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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五章

更新时间:2016-03-28 11:23:27
作者: 亨廷顿  
这些大赦通常适用于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由政权的代理人,或反对派的成员所犯下的任何罪行。巴西和智利政权在1979年就实行了这样的赦免。危地马拉在1986年也进行了赦免。土耳其的将军们保证在允许1983年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之前要确保他们不会遭到起诉。

   在变革过程中的这些或那些案例中,威权政权不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实行赦免,他们还有能力使得赦免进退两难。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继任的民主政权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因为他们没有权力来依法处分那些在威权政权中犯有罪行的人。而且,有人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例如,在危地马拉,军方在1986年1月把政府移交给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职总统塞雷佐的前4天宣布对自身实行赦免。塞雷佐认可了这一赦免,并扩大了赦免范围,并毫不犹豫地坦言,若是他试图惩治任何在军政权统治期间参与违背人权事件的危地马拉士兵,他就不会继续当这个总统。因此,有人认为,塞雷佐政府不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甚至不是一个向民主转型的政府。”

   对智利的后皮诺切特政权可以作出同样的指责,而且,的确有人作出了这样的指责。在1989年选举中,支持埃尔文竞选总统的多党联盟通过了一项纲领,敦促用立法形式推翻1979年的大赦法,并把为期十年的对谋杀或其他暴力罪行进行法办的法律搁置一年。智利的军方领导人警告,若是试图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那将后果严重。在1989年10月,当时还担任总统的皮诺切特将军宣布:“他们碰一碰我的手下任何一名军人之日,就是国法终结之时。”智利的空军司令,马特海将军十年以来一直与皮诺切特总统抗争,并敦促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不过,他在1989年警告道,废除大赦法的努力会威胁到这一进程。武装部队“不会接受”任何起诉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要试图把我们戴上枷锁,那就像在阿根廷那样,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左翼的反对派继续坚持尽可能加以惩治;但温和的民主领袖们则强调调查的可取性。在埃尔文担任总统的前几天,他特意向军方保证到:“我心中还没有要去进行审判的念头,我也无意促进审判……(我不打算)为难或是得罪皮诺切特将军或其他任何人。”为了不偏离他的全国和解的思想,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立即释放了被皮诺切特政权所监禁的那些没有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

   民主体制的创立总是需要在政治上有权势的团体之间就政府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达成妥协。在五十年代末期,委内瑞拉民主的确立就要求各方作出承诺,尊重教会的特权,尊重私有财产,并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在这种妥协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会因为这些约束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一种政体会因为政府缺少权力或意志来惩治在前任威权政权中犯下的罪犯就算不上民主政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变革所确立的民主体制没有一个是民主的,因为显然没有一个威权政权会让它们的体制变得民主,如果他们期望他们自己或助手因此受到起诉并受到惩罚的话。只有强大到足以实行变革的政府,也必然强大到定下一个实行民主的价码。如果这些政府没有这么强大,那么,1990年前的第三波转型中有一半是不可能发生的。拒绝在这些国家实行大赦也就是把最流行的民主化形式排除在外。

   但是,对于那些无力自行退出政权、因为软弱而被取代的威权政权,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通常这样的政权没有料想到他们的末日,因此也不试图通过实行赦免保护他们的成员。最显著的例外是阿根廷,在这个国家,比格农将军领导了一个从执政党的垮台到选举民主政府之间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军政权。他的政府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来保护军方和警察免受惩治,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该政权首先试图同文职政府领导人进行谈判,就不惩治问题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了“广泛的嘲笑”。接着,该政权又播出了一个电视报道,来反映它同左翼恐怖主义者所进行的战争,以期使其行动合法化;但是,这一做法的结果“适得其反”。他下一步又试图与庇隆主义运动中保守的工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秘密协定,但是,这一举动被其他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披露,结果不得不半途而废。最后,在选举的数周之前,比格农政府颁布了《国家和平法》(Law of National Pacification)。这项法律保证对军方或警察官员的几乎任何行动都不得予以起诉或调查。这些行动包括在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般罪行和相关的军事罪行”。这项赦免也适用于少数恐怖主义者,大约有十多个,他们中包括一些没有被捕的和没有定罪的人以及一些也没去流亡的人。这项法令立即遭到了所有反对派政治领袖的谴责。民主政府在1983年12月就职之后的两周就废除了赦免法。

   在自行崩溃或是被推翻的威权政府中的官员是惩罚的目标。贝纳德·科尔德和格林纳达共产党政权的13名其他领导人在被美国军队废除了权力之后被判犯有谋杀罪及其他罪行,并受到长期的监禁。如果诺列加不是被带往美国,因为毒品交易而受到起诉,他也会在他的国家中面临一系列的指控。齐奥塞斯库夫妇则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即决判决。科拉松·阿基诺在当选之前,曾威胁要对马科斯进行起诉,而马科斯则因为流亡到国外去而躲过了这一起诉。昂纳克和他的副手们当初因为年老患病而免受严厉的惩罚,但是,在1990年底,昂纳克还是因为命令射杀试图通过柏林墙逃亡的东德人而受到指控。

   在希腊和阿根廷,人们曾作出最为广泛的和认真的努力来法办并惩治前威权政权的犯有罪行的人。这两个国家的情形在表面上似乎很相似,两国的军政权都显然犯有严重践踏人权的罪行。这两国的政府在军事上都遭到失败之后而垮台。在这两个国家,继任的民主政府都完全被一党所控制,而且其领导人都受到高度的尊敬和欢迎。此外,在这两个国家,当民主政府在选举产生之时,公众舆论都压倒性地支持法办那些犯有践踏人权罪的人。在希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形容的,这是“最敏感的和最富有爆炸性的普遍要求。”在阿根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国的新政府都试图通过制定一个处理践踏人权问题的纲领来回应民众的普遍要求和道德义务。

   这两国政府也在制定其政策方面面临了相同的问题。他们必须确定谁因为什么罪行、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样的法庭上受到起诉。当个人独裁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被推翻之后,起诉与惩罚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对独裁者、他的家庭和他的亲密助手。军政权的更替提供了一个更为困难的挑战。在阿根廷和希腊,这两个国家都显然有必要起诉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起诉应该适用到军人和警察队伍中的哪个级别?阿尔方辛政府试图通过把罪行划成三类来处理这一问题:

   1.那些发布践踏人权命令的人;

   2.那些执行这一命令的人;

   3.那些超越命令所许可的行动范围之外的侵犯人权的人。

   根据政府的政策,军官和警察官员被分成上述三类,第一类和第三类将受到起诉和审判;那些属于第二类的人只是在他们知道他们所接到的命令明显非法时才会受到审判。

   阿尔方辛和卡拉曼里斯政府所面临的情形因此十分相似。这两个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则截然不同。到1975年8月,在卡拉曼里斯被选为总理的9个月之后,军政府的18名高级官员受到了起诉、审判,并被判有重大叛国罪。在此后就虐待进行的第一次审判中,32名警察、14名官员和18名士兵受到了起诉,其中16人被判有罪。另外,在1975年举行了另外三起对陆军、海军和警察官员的审判,在1976年底进行了两起审判,以及对为理工学院屠杀事件负责的最高军政府领导人的审判,使得另一些人被判有罪,并投入监狱。总之,在希腊进行了约100至400起就虐待罪进行的审判。有一大批人在这些审判中被判有违反人权罪。到1976年底,在民主政府掌权两年之后,正义已基本得到伸张,起诉和惩罚问题在希腊政权中已暂告一段落。

   在阿根廷,人权所受到的侵犯,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比希腊严重得多。由阿尔方辛所指定的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保安部队大约使至少8960人“强行失踪”,他们建立了一个由340处秘密拘留与虐待中心构成的网,大约有200名官员已被发现直接介入了这些行动。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在阿尔方辛政府掌政的七年间,如何处理侵犯人权的问题使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而且不时地震撼了阿根廷的政治,至少导致了三次军事政变企图。在这次审判中,总共有16名军官(包括前执政军人政变集团的成员)被交付审判,有10个人被判有侵犯人权罪。与希腊相比,在阿根廷,惩治的努力既没有伸张正义,也未有利于民主,相反却产生了道德和政治混乱。在1990年,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在阿根廷政治中造成不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阿根廷就成了一个充满心灵创伤的国度,这种创伤是由惩治威权罪犯的努力所造成的,而这种记忆又抵消了由威权政权所犯下的可怖的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和心灵创伤。

   对阿根廷和希腊在后果上的差异又怎样才能加以解释呢?部分地看,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阿根廷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以及在军人统治集团前执政的庇隆派政府指导军队去“根除”恐怖主义者,而阿根廷公众中的大部分人又悄悄地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军政府在成功地完成其这一使命中所运用的残忍的战略。在希腊,尽管军方违背人权的行为没有那么严重,其正当理由也就没有那么充分。此外,希腊的军政权是一个由一群上校领导的政权,因此,它受到了一些军衔更高的军官的反对。这样,军政府中的一些分子就支持政府采取惩治的措施,而阿根廷军方不管他们存在着什么差异,都一致反对这种举措。此外,这些因素也只部分地说明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希腊的成功和阿根廷的失败。更重要得多的是,两个政府所运用的政策和战略。

   卡拉曼里斯做了两件事。首先,当民众的支持达到最高峰时,他趁机采取果断行动。他的政策是“迅速、果断、有信、有节、有制的惩治政策。”在1974年在选举中执政之后,卡拉曼里斯准备了惩治侵犯人权者的计划。支持这一行动的人由于在1975年2月反对他的一起严重的军事政变企图而得到了大大的增加。他利用人民对这一起事件的反应作为资本,果断行动,通过正常的普通法庭(而不通过军事法庭)进行了一系列的起诉和审判,结果这一过程在18个月之内就结束了。其次,卡拉曼里斯采取行动安抚军官阶层,说他不会在制度上向他们挑战。他的“军官阶层免受批评的政策以及他对这些人的职业要求的敏感性阻止了现役军官所可能采取的对抗性反应。对军人执政集团首要人物的有限清洗的政策也是在正规的法律程序之下和公众的激情有所冷却之后才进行的。”这就既减轻也缓解了军官阶层的许多焦虑,这样,虐待者的难题实际上在希腊政治中消失了近14年,只是在1990年12月当保守政府宣布它将宽恕在监狱中的8名军人集团成员中的7名之后才有所抬头。但是在看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据报道,卡拉曼里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一法令之后希腊政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在阿根廷,惩治努力的失败及其为阿根廷民主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阿尔方辛政府的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大大地延误了对侵犯人权者的审判和惩罚,而且鼓励了军方来抵制这一进程。随着时间的推延,公众的义愤和对惩治的支持也让位于冷漠,这样,军方就从他们1982至1983年所受的屈辱中重新恢复了影响和地位。

   阿尔方辛在一就职之后就废弃了庇隆政府的大赦政策,指定一个由小说家萨巴托(Ernesto Sabato)领导的文官委员会来调查军方的罪行,并发起了对9名高级军官的起诉,同时也保证通过立法来为惩治军方和警察队伍中的侵犯人权者提供法律基础。这些行动在军方中挑起了恐惧、关心和反对。不过,与此同时,阿尔方辛也通过立法向那些受到侵犯人权罪指控的军官们保证,他们将只在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这样,他就为军方提供了一个阻碍起诉的诱因,并随后又提供了手段。

一起涉及9名陆海军将官的侵犯人权案在1984年初提交到武装部队最高会议上。8个月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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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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