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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更新时间:2016-03-16 14:04:20
作者: 王旭  

   摘要: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关键词:  法治 主权 治权 代表制 合宪性

  

引子:法治的实践与理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实践命题,并将这个命题通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治决断具体化为190项法治建设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进一步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1]近两年来,法学界对于“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化做了诸多理性、富有成效的探索,[2]成为当代中国法学史上一次难得的法治理论语境化、中国化与具体化的集体努力,丰富、发展了中国法治实践命题的理论根基。

   总结前人的工作,“法治中国”的理论化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1)法治中国的本体论。在此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可,法治中国的内涵是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等概念的逻辑发展,也是对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3](2)法治中国的历史(演化)论。着眼于探讨其历史脉络与现实语境。很多学者也同意,法治中国有一个中国法治轨道演进的历史脉络,绝非横空出世,同时在今天提出也有特殊的语境,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4](3)法治中国的体系论。学者们提出,法治中国并非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意味着一种复合的法治发展体系,是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种制度演化与价值升华,包括统领概念、理论纲要、思想体系和总目标形成的完整理论整体;[5](4)法治中国的实践论。此种进路集中关注法治中国的具体实现路径。很多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投向了法治中国的具体制度变迁和落实的问题,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动力机制、如何进行实践操作,如何避免陷入实施中的价值淆乱等问题.[6]

   本文以为,上述种种前人的学术努力,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思考“法治中国”理论逻辑的三个结构性概念:历史、价值与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的理论思考都没有跳脱出这样三个维度,是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具体展开与深化。那么,本文在此基础上,不着眼于对什么是“法治中国”给出词典式的定义,而是做一种知识论上的二阶观察:既然“法治中国”是一种体系化的历史话语、价值话语和实践话语,那么它在提出及发展过程中,“历史”、“价值”和“实践”如何保持一个逻辑的结构,成为互相支持、互相证明的整体?靠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将这三个概念和思考层次连接为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

   通过这种思考,本文进而希望提炼出一种内涵历史、价值与实践的中国“抽象法治观”:本文认为,“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包含着中国法治实践一以贯之的问题思考,它必须以理论的逻辑来予以清晰呈现,这是学者的根本使命。本文主张,这种理论化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应该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 “法治中国”命题一定是对实践中的问题予以提炼和回应,但找到这个问题又不能“抽刀断水”,中国六十余年的法治实践具有连续性,只有深入历史的脉络才能清晰呈现问题本身。我们或可以总结这个历史就是一条“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实践线索,“法治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也即对中国混合民主宪制内部如何有效治理的回答;其次应该是一种价值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特定的价值推动着“法治”的具体实践,“中国”在这里也不仅仅意味着地理空间和政治主权的叙事,而包含着一种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因此,“法治中国”的理论逻辑根本上由实践(问题)、历史(问题提出及具体表现的时空约束条件)和价值(问题及回答的评价标准)三重维度构成,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也就成为我们理解“法治中国”命题的关键。

  

一、“法治中国”: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法治中国”命题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方位,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重点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将法治根本目标划分为主权结构法治化和治权结构法治化。

   (一)“法治中国”的历史成就:实现主权结构的法治化

   “法治中国”的历史动力首先来自实现主权结构的法治化,也就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其代表者之间通过法律而拟制为意志统一体,[7]它体现为法律对民主的一种担保和承诺功能。这是建国以来相当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意识,也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执政和建国的正当性,而非具体治理的有效性。

   由于对中华帝国专制传统和建国后政治生活灾难的深重反思,重视法律首先是从“承认法律对于民主具有保证作用”开始的,防止人民民主主权的结构或者蜕变为某种个人或集团一言九鼎的寡头政治、僭主体制,或者滑向某种失控的民粹主义和大众政治狂欢。

   众所周知,废除了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新中国并没有立刻建立起自己的宪法法律体系。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华帝国传统依靠意识形态进行秩序正当性建构,以及社会对政治精英集团及领袖个体依赖的惯性,[8]显然使得开国者们不在意通过成文宪法建构国家并通过专业的法治体系来形成秩序。

   中共八大出现了强化法律制度功能的新气象。这次全会提出国家主要任务“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走向稳定正规的法制建设”,在决议中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生活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这种“从群众运动走向法制建设”背后的真实逻辑在于,党在执政后必须解决如何确保一种中国式的混合民主宪制结构能够稳定的存在。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人民的参谋部”(彭真语)以政治精英的引领和代表功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如何确保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要解决的第一重主权结构问题,也就是在人民-党之间要寻找一个均衡结构,在回答“黄炎培之问”中,毛泽东主席已经找到了“民主监督”的道路,[9]但中国的特殊就在于,新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的建立,使得人民-国家(机构)之间也产生了代表关系,中国的民主宪制构成了一种党与国家功能上互相融合,但形式上又有一定差异的混合体制,它们共同代表、统一于人民的意志。于是党-人民-国家这样一种复合主权结构如何实现均衡,实现三者意志的统一,[10]就成为中国民主体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是呼唤法律的关键,正如彭真深刻论述到的:“虽然党是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但党员在十几亿人民中只占少数,我们不仅有党,还有国家。党和国家要做的事,讲内容,当然是一个东西,讲形式,那就不仅有党,还有国家。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经制定,就要依法办事。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11]

   也就是说,主权结构的均衡在本质上就是意志的同一性,在中国的体制里,法律正扮演了一个沟通党、人民与国家三者意志、最终取得共识的形式理性:人民的意志通过民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又通过执行成为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复次通过立法程序最终成为三者共同遵守的规则与形式,从而实现了三者意志的统一,解决主权结构均衡的问题。

   然而,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个三元的主权结构事实上成为党的领袖或高层集团的一元领导体制,导致了党和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极大不正常,法律无法成为这个均衡结构里的基准性、共识性力量,所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重新建立这个以法制为基准的三元主权结构。

   随着改革带来的世俗化利益追求、权利意识勃兴以及公权力在改革过程中日益扩张,对于党和国家以集体的名义做出的行为是否要受到法的约束,法究竟是一套传统中国法家所言之“治民之术”还是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基础,就开始新一轮的论辩,[12]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明确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论断。也就是说,在集体的法律人格上,党-人民-国家之间意志的最终统一都必须拟制在法律权威之下,都必须承诺接受统一的、普遍的法律规则的约束。

   历史地来看,十六大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重要论断,最终在一种中国式的混合民主宪制里成功建构起法治对民主的承诺和担保功能,构成了今天中国的第一政法原理和基础规范,[13]目前阶段,“法治中国”命题正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二)法治中国的当前要义: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也可概括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命题,可以说是一个“政道”的问题,描述的是一个混合的民主宪制,其根本正当性究竟何在。

   然而,“党如何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如何将法治从一种侧重强调对民主的承诺和担保功能转化为对一个民主结构内部有效治理的保障,这样一个“治道”的问题[14],却在当前历史阶段更为紧要。

   所谓治权结构也就是党、人民和国家如何通过具体的法律治理实现并始终保持意志的统一,从而不断增进共同福祉。具体而言,“法治中国”的核心要义在于:使人民复杂、真实的利益偏好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成为党的意志和政策,这种政策又能准确地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法律,而这种真正体现公意的良法又能被高效实施、严密监督,最终使一个超大型民主国家在不断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中实现善治。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任务的转变,它又包含什么要素?这是本部分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1. 为何转向治权结构的法治化

   转向治权结构的法治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实践的推动,具体而言有三个原因:

第一,“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是一种本质揭示的本体论思考方式。本体论的思考是一种拟制的思维,从西方绝对王权时期将君权假定为“神授”,到启蒙哲学将人权推定为“天赋”,再到19世纪议会民主理论将立法者拟制为“全能的上帝”,归根结底都是卡尔.施密特所言“是一种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15]这种思维方式是对现象的高度理论抽象,并且具有不言自明的推定有效性和讨论问题的起点。经过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依法治国也成为了当今中国这种不言自明的共识,法治对民主的担保功能已经实现,接下来就是这种法治能否成为更为具体的治理国家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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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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