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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第二讲 性命

更新时间:2016-03-13 11:14:34
作者: 钱穆 (进入专栏)  

   一

   上一讲,提出了“道理”两字,此一讲,则另提“性命”二字作讲题。道理是在外面的,性命是属内部的,这是我们自己身体内之所有。若就西方哲学术语说,道理应属宇宙论范围,性命则属人生论范围。性命二字,也如道理二字般,已成为全中国人日常普遍使用的一名词。说到性命二字,有首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者,即中国人日常通俗所说的性命,即指人之生命言。如云拼舍性命,又言性命休矣,性命难逃之类,皆是。但为何不说生命而偏要说性命呢?这里却是一大问题,早在两千年前,中国思想家已经极深刻地辩论过。

   与孟子同时有告子,他曾说:“生之谓性。”此一语,若用今通俗语翻译,即是说生命即性命。生命外,更无所谓性命了。但孟子非之,孟子质问告子说:“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此即说:若单讲生命,则犬的生命牛的生命和人的生命都一般,没有大区别。但犬牛和人,在其生命相同之外,还有其各别的性。犬之性不同于牛之性,牛之性不同于人之性,因此,只有在性上,人和犬牛才见有大区别。若单说生命,则犬牛与人各有生命,人与禽兽的生命,便无法大分别。必须言性命,始见人之异于禽兽,始见人生之尊严处。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此性命的“性”,即是人兽相别之几希处。后代的中国人,大体都接受孟子此意见,故不肯言生命,而都改口说性命。

   三国时,诸葛亮《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当知此所谓苟全性命,决不是苟全生命之义。若求苟全生命,则北走魏,东奔吴,在曹操、孙权处求闻达,一样可以全生命。可见诸葛孔明高卧南阳,苟全性命,实有甚深意义,极大节操,此乃诸葛孔明高出一世之所在。他所用“性命”二字,乃是儒家传统思想所特别重视的性命,决不仅指几十年的生命言。

   现在我们要问,孟子之所谓性,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概括来说,中国人“性”字,涵有两种意义,一是生之本质,一是生之可能。而古代人用性字,则可能义更重于本质义。今说犬之性异于牛之性,牛之性异于人之性,即是说:人有了这一条生命,他所能做出的许多事,和犬和牛之所能做出者不同。故其生命虽同,而在其各有之生命中之可能表现者不同。何以在同一生命中,会有不同的可能呢?这只能说是生命本质之不同。既是生命本质不同,即无异于说生命不同。人为要自表示其生命之与其他禽兽草木一切生命之不同,故牵连着说性命。因此,中国人通常俗语用性命二字来代替生命,其实已包涵了极深的思想结晶。这一语中,即包涵着生命之本质与可能,也可说,即包涵着生命之意义与价值。换言之,这己包涵有甚深的哲学情味。此刻若想把我们日常普遍使用的“性命”两字,切实明了,则又必牵连到全部的中国思想史。

   二

   现在我们试再问,上面所说的人之性,又是何从而得之的呢?《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中国人大体普遍承认此一语,即谓人之性乃由天命得来。但此处所谓天,又是指的什么呢?究是指的一位造物主,上帝,抑是指的大自然,如科学家的想法呢?就宗教言,一切万物皆由上帝创造。就科学言,一切万物皆是自然演化。但我在上一讲里已说过,在中国思想里,科学与宗教,两者间,并无一条很深的鸿沟,把彼此疆界划分得清楚。因此在中国人,则不说上帝,不说自然,而混称之曰“天”。但天与人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绝大的问题,我们值得时时注意到。现在则首先提出两层意义来说。

   一、人性既是禀赋于天,因此在人之中即具有天。

   二、天既赋此性与人,则在天之外又别有了人。

   此如说,政府指派一全权代表出国去,办理某项交涉,此全权代表接受了政府命令,自可运用他的全权,随宜应变,代表政府,决定一切了。由此言之,人即是天的全权代表者。惟此所谓全权,自指代表办理某项交涉言,决不指代表全国之一切政令言。因此,人虽可代表天,而天仍在人之上。人之所得代表天者,即在人之性。而天之所以高出于人之上者,则在天之命。若我们要明白得人类生命之本质与可能,及其意义与价值,则该从此性命两字中细参。

   三

   兹再进一步言之,天既把此性给予人,此性为人所有,故我们得称之为“人性”。但此性禀赋自天,故我们亦得称之为“天性”。中国思想中所谓“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其主要把柄,即在此一性字上。故《中庸》又说:“率性之谓道。”这是说:率循此性而行者便是道。根据上一讲,道有天道、人道之别,而此处所谓率性之道,则即天道,亦即人道。因天命之性是天人合一之性,故率性之道,亦是天人合一之道。此一性,既是人人所有。此一道,亦是人人能行。试问依循着自己的天性来做事,哪一个人不喜欢,又哪一人不能呢?因此,中国古人又称此道为中庸之道。宋儒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所谓不偏,也可说,既不偏在天,也不偏在人。深言之,既不偏在出世,也不偏在入世。既不偏在人之外,也不偏在人之内。此乃一种天人合一之大道,自可让我们人类永远遵循,莫之与易了。

   率性之道,既是天人在此合一了,因此《易经》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我不必一一探问天的意旨和命令,我只自率己性,照着我性之所欲径直行去,天自会同意我。何以故,因我性即天所赋予故。这是我们人类最高绝大的自由。我们若明白得我之禀有此性,乃出天心与天意,我们自率己性,即不啻是依循着天心与天意。我们自可明白,此性乃我们所最该遵依,不宜有违抗。因我若违抗了我之性,这不仅是违抗了天,而且是违抗了我。何以故?因我之所以为我,正为我之禀得有此性。因我禀得了此性,遂使我异于其他一切生命,而确然成其为一我。我今率性而行,这是我在后天而奉天时,这又是我们人类最高绝大的规范。人人不该违犯此规范,同时也即是人人获得了最高绝大的自由。因此天人合一,同时也即是人生规范与人生自由之合一。此即是我上一讲所说,道的世界与理的世界之合一。我们由此参人,又可明白得性命与道理之合一了。

   四

   现在的问题,则在如何教人去率性?《中庸》又接着说:“修道之谓教。”教人如何去率性,即在修明此道。《中庸》又说:“道不离人。”在我未生以前,早有了人,便是早有了道。既是同类的人,人相同则性相同,在我以前的人,如何率性行道,已有榜样在前。把此榜样修明,便可教我们当前人如何去率性。

   如人赋有双目,目能视,此能视即是目之性。因此,人赋有了双目,总想开眼向外看。若强人闭眼,不许他向外看,那他会觉是莫大的苦痛。若让他张眼看,他也自会看得见。何以人老想张眼看?何以人一张眼,便可看得见?在中国人说,此即是人眼的天性要如此,人眼的天性能如此。

   犬牛也有双目,犬牛之目也想看,也能看,但与人不同。因犬牛目中所见与人有不同,人目所见,既与犬牛所见大不同,这即是人性与犬牛之性不同。此在中国古人,则称之为“目之明”。明即指其能视。所谓能视,若深言之,则包涵有正视义。正视谓其看得正确。人之双目因能正视,看得正确,把宇宙间一切道理都看出了。而犬牛之目则仅能看,却不能正确地看。因此宇宙间一切道理,都在犬牛目中忽略过。犬牛所见,只是一些物,与人所见大不同,则等于没有看。

   人之双目虽能正视,却也未必人人能正视。当知天赋人以双目,赋人之双目以能视之性,此乃天之道。人既禀得此双目,禀得此双目能视之天性,人还须自己尽量发挥此天性,发挥到最高度,即发挥出目能视之最高可能,此之谓“尽性”。尽性则属人道,非天道。正如政府派出一全权代表到外国去办交涉,此是政府事。至于此一全权代表,如何克尽厥职,把此项交涉办妥,那是此全权代表之事,非属政府事。

   在先早有人,他把双目能视之天性发挥出,他不仅能视,而且能正视,看出天地间许多道理来。后人继续他,修明此道,跟着他的道路继续向前跑,于是因于目之能正视,而我们才懂得目该向正处视。因此目能视,该包括有两义:一是正视,一是视正。所谓视正,亦即非礼勿视义。当知非礼勿视并不是一句消极话,并不重在禁人视,实在是一句积极话,教人如何视,该向何处视。目能视,能正视,能非礼勿视,此始是目之明。若明字,只说是看得见,犬牛之目一样能看得见,但所看见者有限,断不能与人比。因此我们说,明是目之性,此乃专指人类之双目言。若一切生物同有双目,只能说目之性能视,却不能说目之性是明。

   天赋人以两耳,耳能听,而且能正听,能非礼勿听,能听出宇宙间一切有意义,有价值,合道理的声音来,此之谓耳之聪。聪则是耳之性。

   耳目视听,乃天之所以与我者。我能尽量发挥,用双目来看出宇宙间一切有意义,有价值,合道理之形形色色。用两耳来听到宇宙间一切有意义,有价值,合道理的种种声音。此之谓尽耳目之性,此之谓极视听之能事,如此而达聪明之极点,则已超出乎人之常情,而可以上侪于神明。换言之,则是上合天德了。所以说:聪明正直之谓神。这并不是说,宇宙间,在人类之外另有神的存在,这乃是即人而为神,即人之聪明而成为神。人只须率性而行,尽其性,极视听之能事,达于聪明之极,无邪无枉,正正直直地向这条路发展前进,便即是尽了人的可能,而人即成为神。

   天之所与,则并不限于耳与目。人之一身,五官百骸,手足四肢,全是天所与。人身每一官骸,每一机能,各具一可能之性。人若能如上述之耳聪目明般,把凡天之所以与我者,一一尽量地发挥,一一发挥出此各各性能之最高可能而使之无不达于极,此始谓之尽性。其实尽性工夫也并不难,只在能“践形”。所谓践形者,人之一身,具一形,必具一性。人能将此天所赋与之形,一一实践,而尽量发展出它的最高可能性来,此即是践形,也即是尽性了。

   五

   说到此处,大家或许会发出疑问说:人只是一个人,哪能如我上所说,把耳目手足,五宫百骸,割裂破碎,逐一分项,来做践形的工夫呢?那是不错的。当知人之耳目手足,五官百骸,综会起来,则集成了一个心。心固是形之主,但心亦不在形之外。禽兽动物,都有身有形,但不一定有心。纵说它有心,也决不如人心之灵。所以孟子说践形,又要说尽心。其实尽心仍得从践形上做工夫。践形工夫做到综合高明处,便是尽心工夫了。目能视,须正视。耳能听,须正听。在视听上做工夫,是践形,同时亦即是尽心。所以说:“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天赋与我此性,若我不尽量发挥我性到最高可能之极限,我即无从知天心天意之终极之所在。要尽性,则须尽心。要尽心,则须践形。因践形是具体可说的,尽心则微妙了,尽性更微妙。急切无从说,则先从践形尽心上说起。

   人同有此形,人同有此心,尽心践形,应该人人能知亦能行。如人饿了想吃,便须吃,此是践形。但吃多吃少,吃快吃慢,身体觉得不舒服,便知须饮食有节,这便由践形转进到尽心工夫了。婴孩因知吃奶,遂知爱其母,幼知孝,长而知弟,孝弟之心,似乎已超越出身与形之外,但推原本始,何尝不从此身此形之最初需要来。只因人心有灵,才能径从饮食直进到孝弟,于是由饮食之道一转却转进到孝弟之道上去。这一步迈开来,人和禽兽相殊得远了。也有些禽兽,有时像近于孝弟,但人心之灵又一转,却从修身转到齐家,转到治国平天下,那就愈转进愈远,与禽兽之道,相差不知其几千万里了。但最先则还从饮食之道起,哪有人不知饮食之道的呢?因于人心有灵,只要正正直直地由此上达,便转出许多花样来。但这些花样,归根到底,我们只能说它还是出于人类之天性,并不曾在人类天性外增添了些子。换言之,人心之灵,这即是人心内在自有之天性。所以中国俗语常说性灵,又说灵性,这只是说心之灵即心之性。因此孟子才又开始发挥他的性善论。性之善,心之灵,此是中国人对人生之两大认识,亦可说是两大信仰。而此两大认识与两大信仰,在孔子实已完全把它揭露了。孔子《论语》常提到“仁”字,此乃孔门教义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仁字己包括了心灵与性善之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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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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