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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TPP将宣告普世价值时代的结束

更新时间:2016-03-20 10:23:28
作者: 张崑  

  

   TPP将宣告普世价值时代的结束,对全世界所有拒斥普世价值的政权来说,这是个比普世价值更坏的消息。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中国舆论带来的冲击刚刚过去,2月份,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又取得新进展,离最终达成越发近了。以往,贸易协定只是经济协定,并不涉及政治,而TPP却首次超越了经济范畴,将诸多道义价值囊括了进来。这是为什么?

  

   一般的看法是,TPP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利用和破坏规则著称,逼迫其他国家另起炉灶,建立TPP和TTIP,不仅TPP的谈判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为其做说明时,还特别点了中国的名,强调“不应由中国制定世界贸易规则”。

  

   说TPP是由中国问题引发的,也许不错,但是,如果TPP只是遏制中国的战略阳谋,背后再无其他深层原因,那么,中国总有应对之策,没有战术的,总有战略的,说中国就此被TPP这一记重拳打倒,总嫌危言耸听。可是,如果回顾历史,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看待的话,TPP也许根本算不上一记出拳,可能只是报信的知更鸟,更大的变局还远在后面。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TPP将宣告西方推销普世价值时代的结束。对全世界所有拒斥普世价值的政权来说,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要澄清:普世价值是什么?在社会学家看来,普世价值是一个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概念来自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95年,在心理主义盛行于世的时候,涂尔干界定出“社会事实”,把社会学从心理学中独立了出来。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于是,法律、道德、习俗、教义、价值、等等,就被看作社会事实,不仅这些,还包括那些难以结晶化的事实,如公众的潮流、义愤、激情、等等,都是社会事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价值也是一个社会事实。

  

   起初,人们并不需要把贸易物品看作“社会事实”,人们买卖的是物品,而不是社会事实。况且,在最初定义时,涂尔干也反对将所有的物品都看作“社会性的”。

  

   不过,随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合作的发展,人们发现,如果贸易各方对物品的理解不同,贸易将难于开展。尤其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人们对物品的理解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标准,带来的问题将层出不穷。于是,以外部的社会强制力来界定物品,就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手段。

  

   在中国的商品化进程中,也从不缺这类例子,如八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晋江假药案”,起因是一些农民把土制的木耳糖浆当成咳嗽药卖,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以《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为题曝光,一时间举国震怒、群情激愤,导致改革派大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下台。事件背景是,198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将正式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界定“什么是药品”的法律。对当地农民来说,土法糖浆由来已久,怎么突然间就变成假药了呢?抛开包装上的仿冒问题,更深层的,是人们对“药品”的理解已经完全变了,人们普遍要求以社会强制力来规定“什么是药品”,甚至在强制施行之前,就开始这样理解了,即人们已经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了。

  

   药品规范的介入,明显是社会化的规范介入,这类转变说明,“物品”必须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才能参与贸易,才具有在社会中流转的合法性。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为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谋得了合法性,在一次访谈中,布尔迪厄承认,他所做的,不过是确证了莱布尼兹(Leibniz)的充足理由律[2]。正是基于充足理由律的思想方式,在一个物品上,才能体现出一切外在的社会强制力。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即使没有主动地吸收“社会事实”概念,也已随着自身的发展,达致了相应深度的理解。在《经济解释》第一卷里,张五常这样解释“物品”概念:

  

   “物品”是从英语“goods”这个字翻过来的。这一词有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可释义为产品(product)或商品(commodity),也包括服务 (service)、友情、声望、空气、清洁、幽静、爱人、爱,等等。凡是有胜于无的东西,不管有形无形,都是物品——“有胜于无”是经济学上的“物品”定义。从个人的角度看,亲生的孩子,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都是有胜于无;美丽的相貌、可信的声誉、动听的声音、温馨的回忆、思考的能力,等等,都是物品[3]。

  

   张五常的这个定义,已明显是在“社会事实”的意义上理解“物品”了。

  

   一般来说,物品作为产品、商品或服务,很容易被理解,因为人们具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可是,友情、空气、明月、幽静怎么也成了“物品”?友情到底无价还是有价?

  

   事实上,这些问题很不简单,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造就了一批经济学家辉煌的职业生涯,科斯就曾把无线电频率界定成一种“物品”,后来成为一项经典研究。今天,更为常见的无形物品则是专利、音乐等名目繁多的知识产权产品。比无形物品更难于捉摸的,是免费物品,或称非金钱物品。

  

   张五常认为,非金钱物品不可以定价买卖,但是可能依据经济学替换定律,替换成金钱物品,进而确定价值,比如他为修订新书,可用金钱度量的时间代价增加了,为此,他跟子女们问长问短的时间减少了,可以看作他对子女的关怀(非金钱物品)下降了,正所谓古人说的“割爱[4]”。

  

   但是这种定义,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有污染的化工企业,在业主看来,是有胜于无,是物品;可是在周边居民看来,很可能是无胜于有,避之唯恐不及。有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就不符合上述“物品”的定义了。同样的东西,有人认为有胜于无,有人认为无胜于有,那它到底还是不是“物品”?如果说不清这个问题,经济学的“物品”概念岂非要崩溃了?

  

   这可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真正的经济学危机。中国大陆多起PX抗议事件、此起彼伏的利益冲突群体事件,正是经济学这一悖论在现实世界的显现。实际上,无论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场外的大规模抗议,还是布尔迪厄对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都源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弃道义价值的义愤,追根溯源,都因为前述“物品”定义——实际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对“物品”的定义——始终无法有效解释承担道义价值、而非功利价值的政治物品。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可能对一些人“有胜于无”,对另一些人“无胜于有”,如此,就超出了经济学家们的“物品”定义,使得他们无法触碰这类物品。在外人看来,就是放弃了道义价值。所以,经济学不解决自身的“物品”定义问题,难免声名狼藉。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危机,也是社会学危机,不同的个体也可能对同一个“社会事实”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就像有人认为有普世价值,有人就是不承认有,那么,到底有没有——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的——普世价值?说不清这个问题,“社会事实”这个概念本身就会有危机,建筑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相关社会学也会有危机,因此,这个物品定义的危机,已经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危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在根本上解除危机,就要回到所有这些学科的共同根基上,幸运的是,至今持续了超过一百年的现象学运动,为人类文明贡献出了足以解决这一危机的成果,这就是经由现象学运动而完善的“社会实在”概念。

  

   1902年,胡塞尔(Edmund Husserl)发表《逻辑研究》第一卷,现象学运动由此发端。作为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智识运动,现象学运动的口号是“面向事物本身”,要求做最严格的科学。像“社会事实”这样的概念,在现象学挑剔的目光下,马上变得不够科学了。

  

   现象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切入点,首先是严格界定术语“意义”,比如:张五常和子女聊天少了,他只是少发出了一批物理声波,而他的子女,怎么可能在“关怀”的意义上理解这批物理声波呢?

  

   现象学认为,所有意义都是主观意义,只有主观意义,才是可靠的,正如张五常曾经引用过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这一点上,与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重合的。这样,每一个“意义”,都是某个个体体察到的“意义”,所谓“普遍性”这样的术语,就因其模糊性而被绕行,要求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就无以为靠了。

  

   胡塞尔的追问,被许茨(Alffed Schutz)用于批判韦伯(Max Weber)社会学。韦伯认为,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的理解。所谓社会行动,按照后来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界定,是在社会——也即人与人之间——才有的,在只有一个人的世界中是不存在行动的,所以,行动,也就是社会交往行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无论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或者交谈、协商、争执、辩论、诉讼、等等,都是行动。

  

   在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中,一个“物品”的意义,就被理解成:首先在某个个体的意识中构建,然后,通过社会交往行为,不断地被其他个体所接受,进而为一个群体所接受。因此,任何意义,都是存在于确定的群体意识中,许茨以术语“意义域”来指称它的精确范围,而抛弃了“普遍性”这种范围模糊的词汇[5]。

  

   许茨的工作,使得经过现象学批判的社会学浴火重生,成为严格科学。今天,我们得以在严格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交往中的“物品”概念。

  

   任何物品,都有确定的群体认同它,所有这些人,都用各自的社会交往方式参与了这一物品的建构。我们不再像谈论“社会事实”那样,用“普遍认为”这样的词汇描述“物品”,我们转而承认,只有参与这个“物品”建构的人,才认可这个物品的意义和价值。

  

任何物品,都是建构出来的。就如一个理念,最初总有一个确定的始作俑者,也许在与他人的碰撞中、在头脑风暴中逐渐成熟,一步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方案,成为一个“物品”。“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最初只在诗人意识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读诗的人、一代又一代思乡的人,“明月”才不仅被建构出了思乡的意义,还因为文人的传承,而被建构出了文化意义。所以,张五常前述所言的“山间的明月”,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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