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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瑾:维特根斯坦关于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第三种可能性”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6-03-25 09:36:42
作者: 徐英瑾  

   【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 题 号】B6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6年5期第49~56,94页

   【英文标题】Wittgenstein on "The Third Possibility" between Analytic Judgment and Synthetic Judgment

     XU Ying-j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作者简介】徐英瑾(1978- ),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 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在“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再开辟出“第三种可能性”的想法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与他对于其“现象学”观念的思虑纠缠在一起——比如根据他晚年的追溯,科学经验与逻辑之间的中介地带就曾被他描述为“现象学”。就坚持那些构成物理世界的先验法则在被给予范围内的可直观性而言,维氏的“现象学”其实是与胡塞尔的“现象学”颇有可沟通之处的——尽管他在维也纳学圈中的那些学友们更愿意将他视为一面反胡塞尔的旗帜。但他最后却发现,在“直观”这个狭隘的领域内去全面落实为构建整个物理世界所需的先验框架,未免显得过于贪心。这种发现最终导致了“直观”的地位在维氏后期哲学中的相对下降,以及他对于那种奠基于“直观”的“第三种可能性”的全面否弃。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philosophy, Wittegenstein' s acknowledgement of "the third possibility" between analytic judgment and synthetic judgment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his briefly held conception of "phenomenology", which was described as the "midway between empirical science and logic" in his later works.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phenomenology", according to him, lies in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showing all of those transcendental laws constituting the physical world in the sphere of intuition. This idea, however, does demonstrate an amazing affinity with Husserlian doctrines, although members from Vienna Circle were more inclined to label Wittgenstein as an "anti-Husserl" thinker. Nonetheless, Wittgenstein gradually found it quite exaggerative to unfold the whole transcendental grammars underlying the physical world from the unique starting-point of intuition, the discovery of which eventually forced him to give up "the third possibility" based on intuition.

   【关 键 词】第三种可能性/现象学/直观/语法/色盲the third possibility/phenomenology/grammar/color-blind

  

      [中图分类号]B5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5-0049-0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康德以降,是否需要在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再设立“第三种可能性”(如“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就一直吸引着很多思想家为之贡献智慧。惹人注意的是,在1929年12月25日与石里克的一次谈话中,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曾提到过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关文献来源则是由魏斯曼记录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圈》(以下简称为WWK):

      “石里克: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如果我说‘我没有胃痛’,那么这句话就假设了胃疼状态的可能性。我目前的状态和胃痛状态可以说是处在同一个逻辑空间中。(正如我说:‘我没有钱’。这一陈述已经预设了我确实有钱的可能性。它指示着金钱空间中的零点。)否定命题预设了肯定命题,反之亦然。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陈述:‘一个对象在同一时刻并非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我用这个陈述只是想说:我至今为止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对象吗?显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可能(kann)看到这样一个对象’,‘红和绿不可能(k nnen)处在同一个位置’。在这里我就要问:‘可能(kann)’这个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可能’这个词显然是一个语法(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性(sachlicher)概念。

      现在假设‘一个对象不可能既是红色的又是绿色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且‘不可能’意味着逻辑的不可能性。由于一个命题是对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必定也有‘一个对象能够既是红色的和绿色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同样会是综合的。作为一个综合命题,它具有意义,而这就意味着:被它所表现的事态可能存在。因此,如果‘不可能’意味着逻辑的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还是可能的。

      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里只剩下一条出路——宣称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对此我的回答将是:语词是可以发明的;但我在其中却无法思考到任何东西。”[1-s.66]

      魏斯曼给这段对话加上了“反胡塞尔”(Anti-Husserl)这个小标题,因为从上文最后一个自然段来判断,维氏在反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时候似乎的确是以胡塞尔,而不是以康德为假想敌的。不过,笔者却认为魏斯曼所加的这个标题乃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在此切不可忽略维氏给出这段评论的学术背景:当时石里克正陷入与胡塞尔的论战①,因此他自然希望已获得巨大学术声誉的维氏也能够站在自己一边反对胡塞尔(同样的情绪可能也传染给了魏斯曼)。比如,上述引文中石里克说的第一句话——“应当怎样来反驳一个认为现象学的陈述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哲学家?”——显然就是在故意引导维氏攻击胡氏。②但正如我们在引文中所看到的,除了在谈话的末尾提到“胡塞尔”之名外,维氏在这段话中基本上是在“自说白话”,即在讨论他本人对于“颜色不相容”问题的看法。稍对维氏哲学发展历程有所了解的读者都知道,此问题乃是促使维氏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对于该话题的兴趣与胡塞尔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其实并无直接的关系。③另外,我们也很难说他在此段中所概括的那种“先天综合判断”的定义的确是来自于胡塞尔的,因为胡氏提到的第三种可能性其实是指“先天直观判断”。维氏实际上是在攻击一个被错误地贴上“胡塞尔”的标签的靶子。

      而这段对话所可能带给我们的误解不仅仅来自于其标题,甚至还来自于其内容,此即:维氏一直是反对那种在分析判断与经验判断之间再确立“第三种可能性”的观点的。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恰好有证据来表明他本人也曾对关于判断的三分法(而不是前人关于这种三分法的评论)发生过兴趣:

      “然而,‘白的渗入将有色性从颜色中带走了’到底是怎样的一类命题呢?

      正如我所意谓的那样,它不可能是一个物理性命题。

      在此,有一种异常强大的诱惑力去驱使我们相信:在科学与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叫‘现象学’的中介。”

      “尽管没有什么现象学,但是现象学的问题毕竟还是有的。”

      这两段分别采自于维氏晚年遗稿《关于颜色的评论》(以下简称为BF)Ⅱ§3与Ⅰ§53④的引文必须与同一手稿开首处的评论(BFI§1)作参比阅读。在BFI§1中维氏仅仅允许存在着两类语言游戏:一类是“无时间的”的语言游戏,比如“去陈述一个确定的色调所具有的不同亮度之间的关系”(此类陈述显然扮演着逻辑命题的角色);一类是“时间性的”语言游戏,比如“去报告一个物体是否比另一个物体更亮些或更暗些”(此类陈述显然扮演着经验命题的角色)。换言之,按照BF的整体思路,在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之间应当是没有什么“中介”的。但BFⅡ§3的这段引文的特异处却恰恰在于:在维氏已经定下“只存在两类语言游戏”的大基调的背景下,他在此却偏偏还要说对于这种“中介”存在的假设会对人们产生“异常强大的诱惑力”!这个讲法难道不正暗示了关于判断的三分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吗(尽管它归根结底是错的)?这样我们就很难不产生下述的疑问:

      第一,在维氏心目中,判断三分法的相对合理性又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第二,既然他已经很明确地将科学与逻辑之间的中介称为“现象学”了,那么,他自己的“现象学”观念究竟又是什么呢?“现象学”与“现象学的问题”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前者是非法的而后者却是合法的呢?

      第三,他为何最后又放弃了这“第三种可能性”呢?这种放弃与他对于“现象学”的放弃又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们就分别解答这些问题。

      二、《逻辑哲学论》中的“第三种可能性”的幽灵

   一般认为,《逻辑哲学论》(以下简称TLPh)阶段的维特根斯坦是毫无疑问地反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的。TLPh对于判断分类法的正面阐述主要出现于论题4.461与4.4611中。在那里他将判断区分为“有意义的”与“缺乏意义的”两类:前者指一般的经验命题,后者则指逻辑命题,也就是重言式与矛盾式。换言之,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提到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先天综合判断”或任何其他的“第三种可能性”。至于维氏为何要这么做,似乎也不难想见。倘若我们依据康德的思路,将合法的“先天综合判断”进一步区分为“数学判断”、“一般科学知识判断”两个小类的话,那么TLPh留给我们的印象便恰恰是:维氏既不主张像康德那样将数学判断看成是与逻辑命题异质的论题(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gouw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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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6年5期第49~5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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