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的表达与显性的“应当”“不得”的不满十五个。《劳动合同法》98条条文中，如果将隐性的表达与显性的表达相加，“不得”、“应当”的表达达106处，算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增加部分，强制性用语总数达187处。去除了如立法宗旨、适用范围、施行时间以及一些指导性条款，平均每一条都含有2个以上的强制性规范，刚性程度大大提高。

　　 ❷ 现实弊病

　　 《劳动合同法》本质上还是合同法，但留给合同双方约定的空间则极为狭小，刚性条款多，“可以”，“允许”“提倡”等柔性条款非常少，同时还配置了很重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使用“应当”的数量为106次，使用“不得”的数量为31次，刚性化程度非常高，比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强制订约，只要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条件，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刚性化，使用“应当”的数量为43次，使用“不得”的数量为7次。《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继续刚性化，使用“应当”的数量为7次，使用“不得”的数量为3次。同时，《劳动合同法》原规定“劳务派遣二合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是引导性条款，但是2012年修法时，将“一般”改为“只能”来强调对三性的严格限定，使其从柔性条款变成刚性条款。

　　 ❸ 政策建议

　　 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许可性规范、引导性规范。

　　 作为劳动领域的基本法，尽管原《劳动法》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但总结的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基于“资强劳弱”的现实，采取了倾斜保护原则，对劳动合同的规范在刚性与弹性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在其颁布后的十余年间，劳动争议数量基本稳定，劳动关系也保持平衡。而《劳动合同法》以“黑砖窑”事件为契机，通过了当时争议极大的法律草案。这部立法将“资强劳弱”替换为“资恶劳善”，并将劳资冲突已至极其对立作为立法时的逻辑假设， 过度强化管制、限制自治，由此产生出了以上十方面的失衡问题，极大地打击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机制，导致管制与自治的系统性失衡。建议修法时首先回到《劳动法》，去除所有基于“资恶劳善”的假设所形成的规范，在解决高管的排除等遗留问题后，以劳动法设定的倾斜保护程度为基点，检视劳动关系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劳动关系调整更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