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八月我随同仲乐从上海到北京去清华学校肄业。到了故都之后我们承仲辅二哥(长房冠侯伯父的次子)款待在他的西城寓所住了七八天。我是新生，必须早几天报到，以便办理一切入学的手续。仲乐是旧生，可以在上课前的一两天到校。他说：“你还没坐过北京的骡车。这不但价廉，而且方便。行李放在车箱里，你坐在行李前面。‘黄包车’虽然快些，但人与行李要分载两车，既多花钱，又不容易看照行李。你坐骡车去好吗？”我觉得他的说法颇为有理(虽然明知他想开我的玩笑，让我这“土包子”坐着这“老古董”去进留美预备学校)，便说：“好极了，就坐骡车去罢。”到了入校那天的清晨，我告别了仲辅兄嫂，坐上骡车，出西直门，经过海甸，向着清华园前进。车行很慢，我趁此饱看郊外的景物。夹道垂杨为北国风光生色不少。将近十一点钟，到了学校。骡车夫停了车，扶我下去，从校门里出来了两三位领导新生的同学，哈哈大笑说：“欢迎，欢迎!坐骡车到清华，真是别开生面。”他们指挥校工把我的简单行李拿了下来，搬进预先指定的宿舍里，随后由其中一位(三年级同学陆梅生兄)领我去斋务处报到。
“庚申级”(我们这一班应于民国九年庚申毕业，因有此名称)的同学一共有七十余人。在三年级那一年和我同住一寝室的一共是四个新生。其中有三个是三年级的新同学：陈总(字岱孙，福州人)，富文寿(海盐人)，和我自己。剩下一个是北方人张姓的二年级新同学。富文寿兄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约定了在四年级的那一年同住“新大楼”宿舍的一间寝室。此外庚申级同学李干(字芑均)和杨荫溥(字石湖，都是无锡人)与我时常见面“论文”。杨石湖兄用他的字作笔名在学生所编辑的《清华周刊》里发表一些文艺性的稿件。李芑均兄和我“见猎心喜”，也分别用“石潭”、“石沤”的笔名投稿。他们是两年当中与我最接近的同学。
庚申级同学毕业游美以后在国内立业成名的不在少数。例如：富文寿(上海小儿科名医)，孟继懋(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陈可忠(化学家，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后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刘驭万，刘师舜(曾任中华民国驻外大使)，高惜冰(原名介清，曾任沈阳东北大学工学院长，现在台中经营实业)都是比较有成就的。其余学有专长，服务各界，成绩彰著者尚大有人在。不幸的是，同级七十余人中至少有八九人已经去世，有五十多人留在大陆，消息不通，存亡莫卜。
清华在改组为国立大学以前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高等科二三年级的程度与那时美国一般大学的一二年级相当。毕业生到了美国可以插进大学三年级而不至于感到困难。清华课程的门类不多，内容并不高深，教员的学问也不一定渊博，他们教课却十分踏实而认真。学生如不好好用功便不容易及格。国文、英文、美国史是必修的课程。此外有若干选修的课程。
清华特别注重体育。其主要目的不在训练少数运动选手而在普遍地培养学生的体力，用以矫正中国读书人文弱的积病。每天清晨高等科的学生要集合在广场上，由体育教员布汝士先生(Mr Bruce)领导，作十五分钟的柔软体操(天雨改在体育馆举行)，然后才分别到教室里去上课。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钟，宿舍、图书馆、教室的门都关锁起来。学生纵然不在操场或体育馆作运动，也得在校园里空气流通的地方散步或坐地。此外还有每星期若干小时由教员分级分组指导的体育课程。我们这一组的体育课程碰巧排在英文课之前。体育运动做完了，布汝士先生还下口令教我们把用过的器械一一放还原处，再去冲一个淋雨浴，才让我们下课。体育馆与高等科的教室相距至少有二三百码。我们飞跑前去上英文课总不免迟到。一方面英文教员屡次责问我们，另一方面体育教员又不肯让我们略早下课。布汝士先生的用意显然在养成我们的良好习惯，锻炼我们的身体。我们虽然口有怨言但心无违志。
学校规定学生平日的体育课程及格方能毕业，毕业前的体力测验达到标准方能遣送游学。民国八九年间的体力测验包括下列五项：(一)百码快跑、(二)跳高或急走跳远(两者任择其一)、(三)攀绳、(四)横杠翻越、(五)游泳。规定的标准虽然十分低下(例如百码十四秒，自由式游泳二十码)，在运动员看来，不值一笑，但在“老先生”们(我是其中之一)看来，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我们几个“斯文人”，只要天气许可，每天拂晓去操场上加紧练习各人认为最困难的项目。到了六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硬着头皮去参加测验。攀绳翻杠两项，因为我身体较轻，稍加练习便可以过得去。我在中学时被学校强迫着学了两年的游泳。这一项测验我可以“驾轻就熟”。我下苦功练习的是跳远和百码两项。测验的结果，居然勉强及格。［我的平日体育成绩也低得无可再低，在“优”、“上”、“中”、“下”、“劣”（Excellent，Superior，Normal，Inferior，Failure）五等当中，仅免列入“劣”等。］
清华的课程里面有兵操一门。这也是一个特点。学生上操时都穿上草黄色或藏青色的军式制服，拿着木质的“步枪”去操练。我们的“教官”是王赓先生。他是美国西点军校(Westpoint)的毕业生，我们的“军训”也略仿西点的格式。我们虽然没有真刀真枪，操练时倒也“军容壮盛”。有一次北京各校整队游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清华学生全体参加，一色的制服和整齐的步伐，引起观众的特别注意。这些重视身体发育、培植尚武精神的教育措施，与中国宋明以后的传统观念几乎完全相背。平心而论，这正是医治中国读书人文弱的对症药，未可厚非。我在清华肄业第一年的第二学期躬逢“五四运动”之盛。运动的潮流由北京城内各大学冲激〔击〕到郊外的清华。清华学生当中热烈响应者固然不少，但也有一部份态度冷淡，甚至暗中反对。领导者鸣锣召集同学去开会，有时到者寥寥，于是派人到宿舍里或图书馆里去把一些“书虫”轰出去开会。学生联合会议决发行日报，以利宣传，由北大清华两校各推代表，共同办理，为避免政府干涉起见，又决定天津法国租界为编辑和印刷的地点。清华方面决定由高等科三四年级同学推举代表。开会的时候，四年级同学几乎众口一词表示他们不久必须离校到上海去办出国手续，不适于留在京津负责办报。三年级同学也表示因种种理由，不能留校。结果不打算他去的只有四年级的桂中枢、三年级的李干(家在北京)和我(计划留校读书)三个人。这样一来，问题便自然地解决了。我们三个人便被推为清华的代表，与北大代表去天津合力办报。
桂、李两兄和我会同北大代表周君(北大只派了一人)去到天津，在法租界梨栈大街一爿小旅馆(中和栈)租了几间房间作为编辑部和“记者”们的宿舍，又在法租界觅妥了一家印刷厂替我们印报。两天之后每天一张的《民钟》日报居然出版了(日期记不起了)。内容略仿普通日报，只是篇幅较小。其中包括时评、社论、新闻、小品文字和广告等栏。天津学生会派人负责发行，在北京天津两处分发。北京政府不久发现了这“地下”报纸，向法国使馆和法租界当局交涉。《民钟》问世不到一个月(究竟多久，我记不起了)便被迫停刊，我参加“五四运动”和尝试“报馆”生活，于是也告结束。
在《民钟》刊行的期间，桂、李两兄和我“夙兴夜寐”分头去采访有关的新闻，撰写评论，编排报页，送稿付印和校对印稿。我们三个人不分彼此，谁能做，就尽力去做。《民钟》居然能够按日准时出版，不误发行。周君似乎以“社长”或“主笔”自居，但既不肯轻于下笔，又不屑于做送稿校对等琐事。(午后他往往外出，深夜才回旅馆。有时我们清晨校稿回来，他还在高枕安卧。)他很喜欢评论我们的工作，讲得头头是道。我们一面洗耳恭听，一面各尽所能，倒也相安无事。
昙花一现的《民钟》日报不过是“五四运动”中一个渺小的节目。时过境迁，早已被人忘怀了。但短期做过冒牌记者之后，我不知自量，对于“办报”发生了兴趣。民国九年清华学校允许送我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肄业。如果后来不因为自己发现我不是做“无冕王”的材料而改学哲学，我很可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名小卒。桂、李两兄到美后都学新闻学，先后得着新闻学学士的荣衔。他们是有志竟成，我却知难而退。
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仍旧在北京进行。在城内和郊外各校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那一天，北京政府下令拘捕为首的人。清华二年级同学罗隆基是活动份子之一。每逢当众演说，他极尽激昂慷慨之能事。听说他也在逮捕的名单里，他立刻决定“走为上计”，在身强力大的清华运动员时昭涵保卫之下，冲出了军警包围的天安门，向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节的特区“落荒”而去。“时昭涵威镇天安门，罗隆基独走交民巷”。这是“五四运动”一个略带喜剧性的场面。
清华两年的时间迅速地过去了。民九夏初庚申级的同学都到上海去办理出国手续。领护照，验身体，治服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护照由外交部发给。(清华学校隶属于外交部，后来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才转隶于教育部。)每名学生由学校支付绰有余裕的“治装费”五百银元。家境清寒的同学也不会感受“经济压迫”。检验身体的主要目的是查看学生是否患有传染病，如沙眼、肺结核等症，因为美国法律禁止患这类病症的人入境。(其实在校时所有学生都经校医检查，上海的检查几乎是“官样文章”。)除了办理这些手续外，我们还要参加上海文化团体的“欢送会”。在上海有家属或戚友的同学更有另外的应酬。忙了约两个月之后，我们几十个人由王文显先生率领乘中国邮船“南京”号，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上海，去新大陆求学。
那时照旧法计算，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因为我生长在一个旧式家庭里面，又养成了高度的书呆子习性，虽然面对着一个新时代(一个政治、社会、文化都在动荡的时代)，我好像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岂但不关心，在思想上甚至趋于“反动”。我批评提倡白话文学者的言论，认为过于偏激。我不赞成“打倒孔家店”，认为反对孔子的人不曾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分别去看而一概抹煞，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识时务，但我不能承认我的看法毫无理由。民国二年庄士敦已经这样说过： “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当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It is a bewildering phenomenon……that just when we Europeans were realising with amazement the high value of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her ethics， her art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ere learning to treat these great products of her own civilization with impatient contempt. R.F Johnston，“A League of the Sacred Hills”， The Nineteenth Century，February 1913，p 306．）庄士敦的政治立场我们不必在此追究。他所说的“现象”确非捕风捉影，民国初年中国人开始学着的“不耐烦鄙视”不久之后便酝酿成熟而发生“全盘西化”一类的主张了。
民九以后若干年间国内政治纷紊，内战频起。民九的直皖，民十一的直奉，民十三的江浙，民十四的浙奉等战争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国内的现状如此，我只是埋头读书。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爱国心，而是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国家兴亡，匹夫当然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这个看法适用于文人，也适用于现代的军人。我在出国的时候，胸中充满了兴奋(甚至乐观)的情绪，相信游学美国是取得新知识、新技能，因而对于担负匹夫之责有所准备的好机会。
我还有另一看法。我认为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的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政治不是人群生活的全体，政府也不就是国家。“从政”以外尽有个人效忠于国家于社会的行动场地。“匹夫”可以对祖国的经济、教育、科学、文艺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负了“兴亡”的责任。如果我们把“仕”字解作“做官”，而说“凡读书而有好成绩的人都去做官”，在现代普及教育发达的国家里面，“高材生”不啻“车载斗量”，那〔哪〕里有许多政府机关去容纳他们?不但如此，一个“自了汉”如果真能自了，乐业安分，仰事俯蓄，不为国家增加社会、经济或政治负担，使政府减少内顾之忧，可以放心放手，用全力去办理内政外交的大事。这何尝不是匹夫略尽兴亡责任之一道？这不是说“自了汉”不关心兴亡。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他虽不从政，但可以留心政事。在选举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吏的时候，他可以本着自己的见解和良心去投票，去执行“选贤与能”的义务。这更是匹夫尽责之一道。正因为他自己避开“仕途”，具有“管理众人之事”才能的领导人物便可以登进仕途，畅行无阻，充分地用其所长。至于“干禄”的政客，未做官时放言高论，做了官以后不辞“自求多福”，同流合污，所谓“穷则兼善天下，达则独善其身”。他们对于“兴亡”未必比“自了汉”有更真实的贡献。曾国藩说李鸿章“拼命做官”。这个判语是否确切，我们不必在此讨论。(李鸿章做官时会替满清政府应付一些外交内政的疑难问题。)但我相信，一般拼命做官的人不但不为国家解决问题，甚至为国家制造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都是“亡国大夫”的胚子。孔子曾说，“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他称许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他严斥“子张学干禄”，准许其他门人“鸣鼓而攻之”。我对于“仕”的认识，似乎尚不违背圣人之教。
上述的两个看法，我至今还不觉得有放弃的理由。自问求学数十年，所得甚微。少年的志愿都成了空想。这是由于我学力和能力的浅短，不能归咎于看法的错误。其次，我虽在幼年时曾作“兼善”的幻想，所幸后来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才干，因而藏拙安分，“舌耕”自了，无由犯“达则独善”的过失。
我这关于求学和出路的两点认识或者是我在清华学校两年肄业的最大收获。
（摘自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公权文集》第一卷《问学谏往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