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就像现代人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市场上兜售的道德五花八门，每一类人都能在现代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管是专门做乳房移植的美容科医生，在日落前匆匆干完手头工作的善于观察的犹太人，还是音乐电视MTV上的色情故事，电影中的救赎故事，石油钻井公司和胚胎摧毁尝试，真人秀节目《改造直男》（粉雄救兵）（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以及纳斯卡赛车（NASCAR racing）等。

看电视上的广告片，浏览因特网，匆匆忙忙上班，很明显商业活动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不管是好的还是往坏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多数是正派人，他们努力工作，追求进步，养家糊口。但是商业买卖有时候深入到人类劣根性，数十亿美元的儿童色情业或许是最下流、最恶心的例子—把许多正经人拉下水。现代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虽说不出色，但至少过得去。但是商业买卖也培育和造就非同寻常的人---包括那些通过自己的智慧和眼光重新改造世界的人，常常伴随本来旨在满足人类无穷欲望的技术。

现代经济最著名的维度或许就是身体本身的买卖，包括给人印象深刻的可能提高，控制，操纵我们的天然生物学（native biology）的新生物技术，生物过程。在很多方面，好身体是要花钱买的，从抗阳痿药物到抗抑制剂（anti-depressants）,从美容手术到低碳水化合物食谱（low-carb diets）,从承诺给你健康宝宝的产科诊所，到当今推动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的运动。展望未来的生物技术，人们可能得到更好的改善情绪和记忆的药物，基因肌肉增强剂（genetic muscle enhancements）,控制自己婴儿的基因组的新技术等。显然针对身体的买卖将变得更加野心勃勃，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想怎么折腾自己的身体，就怎么折腾。

这就让我们感到纳闷：伴随“生物资本主义”（bio-capitalism）这个新生事物而来的是新的精神还是新的两难处境？它是否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改善我们的条件”的诺言的无休止的继续呢？毫无疑问，它既是原来精神的继续又有新的发展。有趣的问题是生物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否这么重要以至于我们得重新考虑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总而言之，身体新买卖是否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呢？

和往常一样，要了解我们往何处去，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从一开始，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美好生活观点联系在一起，或者和对于寿命有限的，自私的，具备很多弱点的人的美好生活的不同评价联系在一起。道德和现代商业总是不可分割的，对于商业（像挽歌）的辩护最初就是用道德术语进行的。

我这里说的道德指的是好生活（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和人性的永恒问题，如肉体要么本身有病，要么无法让人满意：我如何面对痛苦和死亡？我对父母和孩子的义务是什么？我的原始宗教传统仍然在控制我？我怎么看待虔诚，或者别人的不虔诚？我对于弱者，穷人，肮脏者，疯子等有什么义务？我的性欲望和性冲动意味着什么？我追求的高尚目标---挽救灵魂，解放被压迫者，治愈病人的痛苦---是否就证明了我采取的手段是正当的？

现代资本主义在其最初的时候，回答了这些道德和存在问题，有时候直接，有时候间接。它不是来自单一的人类条件的想法或者体现人类巨大问题的单一答案，而是对待生命和商业的至少三个不同的态度。一个是体现在早期清教徒身上的执着追求上帝的精神，一个是体现在伏尔泰（Voltaire）这些人身上的傲慢自恋，一个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表现得最完美的世俗的温和节制。当然这样的分类非但没有说清楚问题，反而往往歪曲了事实。历史是复杂的，模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曲折的，混乱的，有充满激情的辩护者，有强烈的批评者，还出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改变。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这三个不同的精神是无法否认的，具有无法否认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的三个精神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描写了救赎的新观念---这个对于人和上帝关系，世俗的生活，和来世恩典的新信条如何令人吃惊的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如果说只有一个新教改革是过分简单化了，因为有很多对立的倾向，正如韦伯描述的那样。但是其中有两个观点特别著名，一个是路德的“召唤”，一个是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根本上改变了虔诚基督徒的行为和西方发展的轨迹。世俗的工作现在能够用职业术语来理解。“实现世俗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上帝认可的生活的唯一的方式。”韦伯写到，“这，只有这才是上帝的意志，因此，任何一个合法的召唤在上帝看来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

但是只有结合“召唤”的观点和“得救预定论”神学，也就是说，相信上帝的难以测量的恩惠，独自的救赎，给予我们生命，资本主义精神才能找到其矛盾的根源。因为人们不能长期在实践中生活却不能解释如此神秘的恩惠，或者长期忍受内在心灵动荡的状态。他们渴望“证据”来说服自己，来向别人显示，或者在上帝面前说明“我”确实得到救赎了。这种对证据的欲望给予虔诚的新教徒“非理性的”意志来努力工作，却很少在意收获世俗的劳动成果。个人辛苦劳累作为来世救赎的标志（sign of other-worldly salvation），在他看来完全吻合神圣选择的召唤。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是理性化的，完美的，即便不确定性的最小信号也可能成为个人不被救赎的表现（un-chosenness）。因此，实际的科学受到欢迎，而神秘的猜想受到打击。

在韦伯看来，这样的伦理的结果就是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大部分归功于来自生产很多而消费很少的资本积累以及不辞劳苦的工作和自我克制的禁欲。但是作为个人虔诚的外在结果的财富威胁到破坏内在的对上帝的义务。正如循道宗教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宣称的：

我担心在财富增加的地方，宗教的本质就成比例的减弱。任何地方的循道宗信徒都勤奋和节俭，因而他们物质产品就增加。他们相应地增加了骄傲，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生命的自豪。因此，尽管宗教的形式仍然存在，精神迅速地消失了。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纯粹宗教的持续削弱吗？我们不应该阻止人们勤奋和节俭，我们必须激励所有的基督徒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积蓄尽可能多的财富，也就是富裕起来。那么，我们采取什么办法保证财富不会让我们堕入地狱的深渊？有一个办法，天底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那些尽一切可能获得财富，积蓄财富的人尽一切可能把财富给予他人，那么，他们得到的财富越多，就越体面，捐助的越多，就在天堂里积蓄的珍宝越多。

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诞生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是否正确确实是个复杂的，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比较清楚的好像是寻找上帝的新教徒在现代商业的第一次繁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进取心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人们渴望的东西。正如韦伯说的：“最开始对于上帝王国的迫切追求慢慢转变成了清醒的经济上的好处。宗教根源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的世俗智慧。”这样一来，公式颠倒过来了，不是物质财富作为救赎的证据，而是通过物质上的成功获得救赎。

通过新教主义，商业买卖成为“恩典”（grace）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追求的不再单单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根本不是，而是成为“自我奋斗的成功者”的恩典。也就是通过个人自身的工作，或者个人的足智多谋，而不是通过上帝的恩赐或者恩惠。在新教之前，救赎很大程度上和商业领域是分开的，基本上在圣礼上，在修道院，在安息日。新教减弱了这个区分，说服人们，也可能不是有意的，相信生活中的劳作就是救赎的证据，并最终成为救赎的来源。但是自我奋斗的成功者迟早会面对自我创造的恩典（self-made grace）的局限性。他可能遭遇不幸的打击，可能感到无聊厌烦，或者死亡的担心。他的恩典是受到困扰的，不完整的。商业买卖的“宗教根源”作为幽灵继续潜伏在现代经济里面。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被现代商业曾经许诺的救赎所困扰，我们仍然在追求能够给我们带来不是天堂的救赎而是身体的救赎。

对于伏尔泰来说，身体上的快乐是值得庆贺的，他称赞商业买卖正是因为它具有能力推动商品发展（包括身体上的快乐）通过自由和交换。新教徒称赞自我克制禁欲，伏尔泰则赞美自我喜爱。清教徒出于真诚，努力工作以便得到上帝救赎，伏尔泰则赞美商业买卖让这些虔诚的奉献可有可无。他写到“宗教主义者可能徒劳地责骂，我拥有，我喜欢这个世俗的时代”他喜欢该时代身体上的享受，和给他这个好玩的“世俗之徒”自由的空间。他的生活充满投机和冒险，发财的手法肯定让安然公司（Enron）的老板羡慕不已，他称赞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只有“异教徒”才会“破产”的地方。

正如杰瑞•马勒（Jerry Muller）在他的杰作《思想与市场》（The Mind and the Market）中所说，伏尔泰的真正敌人是导致人们因为过时的，琐碎的迷信而割断喉咙的宗教热忱。马勒说“伏尔泰是利润动机的预言家，相对于救赎的竞争，追求财富的竞争更可能让人们“和平”和“满足”。相对于挽救邻居灵魂的利他主义的神圣事业，即使让他的身体毁灭，追求财富很可能是更平和的追求，一个让邻居满足的追求。”

但是伏尔泰厌恶的不光是宗教冲突，而是虔诚的人对于虚假救赎的热忱奉献，以损失创造美好未来的代价实现悲惨的过去。在一首题目为“俗人”（The Worldling）的诗歌中，伏尔泰赞美其时代的奇迹，“必要的过剩的东西，奢华和欢乐”。他嘲笑亚当和夏娃身体上的折磨，睡肮脏的地板，吃没有味道的食物：

我吃水果的父亲说，

在伊甸园怎么打发时间？

你为人类工作吗？

双手紧紧拥抱女人夏娃

拥有你不能修剪的指甲

拥有乱糟糟的头发

拥有黑不溜秋的面孔

拥有忍不住的冲动

除了动物的本能没有别的，

两人都厌恶婚姻的枷锁

每晚在橡树下吃饭

有小米，水，和橡果

吃过了晚饭

只好睡在地上

仰望凄清的天空长叹:

在这样的原始环境下

男人不是可怜的无助的人吗？

换句话说，夏娃本可以来到香水柜台和贵妇的沙龙。拥抱这样一个“可怜的动物”完全出于动物的本能。除了肉体外，伏尔泰还赞美艺术家和建筑师---体面的真正制造者。他喜欢眼睛在“富裕的金色框架”（rich golden frames）内看得见的东西”，而不是一心向往天堂的心灵可以认识到的东西。诗歌的结尾是伏尔泰自我称赞的话，非常合适：“人间天堂就是我所在的地方。”他是个纯粹的“俗人”，生活在他迫切渴望保持的“自我热爱”和“快乐买卖”的天堂中，让腐烂的肉体见鬼吧。

相对于清教徒追求的来世救赎和伏尔泰喜欢的肉体快乐，你可能会说亚当•斯密提供了温和的看法。对于伏尔泰来说，他相信需要找到方法替换虔诚的宗教信仰造成的战争，国家管理的救赎是解决暴政和屠杀的秘笈。但是他没有认为宗教本身是敌人。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等人指出的，伏尔泰想当然地认为传统的机构如教堂和家庭在形成习惯方面的影响。如果没有了清教徒的工作狂，亚当•斯密的现实观点取得进展就不大可能。但是亚当•斯密没有提供救赎的买卖（commerce of salvatio）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来世的，而是一个扩展人类的自由并逐渐改善人类环境进步的商业活动。这是清醒和讲究实际的人清醒和实际的观点。他对建立体面的社会感兴趣，通过严肃考虑人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和自我克制的能力，充分结合积累财富的天然本性和潜在的礼貌教养。他追求一个能够改善所有奋斗者生存条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弱肉强食，或者有钱人享受生活的美好，而穷人永远在贫困中挣扎的社会。

也就是说，亚当•斯密应该建造一个成功运行的未来。从大部分情况看，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生活在他建立的世界，人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观点的影响，当今的 政治仍然来自他对意识到的设计的人类条件重新构造的限制的认识。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体制”在两个根本的方面起作用：首先，它解释了自我改善进步的天然愿望和天生的人类能力的范围可以结合起来形成繁荣的经济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个人对市场上变化的需求和生产的变化的可能性做出反应，根据自己的判断享受“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自由。这样一来，私人利益的愿望还能服务于公共利益，自由市场基本上能够从下面生产出一个有机的秩序，自上而下来创造根本不可能。第二，亚当•斯密显示商业生活如何对于渴望获得财富积累的个人产生教化的影响。这些个人需要努力工作并容忍他人才能发财。商业社会并不消除自私自利也不传播博爱的福音。但是它确实传播了自我利益和促进不同背景和趣味的个人形成公民社会，创造为了更高追求所必须的财富，虽然不一定是追求财富的愿望。

亚当•斯密相信应该用道德术语来判断经济体制，应该看该体制产生的人和体制所允许的生活方式。他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包括惟利是图不讲良心的奸诈商人的出现，以及由于无休止的简单机械劳动造成的愚钝的，粗野的工人。但是贪婪，邋遢，愚昧等问题很难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特有的，在很多方面，这些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中更加严重。当然，问题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人类本性的局限性。一个社会制度最多能够敦促美德抑制邪恶行为，而不是让普通人成为哲学家或者圣徒。

特别是，虔诚的新教徒和伏尔泰式的无神论共同的一点是商业买卖是好东西。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则认为相反。现代的激进的进步党主义也认为商业买卖是坏的。但是在那个时期，现代早期的战场上有两大主要的战士对于进取心的美德是没有分歧的。因而，亚当•斯密试图平息两者的斗争通过专注在达成一致的商业买卖上。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位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看作了经济学家，仅仅因为他认为商业是在现代社会获得和平的方式。这个时代几乎肯定被商业所定义，因为那些奋力限定时代的人几乎只能在贸易崇拜上达成一致。但是贸易不是最值得令人崇敬的事，因为人们买卖的东西不可能表现出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甚至市场文化有时候控制他最糟糕的暴行。

生物技术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

1991年，共产主义崩溃和冷战结束的最后一丝残余，克里斯托尔警告说资本主义未来的最大威胁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这都是亚当•斯密的错。这个和蔼可亲的，优雅的天才就是无法想象传统的道德确定性被有效地挑战和驳斥的世界。资本家社会是他的遗产，不管是好还是坏。从好的方面说，通过市场经济它产生了从前所有的人包括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想象到的繁荣的世界。从坏的方面说，在这样的世界里，每过去十年，人们的精神世界就更加贫穷，更加衰竭。”

最后，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缺乏“末世论的现实主义”（eschatological realism）。人并不是简单的寻求物质财富的普通生命。他还是渴望完美的非完美者，渴望永生的寿命有限者，有时候相信通过自己对大自然的了解而让别人的生活更完美或者寿命更长的野心勃勃者。因此亚当•斯密的现实商业世界---一个巨大的成功---仍然被新教徒对来世恩典的渴望所追求，被伏尔泰“对人间天堂”的渴望所追求。我们要求物质进步提供救赎，这正是过去社会主义曾经许诺的东西，也是未来生物技术会许诺的东西。或者我们要求以救赎的名义彻底抛弃物质进步。这些鼓吹者要么清醒的，是那些在鄙俗的世界里试图保持一片圣洁的避难所的人，要么是极端的，企图彻底砸碎现代生活的激进分子。

这种对于救赎的渴求可以和现代商业社会水乳交融也可以和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生物科学长期以来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如鱼得水：寻找有用的发明，实际的进展，通过对自然规律和人体生物学的更熟练的掌握“开发人体资源”技术长期以来都是自我改进的艺术，商业社会长期以来和新技术的发明和传播都不可分割。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梦想很少能让亚当•斯密论者感到惊讶，很可能让他们高兴呢。

相反，现代派的文化---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礼貌---大部分和现代商业社会格格不入。它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乏味，压抑，让人痛苦，“单一维度的人”醉心于物质财富积累，被过时的宗教和传统价值残余所控制。现代主义在无耻的生活---没有限制的，不管是性还是别的---中寻求精神生活。它认为大量的男人都出于本能来生活，大众社会要为自然和文化堕落负责。它也想象人类本身是不知廉耻的动物，是没有罪恶感的存在。它相信异化是历史的问题，不是我们本质的条件。这种态度体现在1960年代反文化的人们中，他们从以前的禁忌中把身体解放出来，以及人类重新塑造的孩子般的幻想。

从那时起，技术文化就和反文化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机器与精神，酒神狄俄尼索斯感受与理性调查，缓慢的进步与本能的解放。当然，在某些方面，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相互的仇敌，但是或许不是在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自己最近的历史特殊性掩盖了反文化和现代技术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这个联系的基础是它们共同的信仰，即人类的局限应该被克服，禁忌是无法容忍的，人类的羞耻之心是虚幻的。这两种文化都相信知识和经验都应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死亡是不公平的，不必要的审判，应该由技术来克服，或者从艺术上进行嘲弄从‘而征服它。两者都愿意一般人从前都没有去过的，至少是公开场合没有去过的新领域。

让我用一个让人非常不愉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最近，在几天之内我碰到下面两个故事：第一个是《纽约客》上关于艺术作品的文章，包括一张奇形怪状的雕塑，几个赤裸的孩子身体连在一起，小鸡鸡当作鼻子。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辅助生产的前景非常好的新技术，可以让妇女从卵巢中取下一块儿，无限期冷冻起来，什么时候她们想要孩子了，就把它移植到胳膊上或者肚子里作为受精卵。

现在我怀疑许多资产阶级科学家可能发现阴茎长在脸上的雕塑让人惊骇，虽然他们可能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维护作者创作的权利，同样的，维护研究的自由权利。但是我怀疑，艺术家实际上羡慕科学家的生物学上的“越界”，把生殖器从“正常”的地方转移到别处，让隐蔽的私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科学家把这些艺术品当作荒唐不羁的东西而嗤之以鼻，现代生物技术和现代商业则从后现代文化的胜利中获得巨大利益。因为正是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清除了围绕身体的各种禁忌，正是这些禁忌限制了现代生物技术的最新可能性。如果没有先前下流文化的胜利我们能够想象当今人体器官的买卖，甚至这些技术背后的科学吗？如果不是有人早已进入过了，科学家和投资者敢踏入这些领地吗？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和以前相比是否共同点更多了？

商业买卖的天才就是它可以驯服任何神圣的东西，可以让从前大逆不道的东西变成正常的。比如在文化上或在科学上让父母震惊让孩子厌烦的东西如婚前同居，试管婴儿等都是昨天的新闻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未来的情景：整容手术就像看牙一样正常，调整情绪的药物成为普遍现象，就像维生素（或者止疼药），人们可以出售死去的亲人的器官，10%到15%的妇女使用人工受精方式生孩子，通过超声波仪器检测胎儿性别，身高，和其他渴望的遗传特征，病人收获自己的胚胎克隆作为保存生命的原始细胞的来源。我们不得不纳闷：在这样的世界生活，生儿育女，工作，投资会是什么样子？生物技术，道德和商业买卖的关系是什么？

人体器官的买卖

当然，多数生物技术是让人称道的，正如我们所知，它是资产阶级进步的继续，唯一消极的影响是提高了人们的期待，因此增强了潜在灾难的危险性。但是也有其他的原因让我们相信新的人体器官买卖越来越偏离亚当斯密的冷静分析。它承诺完美，而不是进步，它不受任何约束，把神圣的和世俗的东西统统当作可以出售的商品，控制它的只有不讲道德的供求关系规律。为了让我们的讨论不那么抽象，难以理解，我们看几个日常生活的例子：

例1，孩子的背叛

现在，把卵子或者精子出售给想生孩子的其他人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人们只要看看任何一家名牌医学院的报纸上就会发现出价25000美元到50000美元购买卵子的广告，卵子提供者应该身体完美，智慧超群。有数不清的公司专门做卵子买卖的生意，而且满足各种特别的需要。最近，我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朋友收到征求信：

亲爱的未来卵子捐献者：遗传学和IVF研究中心现在征求健康，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不同种族的年龄在21到32岁的女性成为匿名的卵子捐献者来帮助那些无法生育的夫妇完成他们的心愿，每完成一个循环您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补偿，从5000美元到45000美元不等。希望您帮助不能生育的夫妇实现他们做父母的愿望，体会育儿的幸福。

现在如果从市场的角度看，这种潜在的交易没有任何问题，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双方各取所需，金钱和新生儿的胚胎，没有人被迫做任何事。但是发生这样的事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一对夫妇渴望生养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从生物学上和遗传学上讲应该和父亲有关，由母亲怀孕生产。这是IVF最初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能生育的夫妇寻求的不仅是要抚养孩子，而且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是要让这个愿望实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需要一个愿意放弃自己生物学上的孩子，决不再看一眼自己的亲骨肉的匿名捐献者。迫切希望得到生物学上的孩子的买主需要的是把生物学上的孩子看作小生意的卖家。从市场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买卖双方对商品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人类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找到一个否认人类渴望的卖家，这恰恰是买主希望得到的。它要求卖家自愿背叛自己的亲生骨肉，不是万不得已，而是为了一把美元。

例2，父亲的耻辱

现在，报刊杂志和电视上出现大量治疗阳痿的药物广告。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前芝加哥熊队教练外号铁汉的迈克•迪克塔(（Mike Ditka）做的广告，曾经是完美的男子汉，他接受伟哥“乐威壮（Levitra）挑战”继续留在比赛场上。显然迪克塔教练讨论自己的勃起障碍没有不好意思，甚至还非常自豪男子汉气概持续不减呢。他炫耀自己的裸体---性能力的丧失，性能力的渴望，让全世界都来看，包括自己的孩子。

现在想一下另外一个故事---创世纪中的诺亚，裸体呆在帐篷里，他的孩子们闪(Shem)和雅弗（Japheth）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以至于不敢看他，他们走到父亲的背后，用自己的衣服盖在父亲身上。正如里奥•卡斯（Leon Kass）描述的，“他们本能地了解，如果他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裸体，他们的家庭秩序和伦理就永远地改变了，通过保护诺亚的尊严和权威，他们实际上保护了未来自己实施父亲的权威。他们非常精明地选择这样的生活，让某些东西处于隐蔽状态，从不追求关于暂时的开头或者最终的根源的裸露的事实。即使在上了年纪的时候，他们仍然把父亲看作巨人，他们自己存在的源头。

但是今天，我们把什么都暴露在阳光下，我们把每个圣人都脱得精光。正常的自豪和正常的羞耻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尽管教练迪克塔或许以男子汉的名义寻求药物，但遭到损害的正是他的男子汉气概。通过炫耀他“渴望继续比赛”，他失去了别人的尊敬，他的崇高地位。有尊严的老人应该为他人树立榜样，但是他把自己的裸体向全世界展示，包括为他感到难为情的儿子。他在追求雄性力量的时候，暴露了他最终的依赖性，没有了任何衣服能够保持任何让人尊敬的幻想。

例3，现代的胎记

不久前，福克斯电视台播放了被称为“天鹅”的“真人秀”，挑选了10多个长相一般的女性，把她们送到整容医生那里进行整容修复，然后让这些焕然一新的女性走上舞台来看看哪个最漂亮，看看哪个丑小鸭变成了天鹅。整容手术已经不再是好莱坞明星或者华盛顿政客的专利，逐渐的，稳定的成为众多人参与的现象，可能很快成为中产阶级的现象。有些父母给他们十多岁的女儿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进行鼻子整形术和乳房手术。

因此，长相漂亮已经不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人类的创造了。衰老的皱纹不再被看作坦然接受的标志而是手术刀修复的对象。缺陷越来越成为难以容忍的东西。就像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胎记》（The Birth-mark）中的人物乔治亚娜（Georgiana），我们把自己交给身体技工作为材料，要么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要么希望旁观者成为对我们的肉体垂涎欲滴的崇拜者。问题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丢掉了什么？毕竟，美丽的外表从来不是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天过分的恩赐。不管这个礼物是上帝给的，还是其他神给的，还是整容医生给的，为什么就很重要呢？把今年的缺陷消除了损失什么了么？也许什么也没有。麻烦在于明年的缺陷，在于我们新的外貌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我们所有手术前的关系：对我们的父母来说，这是对他们自己糟糕外表的部分谴责，对于配偶来说，它等于承认我不够漂亮，对于孩子来说，等于是教他们有一天他们也需要整容，因为他们继承的基因是来自手术前的母亲。即使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摆脱自己也不愿意改变的身体的附件，我们与父母和孩子的纽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天鹅的脸蛋，但是仍然拥有丑小鸭的家庭。

例4，破碎的灵魂

当然，我们渴望修改的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灵。改变情绪的药物的广告无处不在，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药物的使用急剧增长，从注意力不集中的两岁孩子到情绪低落的老人，到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成为药物市场的一部分。一常青藤大学医学院的院长说大约20%左右的工薪族使用抗抑郁药物。

这些药物的广告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一个苦恼的孩子或者雇员---无法工作，无法上学，疏远亲人，接着药物出现了，正如广告口号许诺的“展现真实的你”。突然出现明显的变化，充满笑脸，朋友和生产力的新生活。一个三十秒的喜剧，编剧就是神经化学。毫无疑问，这些药物可以帮助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根源于头脑中的某些化学问题。只有药物才能减轻。对于这些人，真正的病人，精神药物是个福音。毫无疑问，销售这些药物的策略和销售任何别的产品一样都是说服人们他们是有缺陷的，但是有望得到完美，让人们感到有病，有问题，发现他们需要的正是一些解决问题的产品。

但是，显然起作用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不完美成为心理问题本身，解放在部分上就涉及全新的认同。精神药物的真正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内容，比如为什么这么多人首先就感到情绪低落，为什么他们相信只有药物治疗才能帮助他们。一旦他们服用情绪调整药物，开始形成靠药物来维持的人际关系后他们成了什么？我这里只想说依赖性新推销的怪异性，以及相信人生的困境基本上是头脑化学构成的问题只有通过药物才能治疗的意义。也许我们也会相信相反的观点：人生的最好的可能性也是化学问题，可以通过药物解决。

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是对的，我们作为被赐予的身体生活，我们不能完全控制自身的欲望，不能充分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能逾越自身DNA的局限。但是我们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相信我们不单是化学物品，我们的选择，快乐，痛苦并不仅仅是无法解释的神经活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诱发的应该是分得清的。

或许这样的药物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寡妇吃药减轻她丧夫之痛，或者经受恐怖分子袭击后人们吃药减轻恐惧。它们将不是恢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而是让我们的意识更加混乱。在屠杀的威胁下安然入睡，或者在亲人去世后情绪正常，我们生存的世界不就成了虚幻的吗？我们难道为了救赎就不要人性了吗？

例5，胚胎和磨咖啡机

我最后一个例子更加充满幻想色彩，虽然不完全如此。按照科学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想象人类的胚胎有一天将成为宝贵的药品决不是异想天开，人们需要的时候就像得到干细胞一样简单。为了研究的目的破坏胚胎现在是稀松平常的事。科学家已经在探索让我们人工生产人类卵子的方法了。消除了工业化生产胚胎的唯一一个现实的障碍。毫无疑问，这样的胚胎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将在未来的市场上买卖，甚至可以“物物交换”。

也许我有点耸人听闻了，但是这个夸张是有道理的。市场做的就是掩盖市场使用的东西的意义，以便充分的使用任何东西。市场可以驯服不寻常的东西让它变成正常的，普通的商品。它把任何东西都简化成可以衡量的物品，在市场上，重要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供求关系的不同移动方向，咖啡机上涨，胚胎下降，电脑元件上涨，人体器官下降，伟哥（Viagra）上涨，抗抑郁剂（Paxil）下降。甚至被这个前景困惑的个人，仍然询问人类胚胎是否比自然资源得到更多尊重的，也发现很难不得不参加：比如他是否愿意排除可能挽救自己儿子的胚胎疗法？他是否愿意离开包含这个胚胎疗法保险项目的保险公司？他是否愿意出售购买胚胎生产的公司的股票的共同基金？

我们不要忘记胚胎买卖的目标是人道主义的健康追求，现代社会最看重的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许这个人吃人的现象不明显，因为胚胎毕竟不是人。因此就没有了出自内心的厌恶来惊醒我们的良心，指导我们的行为。但是这对人性底线的践踏确实是存在的，和赤裸裸的人吃人没有什么不同。它是可能的只有当我们想当然觉得真正独特的东西---身体外创造生命的权力，看待和拥有从前被隐藏起来的东西权力。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最担心的事，生物技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改变：在世俗救赎的欲望下，身体的欲望，我们通过现代市场加速把神圣的变成普通的转化。我们将相信生物资本主义能够卖给我们任何想要的东西，让我们接受什么都是可以买卖的。

资本主义的道德局限性

这样的批评并不是要对我们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自由采取忘恩负义的行动，只有傻瓜才会贬低进步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无法想象比民主资本主义更好的组织现代社会的方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商业社会常常造成道德问题的事实，对人体本身的资本主义更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商业的朋友（保守派）最可能看到商业买卖的世俗力量。左派批评家们多数攻击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更想要资本主义产生的东西，但是相信“大企业”把进步的果实独吞了没有分给普通民众。但是保守派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深层问题是它创造了很多根本就不该创造出来的东西，让我们做很多我们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背离现代经济，这个前景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现代技术和现代商业的关系，希望我们能把亚当•斯密的温和从培根的极端中拯救出来，或许救赎更好的回答了人类的永恒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购买整容医生或者神经化学家迫切想卖给我们的玩意儿。

译自：“Biotechnology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By Eric Cohen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archive/12/cohe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