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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伟: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

————致刘放桐教授的一封信

更新时间:2016-03-25 09:09:28
作者: 陈启伟  

   【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 题 号】B6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2年08期第5~10,63页

   【作者简介】陈启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本文对长期以来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倾向的来龙去脉作了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本 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作者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一 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联系与对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反对宗派主义

  

      放桐: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在上海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研讨 会。会开得很好,应当特别感谢承办此次会议并对会议作出最大贡献的复旦的同志们。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乃至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哲学的 关系问题,在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启发、很有见地,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其实这是 个老问题了,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家就一直在不断地讨论;我们过去也都写 过文章,说过许多话,但是总觉得问题似乎还没有穷究到底,话似乎还没有说透。下面 将一些想法写给你,算是学术“聊天”或学术“谈心”吧。This is a dialogue betwe en you and me,我可以随意议论,你也可以放手批评。

          一

      我国哲学界和苏联哲学界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师 法苏联的),正如很多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 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学说。据此,现代西方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的最后的 垂死的阶段的产物和反映,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完全腐朽、趋于全面反动、陷 入总危机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已不可能提出任何有进步性的、有价值的、 合理的东西了,如:说实用主义是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市侩哲学”;说维也纳学 派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秉承英美反动统治集团的意旨制造出来的;说尼采哲学否定一切传 统价值,使人道德沦丧,并从而为颂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开辟了道路;如此等等。

      但是,彻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即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 思、恩格斯在世之际就已经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知道的同时代的非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家(有些哲学家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要著作在19世纪70—80年代已经问 世,马克思、恩格斯虽从未提及其名,但似已注意到其哲学倾向(注:弗•阿德勒认为 :“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列宁批评这个说法没有根据,说不能因为恩格斯“没有提 到”他的名字就断言恩格斯不知道,又说“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一份‘科学’哲学季 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页。)),大概除了一个费尔巴哈(不过他们已将费氏唯 物主义列入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几乎无不施以严厉的批判或予以轻蔑的嘲讽。对青 年黑格尔派和杜林的批判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对其他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虽无专著或 专文批驳评说,但亦皆贬斥无遗,往往一言以“毙”之。例如,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下 半叶德国哲学状况时说:“1848年这一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 生了一个全面的倒退。……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 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 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进行着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注:列宁认为,恩格斯说的“各 式各样的折衷主义”就包括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参见列宁:《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50—51页。)例如新康德主义就是丢弃了康德哲学中任何 积极的东西,而把“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即“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的学说保存下来,造成了“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注:恩格斯:《自 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现在流 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是“那些最鄙陋的庸俗哲学”(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英国也是这样,哲学家们除了重新拾取已然 过时的哲学残渣,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了,如果说“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 康德的观点”,那末“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则“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由于“这两种 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要复活它们的“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对当时在法国 和其他国家流行的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鄙视,马克思斥之为“腐朽 的实证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而且明白表示:“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 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227—228页。)。恩格斯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为“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其 中纵然“有许多天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74页。),那也是从他的老师圣西门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形态的哲学,作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它的出现 和发展,不可能不与其他各种形式、各种派别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生对立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要与之论辩并加以批判,是当然而且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所批 判的各种哲学看做一堆充塞谬误、毫无价值而只待清扫的思想渣滓,那末这种批判就只 能是一种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 代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当代哲学之所以持一种简单的全盘否 定的态度,也是基于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历史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分析。在 他们看来,自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特别是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 的历史进步性已经完结,开始走向反动和没落,政治上是这样,意识形态上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不可能有任何富有生气的创造了。恩格斯说: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 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 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的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 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 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马克思也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认为“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能力,已在 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211、213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848年革命使“有教养的德 国”即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遭到的打击是如此之沉重,以至再也不可能在哲学理 论上拿出任何像样儿的货色来了。恩格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干脆:唯心主义“在1848年革 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者们除了抛弃 学术良心去充当官方意志的应声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之外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 恩格斯说的:

      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 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 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 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的这段话不过是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作的评价推及 于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马克思说: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指19世纪40年代英法工业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战 胜了土地贵族——引者注)。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 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 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 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 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2 13页。)

      关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状况如何,对 其各种哲学理论、经济学说等等应如何评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作具体的研究和讨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上面这种说法我只是提出一点疑问,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同他们一贯 坚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似有相悖之处。例如,恩格斯说: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 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 、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 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 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并且指出,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 模糊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既然如此,那么,又怎能设想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的哲学竟然失掉了一般意识 形态的特性,不再以十分迂曲而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而是变成了十分自觉、非常 直接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论证的辩护论了呢?马克思也曾谈到,判定一种 思想或理论的阶级性质,并非指这个思想家、理论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 利益,而是说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在 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 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 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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