙花一现。这说明,我们继承旧史中优秀的政治文化,但不可迷信传统反腐文化。

   第一,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必然腐败,走向覆灭。就本质而言,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天然地源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本性。寄希望于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消除腐败,就像指望人们拽着自己的头发能够上天一样。马克思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利用了政治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性,“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I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这种依附性关系,是古代社会中官僚腐败生成、延续和蔓延的社会基础和根源。封建社会以皇帝为中心建立了皇权制度,皇家即国家,国家财产成为皇家的私产。普天下之土,莫非王土。尽管皇帝穷奢极欲,但臣民没有资格怀疑皇帝荒淫奢华生活的正当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皇帝不正当使用公共财产的指控,也不可能限制皇帝的奢靡生活。至于中国古代那些所谓廉政楷模和“清官”,仅仅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装演而已。国家沦为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形式与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阶级利益才是目的。有的官僚在口头上标榜为江山为民执政,但名正言顺、公开地搜刮“拜见钱”“生日钱”“追节钱”等。这种官僚制度的腐败性质有力地支配着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行为。

   第二,封建皇权的人治,决定了其无法跳出周期律。帝王专制集权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特征。皇权无边,皇恩浩荡,人财物的大权维系于皇帝一身。臣下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本人,君命臣亡,臣不敢求生。皇权至上的集权主义逼迫臣相大夫之间彼此巴结讨好,结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官官相护,排斥异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清廉者苦于报国无门,又不愿扭曲个人灵魂,只得跳出宦海,借“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消解郁闷。官场的逆向淘汰,加剧了官场的腐化和黑暗。

   皇权之下,必然使监察谏官制度形同虚设,惩贪治腐的法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中国古代有详尽的法律条款惩治腐败,如:战国时代有惩治贿赂的“金禁”制度、秦汉隋唐时期有惩贪的“六赃”律令,《大清律》规定了相当于贪污罪的“监守盗”罪名,并详尽规定了处罚贪污的细则。但是,人治之下,法自君主口出。君主个人的喜怒偏好,也能引起反腐政策的重大变化,导致宽严松紧不同的治腐格局。治国严厉的乾隆帝宠信军机大臣和绅,纵容其专权跋息贪腐长达20年。皇帝需要借反贪腐来巩固执政地位,收买民心,则大刀阔斧反腐。一旦君主认为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则推行厚待官吏政策,认为对贪腐不必至清至察。

   第三,旧统治阶级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律,根本原因在于排斥人民的反腐力量。皇权当道,自然排除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的国家统一体“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君主也许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但历史上鲜见真正容忍“民贵君轻”的帝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清廉人士坚决反腐,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民和历史的要求,客观上给老百姓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并不是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便是自我廉洁、被百姓高度颂扬的“青天大老爷”包拯,告诫子孙如为贪官则不得葬人祖坟,但阶级地位决定了其反腐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贪官与惩贪者同属于一个剥削阶级,他们之间也许会发生激烈的斗争,但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是一个集团对另外一个集团的政治打击而已,目的是为了协调阶级压迫的紧张关系,维护剥削阶级的江山永固。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从骨子里蔑视人民群众,怕人民群众参与到反腐运动中来推翻自己的统治,不敢依靠群众,不可能建立群众监督权力的体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反腐必然走向失败。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跳出政权兴亡周期律,归根到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保持共产党清正廉明的政治本色。我们吃过反腐大搞群众政治运动的亏,但不能由此就排斥群众参与反腐。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脱离群众,而只是“以官治官”的自我循环,满足于表面上反腐成就的自我陶醉,这样的反腐注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应对“四种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实现对古代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的超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借鉴传统反腐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一切传统反腐文化,而是要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反腐文化,并自觉地将其作现代转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古代的“人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转换,由古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少数人反腐向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转换,对权力的监控由古代的软约束向现代的硬约束转换,反腐的目的由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向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转换。

  

   二、西方“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用以跳出周期律的支配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是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还是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专政的“钱主政治”,对人民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依靠“钱主政治”,无法跳出周期律。

   1.“钱主政治”本身就是腐败,是少数资本家对人民的专政

   不可否认,较之于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民主的确是历史的进步,但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法打破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支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为本的制度,主导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不是“民”,而是“钱”,少数资本家取得了决定国内外政策的实质性的民主,而大多数人民仅仅拥有以选票为表现的形式上的民主,人民群众无法实施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无法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实质性监督制衡。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虚假性。在资产阶级控制了社会的公共权力(包括行政权、社会事务管理权等),掌握了政治上层建筑(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和思想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道德等)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归根结底是自相矛盾的,虚假的,无非是一种伪善(我们德国人称之为神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5页。】。高居于社会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资产阶级向人民许诺的“理性的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转化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民主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7页。】。列宁认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2.“钱主政治”主导下的选举,恰恰是腐败的温床

   马克思曾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英国的选举制度具有反民主的性质,“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3页。】。代表土地所有者的托利党和代表资产阶级贵族的辉格党的轮流执政,不断上演舞弊的闹剧。辉格党里有“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页。】。马克思借助报刊公开报道的事实,揭露了许多选举舞弊的手段,如派遣打手到街上拦截和吓唬选民,大摆酒宴,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败坏候选人的声誉,“小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还使用把选民灌醉的办法”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马克思还曾揭露法国的普选制“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恩格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例,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现代的“钱主政治”已使资本主义的腐败病入膏育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舆论监督,公开官员财产收人,颁布官员行为准则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反腐经验,但是,指望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消除腐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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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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