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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宗文: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破解之道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5:07
作者: 秦宗文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预期有较大落差,其直接原因是立法失误及推动和解动力源的变化,深层原因则是对某些刑事和解理论的误读。重新解释刑事和解的本质及经济赔偿的本意,对刑事和解价值目标进行合理分流,确立公安司法机关之外的有权威的和解主持者,正确认识经济赔偿的差异性并确立赔偿的指导基准,建立补充性的国家代偿机制等将有助于刑事和解走出实践困局。

   【关 键 词】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修改/被害人保护

  

   刑事和解是新世纪以来刑事司法领域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刑事和解”为主题词进行检索,从2002年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有关刑事和解的论文共1632篇,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至2014年6月,则有1106篇。对一个研究主题的关注持续这么长时间,产生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这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是颇为少见的。理论上说,以长达十年的讨论和实务探索为基础,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应当相对完善,可以较好地应对实务问题并充分发挥其制度价值,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多达千余篇的论文应当对这一新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情况并不如预期。考察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利弊得失的最佳依据应该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让事实来说话,但遗憾的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讨论刑事和解的论文基本上集中于文本分析,所用的经验事实也多为修法前的过去时,这直接导致相关讨论脱离现实,说服力不足。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以新的实践材料为基础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解析,并由此说明,刑事和解无论是制度自身还是实践情况,都与预设有相当差距。

   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和解实践的新变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结束了各地自行其是的探索,使刑事和解进入了较为统一、规范运作的新时期。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呈以下主要特点:

   (一)刑事和解适用率明显下降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较长时期内,刑事和解虽然在理论和实务中关注度颇高,但实践中真正适用的案件比例并不高。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有2098个公诉部门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占全国公诉部门的55.75%,办理当事人和解案件29109件,占全部起诉案件的3.88%。①与此同时,我国每年刑事案件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案件数量占案件总量约60%左右,其中有被害人的案件又占较大比例。可以说,刑事和解的适用率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推进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上升较快。如某市看守所未决羁押的人数在实行刑事和解后降低约30%,监管秩序明显好转。②笔者调研的X市Y县基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5年中,经过积极尝试,公诉部门通过刑事和解共成功处理681件刑事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802人,接近刑事案件总量的一半。这与前文全国统计数据显示的和解案件量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笔者在J省调研情况看,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多地的刑事和解案件量都处于上升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多来,这种上升趋势意外逆转。如Y县基层检察院2012年通过刑事和解处理案件143件,涉及犯罪嫌疑人199人,而在2013年只有20件26人,案件量下降86%。Z市L区检察院2012年通过刑事和解处理案件20件,2013年仅有11件,下降45%。刑事和解案件量下降的事实在笔者与其他检察机关人员交流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只是各地下降幅度有所差异而已。

   (二)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有所收缩

   刑事和解除了案件数量下降之外,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也呈收缩之势。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一般为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在案件类型上,则以故意伤害、盗窃、交通肇事为主,但同时各地也积极探索扩展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如信用卡诈骗犯罪、合同诈骗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职务侵占、聚众斗殴、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寻衅滋事罪、招摇撞骗罪等也被纳入探索和解的范围。同时,在一些严重犯罪中也出现了刑事和解的身影,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孙伟铭醉驾案中,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一方达成和解。2009年10月至12月,四川省高级法院审理的死刑案件中,达成刑事和解的占12%。③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和解案件仍集中于故意伤害、盗窃、交通肇事三类案件,但超出法定范围的多类型化探索基本停止。严重犯罪案件也基本不再以刑事和解的理由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

   (三)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扩展性适用情况较为多见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普遍开展了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试点工作,但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限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排除了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然而实践中重罪案件通过被告人赔偿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从而获得较轻处理结果的案件仍不少见。如尤洪湧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致两人死亡,但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其获得较轻处理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被告人父亲对被害人家属的赔偿并取得一位被害人父亲的谅解。“法院表示,‘死缓’的判决除了考虑到尤洪湧有自首情节、其家属赔偿了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外,还与被害人郑强的父亲郑德富的谅解有关。今年4月,本案正式开庭审理后,郑德富请求法官,‘能给留一命,就留他一命吧’”。④有律师依据执业经验认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仍在适用。⑤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相比,这种“赔偿——谅解——从宽”的机制只是缺少了法律规定的形式,⑥在内容和法律效果上并无实质不同。这种实质性的刑事和解不过是延续了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习惯性做法,但因它无法为新刑事诉讼法所容纳,法官不得不以其他名义行刑事和解之实。

   (四)刑事和解违规适用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是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又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10条之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必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逻辑上,案件事实清楚、加害人认罪悔罪是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在法理上,如果案件事实不清,司法机关认可其和解协议并以此为据作出司法处理则与刑事证明标准的要求不符。

   但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如2013年S市X县的一起非法拘禁案,两犯罪嫌疑人(债权人)与被害人(债务人)一起从网吧离开至其中一名嫌疑人的家中,半夜两嫌疑人听到声响,发现被害人已坠楼身亡。在侦查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均称被害人是因为没有地方睡觉自愿跟随自己回家的,但他们无法解释被害人为什么会从窗台摔下。本案有两个情节缺乏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一个情节是被害人是否受两名犯罪嫌疑人强制或胁迫而被带往其家中,并且受到严密的看管而无法自行离开;另一个情节是被害人是自行跳楼还是被推下楼。由于事实不明,证据不清,加之两名犯罪嫌疑人未承认有罪,本案根本不符合和解的条件。然而,在被害人家属闹访的压力下,司法人员动员犯罪嫌疑人承认被害人是被迫到其家中,但不认定其对被害人坠楼负责,对被害人家属则说明案件认定的困难,最后双方达成和解,两名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家属作出赔偿,案件遂中止诉讼。⑦从结果看,本案的处理产生了“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但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也有违实体公正,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

   总而言之,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诉讼的实践呈现两种相反的、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在法律的轨道内,刑事和解无论从适用率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呈紧缩之势;另一方面,在法律的轨道之外,刑事和解又产生扩张性适用与违规性适用的问题。如果将法律轨道内的刑事和解称为显性和解,法律轨道之外的刑事和解则可称之为隐性和解。这种隐性和解不但会带来新的合法性之疑,也因其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不被关注,易产生监督死角和司法不公。

   二、刑事和解当前新景象之生成原因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实践呈现的上述特点,主要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关,同时,部分也归因于内外环境的改变,以及传统因素在新形势下的持续作用。

   原因之一:新法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限制过严。

   新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纳入了和解的范围,突破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仅限于自诉案件的规定,由此扩大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又加强了对公诉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范围的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的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同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相对于此前试点改革阶段中刑事和解范围不受限制的情况,新法对刑事和解范围的规定实际是限制了其适用的空间,影响到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数量。之所以作出上述限制,从最高立法机关角度,是“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⑧全国人大立法修改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有关规定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⑨

   原因之二:立法导向对司法人员倾向性选择的负面影响。

   除了立法规定的明确限制外,立法的价值取向对刑事和解适用数量下降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刑事和解的产生与发展始终处于各种扩张性因素与限制性因素的博弈之中。刑事和解在各地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地方司法机关领导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指导思想,以创新博政绩、平息事态的方式应对当事人的上访缠访及降低上访率等方面的考量(当然笔者丝毫不否认一些案件中司法人员对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真诚追求),而公安司法机关对批捕率、起诉率、不捕率、不诉率的考核及刑事和解对办案效率的不利影响则抑制着公安司法人员推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从我国当前轻罪案件在全部案件中所占比例看,刑事和解有很大的适用空间,但在实践中各地刑事和解案件量相差甚大,这多半可归因于当地公安司法机关对两种对立因素在自身成绩中的权重把握不同所致。⑩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相对灵活把握,但在立法限制刑事和解适用的导向已明确的情况下,扩张刑事和解适用就显得正当性不足。例如,如何理解作为和解前提的“民间纠纷”,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给出明确的限定,对陌生人之间的盗窃行为过去实践中经常进行和解处理,但在当前限缩刑事和解的氛围下,一些地方认为其不属于民间纠纷,不再推动和解。刑事和解在立法中确立后使其丧失了成为创新项目的可能,这也影响到公安司法人员推动和解的积极性。

   原因之三:制度化附随而来的僵化效应。

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事项处理的影响各有利弊。制度环境有利于事项处理的统一性,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但规范的程序运行可能降低办事效率。非正式制度环境可以节省正式制度下的诸多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但可能影响事项处理的程序公正性和结果一致性。同时,非正式制度环境下往往对行为者的责任缺乏明确约束,鼓励行为者积极探索。而正式制度环境下对相关行为的责任后果也相对明确,要求更多的是按部就班。制度的有效运行往往依赖于正式的制度环境和对其进行软化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如参与者的私人关系、台面下的沟通技巧等)的共生共存。(11)一切按正式制度运行的司法注定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法运行的。刑事和解纳入刑事诉讼法所带来的正式制度环境使一些在之前非正式制度环境中形成的有效的行为模式不再适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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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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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都)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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