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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明:社会心理学的话语转向及其学术议题

——评《话语与社会心理学》*

更新时间:2016-03-15 13:34:37
作者: 肖文明  
在这种思考之下,反身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话语》为反身性的问题赋予了新的含义,这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另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言, 《话语》所持的话语分析方法接近诠释学的投入理解,因而也引起人们对如何进行诠释和诠释的客观性问题的讨论。最后,话语分析的方法使得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能够结合,而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心理解释中人的概念问题。本文将依次对这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评析。

  

   (一) 反身性(reflexivity)

   反身性(又译为自反性) 在《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对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更是一个焦点问题。

   《话语》对反身性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第九章) :反身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谈话的这一特性:它既是关于行动、事件和情境的,与此同时,它也是这些事物的一部分;它的第二层的含义是,话语分析的发现对话语分析家及其他任何人所构造的社会文本同样适用。

   第一层含义与吉登斯的理解多有相似之处,强调的是谈话和文本能够反作用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产生一系列的实际后果。举例来说,有一份心理学报告,说常洗头的人有更高水平的自信心。这样一份报告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而且会重新塑造人们的行为。人们可能会因此更加频繁地洗头以增加自信,但也可能故意不洗头来否定这一研究报告。

   不过,在第九章中,作者更看重的是第二层含义,也正是这层含义引起很多争议。作者强调他们自己的文本与他们所研究的文本一样,都充满着建构性和行动取向。他们反对任何大写的真理(Truth) 的存在,反对任何人对知识的最终权威。基于这种立场,他们多次批评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确立对文本解释的“最优版本”( the best version) ,因为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研究者应该对自己文本中的建构性保持敏感。

   为了体现这种反身性,他们似乎看好学界中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摆脱学术写作的标准规范,以平行文本的形式,一边给出研究者对所研究的文本的解读,一边把自己的研究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给出自己的考察。但是,如果遵循这种反身性的思路,那将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对考察的考察仍然是一种建构,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给出我们对它的考察呢? 如此循环,又岂有尽头?

   因此,对反身性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批评者认为,在研究中给出这类反身性的考察,纯粹是一种自恋。他们提出应该放弃这种走入歧途的反身性观念,而倡导一种社会学的反身性观念(Fuhrman & Oehler ,1986) 。他们认为,在社会学内部,对反身性的吁求,往往与对被某一群体或个人视为当然的假设进行考察相关。一种反身性的理论,是要帮助人们获得那些社会不让他们知晓的东西,那些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知道的东西。

   他们指出,波特等人持有的这种褊狭的对反身性的理解正在把社会研究带往一个更无趣的方向。就科学知识社会学而言(波特在这个领域多有研究) ,他们不能提供对科学界的信念和知识的社会学理解,不能关注知识被生产和合理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而只是为文本而研究文本(Fuhrman &Oehler ,1986)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反身性观念实际是放弃了学者的担当,波特等人把反身性视为单个作者的问题或文本的特征,而不是一个攸关整个科学共同体的问题(Fuhrman &Oehler ,1987) 。

   对这一争论的孰是孰非,我们难以遽下论断,但这种种的反身性观念还是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因为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我们都已接受这样一个共识,即知识远不是书斋里供人把玩的器物,也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古董,在读与写之间,它们就充斥着我们的周遭,扮演天使或者恶魔的角色。

  

   (二) 客观性

   在上面对反身性的讨论中,其实已经牵涉到客观性的问题。作者对反身性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客观性的拒斥。在《话语》中,他们多次提到,话语是否真实反映内心状态以及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并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这与作者所置身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从建构论的立场出发,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惟一的真实,从反身性的角度考虑,所有的文本都有着行动取向和建构性。而这些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

   但是,从《话语》和随后的《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来看,作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客观性的问题,在一些论述的角落里我们仍然能找到客观性的踪影。在《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作者先给出一小段话语(比如第二章有关波利尼西亚人的话语) ,相应地我们会得出一个解释;然后作者把该话语所置身的更长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这时我们会得出与刚才非常不同的解释。这样一种处理,往往是把放在更长话语序列中的对话语的解释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出现评判不同版本的标准问题,而这个标准不能不包括客观性。

   在《图绘种族主义的语言》中,作者提出,普通人的话语和社会科学家的分析都是言语构建,但是,相比于普通人的话语,科学家的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层次上,它们可能是通往不同目的的言语实践(Wetherell & Potter ,1992) 。这句话颇耐人寻味,所谓不同的目的究竟有何不同?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科学家的话语之所以对意识形态的实践没有直接的支持,乃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更价值中立,他们要遵循一套严谨的被称作科学的程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会比普通人更靠近客观。而这种客观性,或许就是有别于常人的不同目的。

   与拒斥客观性的态度相矛盾的是,波特等人反复强调他们的研究不会“超越资料本身”(go beyond the data) ,而认为历史学家们往往是在资料中添入自己的解释,这样一种比较,似乎是在表示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客观性。然而,这一点也备受批评,论者认为,由于人们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可以一眼看穿的,因此研究者的解释只能是解释,而非资料本身(Shapin ,1984 ;Fuhrman &Oehler ,1986) 。

   由此看来,客观性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抛弃的,与此同时,客观性也不是如此容易就可以标榜的,尤其当《话语》确在使用一种主观诠释的方法来分析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客观性的问题呢?

  

   (三) 语境有多大

   在对《话语》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其实一直在阅读着作者对话语的解释,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问,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吗,这种解释从何而来,它依靠的是什么证据呢? 当然,作者会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因为始终有另一种解释的可能。但是,作者大概不会认为自己的解释纯属杜撰。事实上,他们在敦促我们要在话语所置身的语境下来理解话语的意义及其行动取向。这一主张与符号学、行为发生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行为具有符号学的性质,单纯的动作与它们的含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的,只有在具体的乃至非常地方性的社会常规的语境下,这些动作才可获得意义。因此,对动作和行为的理解,要依靠对语境的理解。由此,无论对话语的理解,还是对行为的理解,其所依托的都是对语境的理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语境有多大?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只截取一小段话,对这段话的解释往往是有偏差的,只要把这段话所置身的话语序列呈现出来,我们就会得到另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把话语序列理解为语境,但某一具体的话语序列又有它自身的语境,由于语境是无限开放的,因此,语境也可能是无限大的。这样一来,由于语境的无限开放性,对语境有多大的掌握才拥有诠释的权利? 这里,我们又遭遇到客观性问题,即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标准,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能够确定出对语境多大程度的把握才是完备的,从而来衡量不同诠释的优劣。

  

   (四) 心理解释中的人的概念

   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话语分析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将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迈向一种“更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在心理学史上也不断出现过对心理学的社会化改造,如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Tajfel & Turner ,1986) 。但这些改造往往预设了一种心理实体的存在,这种心理实体成为沟通宏大社会结构和微观行为的一个桥梁。《话语》一书则把心理实体去除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比社会认同论等“更社会”的研究。这种更具社会性的研究所隐含的是一种新的人的概念。

   这种新的人的概念一反传统社会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立场——这种个体主义将个人的内心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绝的“封闭的个性”, 其典型的隐喻是“封闭的黑箱”、“容器”等。埃利亚斯(1998) 在批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这种个体主义倾向时指出,这种观念在欧洲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典哲学中,这一图景就是以认识主体的形式出现,个人是一个封闭的人,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意识不到与他人之相互依赖。从这种人的概念出发,个人就似乎总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在个人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埃利亚斯指出,应该将人视为“开放的个人”,“个人与社会”不是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一个人的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注1)

   埃利亚斯的观点实与《话语》的立场殊途同归,也就是走向一种更开放的、社会化的人的概念。在埃利亚斯,是他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注引领他迈向这种观点;在《话语》的作者,则是由于将心理状态视为言语的社会实践,这种言语实践的本质上的社会性,让他们不能接受“封闭的黑箱”的人的概念。不过,在埃利亚斯那里,似乎仍然保留一些心理的质素;而本书作者等人的努力,则近乎把心理实在彻底解构了。

   在迈向这种更具社会性的人的概念时,我们也有必要听听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在20 世纪60 年代是十分兴盛的。朗在60 年代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批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人的概念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 。(注2) 结构功能主义在回答霍布斯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时,借助于社会规范的内化这种观念。朗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决定论”。规范的内化受到弗洛伊德超我观念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强有力的本我与超我控制之间的张力。朗主张要回归弗洛伊德的人的观念:弗洛伊德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决不是完全社会化的动物。无独有偶,同一时期也出现了著名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之争”。这一争议也源自对弗洛伊德理论予以阐发的立场之不同,这种不同的阐发体现出人的概念上的差异。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欲图使弗洛伊德的学说成为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学说。不过,对马尔库塞来说,这一批判的基石是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里比多的被压抑是导致个体顺从既定秩序的根源。因此,批判的锋芒要指向社会对里比多的压抑。对里比多的强调,其实就是强调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独特心理实体的重要意义,这种人的概念是反对完全社会化的。与之不同,弗洛姆在出版《逃避自由》这本书之后,就正式放弃了里比多理论。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所以是激进的或者说革命的,并不在于他的里比多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aoka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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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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