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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哈斯:瓦解——如何应对一个失序世界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9:42
作者: 理查德·哈斯  

   在其经典著作《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一书里,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在世界上的有序力量与失序力量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它们之间力量对比的各种细节决定了每个时代的独有特征。有序的根源包括致力于现有国际规则和安排,并且致力于一个修正它们的过程的各种行为体;失序的根源包括原则上拒绝那些规则和安排,并且随意不理会或者削弱它们的行为体。这种力量对比也受到全球趋势的影响,这些趋势在不同程度上超出了各国政府控制的范围,后者为各种行为体的选择创造了背景。现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转向后者。虽然某些原因是结构性的,但是某些原因则是由重要行为体所做出的糟糕选择的结果——而且至少那些选择里的某一些是能够,而且应该加以纠正的。

   当代失序的主要乱局出现在中东地区。虽然不少人都将其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冷战,但是今天在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最像“三十年战争”,后者是在17世纪上半叶蹂躏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历时30年的一场冲突。如同当时的欧洲一样,在未来几年里,中东地区很可能会充斥着大多无法维持各自大批领土秩序的国家、其行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民兵组织和恐怖组织,以及内战和国家间纷争。宗派和公共身份将会比国家身份更强有力。受到大量自然资源的诱惑,强大的本地行为体将会继续干涉周边国家内政,而且主要的外部行为体依旧无力或者不愿意稳定该地区局势。

   欧洲外围也重新出现了动荡。在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的领导之下,俄罗斯看来已经放弃了意义重大的融入目前的欧洲和全球秩序的主张,转而选择打造一个基于与近邻以及亲俄国家间建立特殊联系的可替代的未来。虽然乌克兰危机可能是最为明显的,不过,它并非最后的,而极可能是俄罗斯或甚至是原苏联复兴计划的表现。

   在亚洲,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目前的不稳定,不如说是不断增加的不稳定的可能性。那里,虽然大多数国家既不是软弱的,也不是摇摇欲坠的,而是强大的,而且是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几个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富有活力的经济、不断增加的军备预算、各种痛苦的历史记忆以及尚未获得解决的领土争端的国家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典型的地缘政治操控情况,而且可能还是武装冲突诱发因素。给这片世界带来更大挑战的是一个极为脆弱的朝鲜和一个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两国都拥有核武器。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一场局部或全球性危机的根源,这是由鲁莽的行动或者国家崩溃所引起的。

   对秩序的某些当代挑战是全球性的,这是对包括恐怖分子、病毒(有形和虚拟的)的跨界流动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在内各种全球化危险层面的一个反映。由于现成的阻止或者管理它们的制度性机制并不多,因此这类流动具有破坏和降低整个体系质量的可能性,而在经济停滞不前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当中,改善全球治理变得更具有挑战性。

   告知国际秩序的这些原则也处于争议之中。对于通过武力获取领土的不可接受性,国际上存在着某种共识,而且正是这类共识巩固着一个广泛的联盟,挫败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1990年将科威特并入伊拉克的图谋。不过,这种共识在接下来的一代人那里已经磨损了。当涉及一国政府攻击本国公民或者外来势力在一国未能履行其主权义务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等问题的时候,在主权问题上的国际一致性甚至进一步破裂了。在联合国批准10年之后,“保护的责任”这个概念不再获得广泛的支持,而且在构成合法地介入其他国家事务的东西上并无任何共同的一致性。

   诚然,世界存在着各种有序力量,而且它们也在发挥着作用。几十年来一直未爆发过任何大国战争,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会爆发任何这种战争。虽然中国和美国在某些场合合作,在其他场合相互竞争,但是,即便在后一种情况里,这种竞争也是有限的。相互依存是真实的,而且两国在对方那里有着大量的投资,从而使得这种双边关系方面任何严重的和长期的破裂对于两国来说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性。

   俄罗斯也受到相互依存的限制,不过,由于其经济集中于能源,而且对外贸易和投资水平较低,因此其所受到的制约程度并不大,那意味着各种制裁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逐渐对俄罗斯的行为产生影响。虽然普京的外交政策也许是带有复仇主义性质的,但是俄罗斯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是有限的。除了俄罗斯族人之外,俄罗斯不再成为对任何其他人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因而,它所能造成的各种地缘政治冲突将依旧存在于欧洲边缘,没有触及到欧洲大陆的核心。事实上,在过去70年里,欧洲转型关键要素——德国的民主化,法德和解、经济一体化——是如此稳固,以至于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它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欧洲的本位主义和军事弱点也许使得该地区成为美国在全球事务方面一个柔弱的合作伙伴,但是欧洲大陆自身不再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相比于过去是一大进步。

   武断地认为亚太地区是发展最为糟糕的,这一做法无疑也是错误的。该地区数十年来一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而且已通过和平的方式加以管理。在这里,经济相互依存也充当了冲突的一个刹车闸。而且,依旧有时间让外交和有创造性的决策过程来帮助减少各种矛盾;并为急剧上升的不信任的对抗风险设置了制度减震装置。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经稳定下来,而且,为了减少未来发生危机的几率和规模,各种新法规已经就位。虽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速依旧低于正常水平,但是正在拖美国和欧洲后腿的不是这场危机的残余影响,而是限制强劲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

   鉴于其稳定、繁荣和开放的经济,其4.7亿的人口数量及其新出现的自给自足的能源,北美有可能再一次变成世界经济的引擎。拉美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和平状态。跟10年前相比,墨西哥是一个更稳定和更成功的国家,哥伦比亚也是如此。围绕着诸如巴西、智利、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前途上的各种问题不会改变一个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地区的根本格局,而非洲也是一样的,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更出色的治理和更出色的经济业绩正在变成常态而非例外。

   在理解这些看似矛盾趋势的意义上,传统的分析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例如,一种传统的分析思路将是把这种国际动态设计成为崛起的大国和衰落的大国,从而使得中国的推进与美国的衰落相对峙。但是,这种做法夸大了美国的弱点。对于所有自己的问题,美国已处于21世纪繁荣的有利位置,而中国则面临着大量的挑战,包括速度放缓的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等。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甚至接近于拥有成为美国的挑战者以获取全球优势地位所必不可少的能力与决心。

   有人最近引述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不理睬局势正在分崩离析的各种担忧,奥巴马曾指出,“当今世界总是混乱的”,并且指出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某种可以跟我们在冷战期间所面临的这些挑战进行比较的东西”。可是,这类乐观的态度是不合事宜的,因为由于更多有意义的行为体的出现和缺乏重叠的利益或者机制来限制最为激进行为体的能力或者节制它们的行为,今天的世界是更加混乱的。

   事实上,由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削弱,不过却缺乏任何准备好接过指挥棒的继任者,最可能的未来是如下这种情况,在其中,目前的国际体系让位于一个有着更多越来越大行动自主权、不大理会美国利益和偏好的权力中心的无序体系。就在它使得现有的问题更难以解决的时候,还会带来新问题。总之,这种后冷战秩序正在瓦解,而且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但是它却会被人们怀念。

   问题的各种原因

   仅仅是为何各种东西已开始瓦解吗?出于种种原因,一些是结构性的,其他则是意志性的。例如,在中东地区,秩序已经被严重削弱了,由于一个各种头重脚轻的、常常腐败的和不合法的政府的传统、最小限度的市民社会、丰富能源资源的诅咒(这常常妨碍经济和政治改革)、质量低劣的教育制度以及各种与宗教有关的问题,诸如宗派分裂、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对抗,以及在宗教与世俗领域之间缺乏一条明确并获得广泛接受的界线而被削弱了。但是,各种外来的行动,从划分很不合理的国界到近期的干预措施,已经使得这些问题更加严重。

   凭借着十多年后的这种“后”见之明,美国所做出的罢黜萨达姆,并且改造伊拉克的决定看来比当时甚至更加错误。它不仅仅是因为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清楚表达的理由——消除萨达姆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是错误的。回想起来更为突出是如下这一事实,即罢黜萨达姆并且让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掌权的做法将令该国从牵制伊朗的战略野心转向于服务于伊朗的战略野心,在此过程中,加剧了该国境内以及整个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各种摩擦。

   政权更替在两个已实现了这种更替的国家也没有获得更好的结果。在埃及,美国呼吁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下台的做法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随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说明埃及还没有做好民主过渡的准备,而美国收回对一位长期朋友和盟友的支持则在其他地方(最突出的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引发了有关华盛顿承诺可靠性的各种问题。同时,在利比亚,美国和欧洲联手搞垮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的做法帮助建立了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个国家越来越多地为民兵武装组织和恐怖分子所左右。干预自身这种不确定的必要性由于缺乏有效的后续行动而变得复杂,而且整个事件是在卡扎菲已被劝说放弃了他的非常规武器计划几年后开始的,这可能增加了核武器的感知价值并且减少了其他国家效仿卡扎菲这种可能性。

   在叙利亚,美国表达了对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的反对派的支持,而随后却几乎未做什么来促成此事。通过明确地列出一组包括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以及随后即使在那些红线被明显跨越之时未能采取行动的方式,奥巴马使得一种坏的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这使得那里的各个反对派士气低落,丧失了一个难得的削弱该政府并且改变内战势头的机会,而且为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简称ISIS)创造了可能得以迅速崛起的环境,它已经宣布自身是伊斯兰国了。言行不一还进一步促成了美国不可靠的各种看法。

   在亚洲也是如此,能够对美国政策提出的主要批评是疏忽懈怠。各种结构性趋势已增加了传统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各种风险,华盛顿却未能够坚定果断地采取行动以稳定局势——没有大幅度地增加美军在该地区的存在以消除盟友的疑虑并且避开挑战者,在国内几乎未有作为以汇集起对于一项地区性贸易协议的支持,而且没有积极地、持久地进行磋商以影响当地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

至于俄罗斯,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因素都已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普京本人选择巩固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并且采取了一项越来越将俄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由美国定义和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反对者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并非总是鼓励他做出更具有建设性的选择的。对温斯顿•丘吉尔的(Winston Churchill)有关如何对待一个被打败敌人的至理名言不予理睬,西方在冷战胜利后不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宽宏大量的态度。北约东扩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是一种羞辱和背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是一项旨在促进俄罗斯与北约联盟之间建立更友好关系的计划,作为一种选择,本来可以要求俄罗斯加入北约组织,这原本在军事上将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北约组织在传统的意义上已变得不那么是一个联盟了,而变成了各种“意愿联盟”潜在贡献者的一个“俱乐部”了。军备控制,这是俄罗斯能够宣称自己依旧是一个大国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随着单边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条约变成为常态而被推至一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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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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