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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济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与复苏

更新时间:2016-03-22 23:07:24
作者: I.   济曼  

   苏联解体后不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出美式发展的新范式。因而产生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对历史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显然是狂妄的假说、多余的赘述与谬误的观点。无论马克思学派声称未来如何,他们在瞬间便有可能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委婉地称为“全球化”的秩序,但随后我们便认识到那不过是伪装下的比之以往更加激烈险恶的资本主义罢了。尽管资本主义的面目一再变换,但它同时也竭力让人们相信,它是永恒而自然的秩序,是生活和信仰的体系——声称较好地保留了对意识形态中的琐碎的局限及难题的思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不仅重写了历史,取消了我们猜想另一种历史叙述的可能性,而且抹杀了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清资本主义出现的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权利。在 20 世纪80 年代,尽管没有任何苏联问题专家预见到苏联即将倾覆,但到了 90 年代,却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被打败了,而且是刚一出生就夭折了,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

   必须记住的一点是,1979 年撒切尔的当选绝对是一次反常现象,毕竟那时候,如果说全球形势没有左倾的话,至少也还在原地踏步。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面临着失业、通胀、萧条与行业动荡。1980 年之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到处被围攻,却仍然是一种有形的制度实体,其中不仅包括那些发源于马克思学说的政权国家——它们统治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包括世界各地林林总总的受马克思学说影响的政治运动、机构、出版物、工会和学联。然而,一百多年来上下求索的学说和实践、相伴相随的成功和失败、构架浩瀚的惯性和可能性,似乎都以光速倾塌。

   部分原因在于,至 90 年代,美国看上去已经摆脱了一系列令人烦恼不安的物质问题和局限。随着商业圈和制造业贸易顺差迅速转化为生气勃勃的、以贷款为资金来源的“新经济体”,一种新颖的密集持续型而非粗放中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兴起。这种增长不带有通胀及可见的失业,薪水住房明显稳定化,股价的上涨似乎没有封顶,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幻想这个经济体可以解决一切可能的社会矛盾和紧张局势。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就和美国乌托邦式的、去政治化的富足联系在一起,但 90 年代依赖于人们盲目迷恋的技术创新,尤其是通讯和医疗行业,一切因而闪耀着质变的灵光。这种新的秩序,有着社会关联性的内涵、本体论的多样性和新式的政治自由。即便苏联没有解体,其粗放型的发展——“愚蠢的”钢铁和小麦——已经赶不上美国神奇的计算机了,这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的退步和失败。在柏林墙的一面是光碟和社交网络,而另一面则是遍布尘锈的喷着蒸汽的福特主义工厂。苏联不仅在政治上被认为不合法,在美学上也是失败的。

   20 年来,马克思不再被作为思考过程的代名词。当它不再被完全忽视时,它是作为最简易的包装锡箔片和世俗化宗教的一种可笑的( 也是冷酷残忍的) 形式存在于学术界、新闻业与政府知识生产的众多领域的。现在即便将马克思主义限定为仅是对思想史的一种修正,我们也可以高兴地宣布,那段对其无情嘲讽和无视的时期快要结束了。在我们仍习惯性地称作“理论”的领域里,马克思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在90 年代进出大学的人来说,这个令人难忘的年代现在看来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层面,它是一个过程,是历史精神的一个已完结的单元。将事物描述成“颇具问题的”是 90 年代的特色: 谴责普遍存在的暴力和一般命题的不可能性; 无休止地追寻不可胜数的极限体验、边界领域和局外人处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否认,在这些密集连贯的理论的劝导下,已经有什么东西变成了现实。马克思极富智慧地汲取了黑格尔的一项伟大的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即坚定地探究一个时代中所有死亡和生存的方式。基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我想指出的是,90 年代的精神已经消逝,即便人们仍然必须学习作为这种精神基础的、实际上无可替代的文本和理论。

   从当下回顾历史,政治经济学在 90 年代的批评里几乎完全是缺场的。这种趋势源于法国的后尼采主义,90 年代有很大一部分思想都依赖其风格、客体和方法。哈里·麦格道夫和恩斯特·曼德尔所实践的那种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在学科和概念上的运用,对于受 1968 年后的法国思潮影响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对后者而言,前者是过时的、决定论的,并且深受残余的形而上学的非理论的困扰。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鲜有程式和自我反省,缺乏怀疑态度,对当下的写作影响有限,更不必说,这种语言倾向于忽视已有的理论而使人们直觉上认为( 误解) 它和体制化的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相较于 1968年之后的思想,就像是福特主义的工厂相对于苹果专卖店的设计美学,它是乏味的、被时代淘汰的,而不是轻松的、有前途的、生气勃勃的。从早前对社会科学客观性问题的投入,转移至以大量文学和艺术实践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后海德格尔主义的范式,进一步将经济学边缘化为一种误入歧途的回声——对想用数学表达真理的已破灭的现代梦的回响。

   这种趋势掺杂了这样一种感觉,20 世纪时对大规模基础设施着迷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摆脱 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空间,仍反对( 或保留) 其制度的、国家主义的、家族主义的以及生产主义的准则。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迭代期来看,无论是理性透明的经纪人还是社会化的新人类,都出现了一种同构性。二者似乎都仰仗在不同程度上以自然( 从亚当·斯密的商品自由贸易到马克思的自然化的类存在) 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主体,正如二者都致力于在生产/消费的标准学科范围内使人类经验被人理解。经济学已经成了学科性的思想范式,其作用不是解放人的身体,而是阴险地训练和驯化身体。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消逝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颠覆了我们对权力方式的理解。随着 1968年之后法国哲学的转向,人们告别了对传统的资本/劳动二元性的探索,而是更关注社会关系领域,深入到了受压迫的碎片化的微观宇宙,其特征是以种族、性别、性取向为轴心。尽管这个转变过程回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迫切需要,但它扰乱了马克思的普遍历史主体的标识以及革命事业本身的宏大性和神话性。这些“他者”并不是不请自来的有威胁的客人,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已举步维艰,实际上也应该利用异议和反叛的新能量来使自己恢复活力。然而,由于当时原因复杂,这些新出现的多样的主观思想与马克思命名的普遍主体之间的分野,都令人感到危机重重,只有在后来回顾时才看清了原委。

   现在,从语言的运用到凝视的活动,从医患关系到显见的形而上学的暴力,权力和支配欲虽然都于这些细微处透露了出来,但也似是而非地清空了以往被归在经济范畴下予以理解的领域。剥削经验经历了日益全球化的过程,生产过程的削减,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的低薪不稳定的生活,越来越多的金融化,大规模的投资及空前的个人和公共负债,商品交换和广告业的时空殖民化,所有这一切在 90 年代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过去的 10年间也只得到理论评论家的认可,还经常被贴上“全球化”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并非阴谋或恶意为之,而是从一种理论范式向另一种理论范式变迁的过程中总会发生的过度代偿。以 90年代的视角看,批评经济统治的言论被当作前朝余孽而回避。萨德侯爵的思想,在福柯、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让 - 弗朗索瓦·利奥塔这些思想家如日中天之时,一直作为理论的背景而存在。在广义的唯名论的语境下,特殊性、碎片、身份认同开始兴起,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抵制私有化的政治观念。

   革命,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类型的描述,还是改变现有状态的唯一出路,现在充当了暴力的典范,暴力在革命中普遍存在。尽管这可能令我们再次折返黑格尔哲学,我们仍不禁回顾并认为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式的消逝不仅反映了真实的危机矛盾,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杂交的先决条件,以便更好地武装自己,思考和克服当下的问题。当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诸种当代理论有“过渡”之嫌,也与批评的过渡期 90 年代失之交臂,就好像在苏联工厂时代幻想自己跨越到了未来。

  

   正如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黯然失色与不再将经济作为思考范畴相一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苏也伴随着对经济形式的兴趣的重建。这并非 2008年时的偶发现象,在当时经济疲软的态势下,就连《经济学人》都对无处不在的经济下行和旷日持久的危机进行调侃。当然,金融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让大众的关注点又聚焦到现实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方面都没有得到重视。不平等、失业、阶级、在解除调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金融角色,这些内容每天都充斥着媒体的版面,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根本无法想象。或许我们可以称此为“经济学转向”,它不是学术口味异想天开的转变,而是经济本身猛烈狂暴地闯了进来。

   调整经济的文化可见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发起的一系列战争。虽然战争经常被误解为经济顺利再生产的外在或限定因素,但对于很快被发动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反战人士来说,发动战争和幻想“美国新世纪”是无耻地交织在一起的。当然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决定性地维持了美国的工业需求,并越来越成为罗纳德·里根执政后的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不过在这个新的非常时刻,权力政治、工厂/企业福利和精英政治相互联结袒护,使得绝大多数列宁主义的范畴,包括帝国主义理论,获得新的理论收益和特征。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像为“庸俗”马克思主义准备的诙谐的实物教学课,清晰地在远方诉说着自己的自由意愿——人权、妇女和少数人的权利,这些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领域,而且使根植于特定阶级利益的国家结构的虚伪再次变得可信和可解释起来。战争揭露了经济并非有如机器的运转模式那样安静地迎接未来,而是作为操纵、利益、强力的原始组织而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的转向。一方面,数字化经济声称要通过无冲突的方式实现均衡,远离资源、短缺、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沉重,战争使之化为泡影,并将之歪曲为本体论的差异和更新; 另一方面,被战争复活的随意的马克思主义妨碍了我们对于一个经济体如何能在一种阴谋环境中运作的理解,阴谋特指一种基于统治阶级不良居心的政治概念。如果此时用阴险的整体论语言来重新阐释经济本体论的特殊性,那么它们所依附的战争和经济纽带可能轻易地就被自由中立派作为合理资本良好规则的例外情况而拒绝考虑,比如保罗·克鲁格曼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就是这样。

经济作为一个有用的认识论范畴再次获得重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通俗层面”都同样紧要,它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生态危机”意识的迸发。不管当前政治在应对危机时的反应是多么滞后和无效,也不管我们距离全面评估其重要性还有多么远的路要走,危机意识的存在如今已经不可否认。即使全世界的天气变化都几乎以一种相同的口气来播报,我们现在仍然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正濒于生态深渊的边缘。这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乱无章的定位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危机显然已经取代了早些时候对表述和语言的作用的( 后结构主义的) 迷恋,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客体的紧急情况”。尽管好的辩证学家不知疲倦地提醒我们,无论危机还是自然,甚至是迫在眉睫的自然危机,都不可能妥协于斡旋规则,并且尽管超越语言或话语而回归客体原点的任何概念都是纯粹的幻想,我们仍然见证着概念正广泛地朝着客体的复杂性、内在性和物质层回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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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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