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共中央出台“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鼎革以来倍感压制的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希望，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五六十年代的美学争论由是而起，美学热在八十年代重又复活。两度介入讨论的李泽厚被视作四大思想导师之一，一切都那么光明、那么学术。几十年后，李泽厚先生总结了美学三派（李泽厚、蔡仪、朱光潜），并强调五十年代美学争论的学术导向，因发表《论美》一文被打成右派的高尔泰在这种“大历史观”下被完全遗忘了。

历史似乎更遗忘了另外一场激烈的争论：五六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这个讨论乃毛公一句“要学点逻辑”的最高指示引发的，其中也有个像高尔泰一样的人，卷入逻辑争论的漩涡，他因为提倡数理逻辑，反对用传统形式逻辑代替数理逻辑，而成为众矢之的，随后又为世人遗忘。他忠诚于逻辑天才哥德尔的论断，虽九死其犹未悔：

 “数理逻辑不是别的，就是形式逻辑的准确和完备的表述。它有很不同的两面。一方面，它是数学的一个部门，处理着类、关系、符号组合等等，而不是数、函数、几何图形等等。另一方面，它是先于一切科学的一门科学，包含着位于一切科学底层的观念和原理”。（哥德尔：《罗素的数理逻辑》）

     然而，他为这种坚持付出了代价，先被打成右派，后来又游离于体制之外，这个人就是被业界视为一流的逻辑学家、翻译家，被外界人士称为学术怪人、奇人的康宏逵先生。

1961年8月15日，二十六岁的康宏逵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论概然推理》，一时间洛阳纸贵。因为这篇文章，大逻辑学家金岳霖专门约请康宏逵吃了一顿饭，鼓励他好好干，并透露内幕说，潘梓年看好这篇文章，特意首篇黑体大字刊出。知名逻辑学家胡世华约请他共同撰写《概率逻辑》；“文汇报”记者约他撰文，“随便写什么文章都行”，于是康宏逵的《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是数理逻辑》一文横空出世。该文登在1961年9月26日的《文汇报》上，主张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传统形式逻辑过时了。这个论点针对苏联式的逻辑二重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并存；在形式逻辑内部，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并存。按照国际逻辑学界主流观点：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不是逻辑、数理逻辑应取代传统形式逻辑。但是这个学术问题背后却大有玄机，苏联专家倡导辩证逻辑，把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并列，认为辨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是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毛自然不满足于苏联专家对辨证逻辑的强调，他另辟蹊径提出逻辑讨论，把形式逻辑提到甚至比辨证逻辑还要高的位置。也许在毛看来，苏联搞辩证逻辑，英美帝国主义提倡数理逻辑，我们就搞形式逻辑，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逻辑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岂是康宏奎所能明了的？本来是为了抵制苏联专家的辨证逻辑，才有形式逻辑讨论，岂料斜刺里杀出一个不识时务的康宏奎釜底抽薪，认为形式逻辑过时了，要用数理逻辑取代。路人皆知，金岳霖、沈有鼎、王宪均、康宏逵这些卓越的逻辑学家都秉承了国际数理逻辑主流（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哥德尔）传统。但形势比人强，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康宏奎说了大实话，捅破了天窗，为此受到了严厉批判，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典型，成了不折不扣的右派。

说到康宏逵，不得不提到和他关系密切的三个人：金岳霖、王宪均和王浩。他的《两篇处女作的反响》讲的是金老，康称金老是“老恩师”，但他秉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统，坚持己见，认为金老名满天下的《形式逻辑》教材和《论所以》这篇名文是对现代逻辑的完全抛弃，背叛了金老早年《逻辑》中追随罗素数理逻辑的基本立场。《吾师宪均》讲的是王宪均先生。先生乃清光绪帝帝师王懿荣之孙，求学清华，追随金老；负笈欧州，师从哥德尔，执教北大，乃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在宪均师的教导下，康宏逵学了哥德尔、塔尔斯基的重要学说，放弃了早期偏好的概率逻辑方向。康宏逵回忆说：“1961年夏秋，我们一起学哥德尔。他要我给他讲哥德尔完全性定理的亨金证明，讲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莫斯托夫斯基证明，他很满意。对语法编码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抠得很细，搞得我“浑身冒汗”的事是常有的”。更重要的是师恩难忘：1956年，王知道康在肃反运动中被指为“反党分子”，刚刚撤销处分，却愿意当他的毕业论文导师。1978年，王知康在文革中被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依然邀其来北大协助编写《数理逻辑引论》。1986年—1987

年，康脱离体制，王邀他到北大讲学，以补贴收入的不足。这些都是师恩，弟子如何待师呢？据《吾师宪均》：“懋蔚师母信上说，‘住院前他叫 [ 他的学生] 邢滔滔在书桌上写了向康宏逵和一位表弟致意’。”王先生为何如此感念康宏逵？惜字如金的康先生在这里沉默了。

康宏逵与王浩均为金老和王宪均的弟子。王浩是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学生，康是五六十年代北大的学生。二位先生共承联大流风余韵、同为金门王门弟子，皆好数理逻辑，凡此种种让他们成为终身挚友。王执教美国，康在国内，十余年来，探讨学术，通信不缀。康曾耗费精力翻译了王浩的大著《哥德尔》，并撰《<哥德尔>译后记》、《王浩来信摘登（1984-1995）》追忆王浩。王浩曾赴美从学于奎因，乃当世大逻辑学家。二人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王浩虽受教于奎因，立场却与奎因不同，著书多有批评乃师之处。康宏逵以为王浩和奎因之间的关系，颇似他和晚年金老的关系，这种对老师的批评、对真理的追求，引为知音同道。

康先生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期间介入逻辑大讨论，反对逻辑学界苏联二重制观念，因言获罪；后执教于武汉大学，曾是李达校长座下三面红旗之一，文革期间“李达三家村案”，先生逆流而动与哲学系同仁为李达翻案，因行获罪；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加盟华中工学院哲学所，又因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愤而离职。1985年，深感“知识危机”，自动脱离体制，闭门研修，“卖文为生”。很多年来，他的简介都是这样的：“康宏逵，1935年生，上海人，逻辑学家。研究领域：模态逻辑、可证性逻辑、算术的元数学研究。”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不多，不管是早年的《形式逻辑的现代形式是数理逻辑》，还是晚年的《模态、自指和哥德尔定理》，都清晰、明确、严格。他论人、论事的文章《关于逻辑问题的通信》、《吾师宪均》都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毫无一丝苟且。他一生牵扯进各种争论，胸怀皆不脱此。先生晚年尤好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这本书叫什么？奇谲的逻辑谜题》、《可能世界的逻辑》、《哥德尔》等学术著作。每一本著作的翻译都耗费三至五年的时间，在我们这个浮夸成风的时代，他铸就的高度，凡辈如我，仰望才及。先生是一个相信真理、追求真理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他多次申明“不怕速朽”。在他看来，世上只要还有追求真理的人，真理终会临现。

2014年7月15日，康先生辞世，享年八十。人间信有真理在，世上已无康宏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