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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1:24
作者: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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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小政党体系与乌克兰转型时期多元意识形态竞争共生存在着亲和性。从政治文化角度说,其根源是乌克兰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主流现代政治文化。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国内政治文化发展一度以自由主义思潮为主导,但这一自由主义主导只具有表层特点,实际上该国是多种思潮竞争共生的局面,稳定的现代国家认同一直未能形成。1991-1996年,乌克兰一直存在制宪危机,1996年乌克兰宪法出台,但其宪法共识非常薄弱。根据1996年宪法规定,议会代表就职前需要向乌克兰国家进行忠诚宣誓,但一些议员对此表示拒绝,拒绝宣誓的代表主要来自顿巴斯地区(占拒绝宣誓人数的44%),其次来自克里米亚(占拒绝宣誓人数的35%)。(17)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产甚为强大(特别是东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共产党一度是议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1998年排名第一,2002年排名第二),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作用则日益上升。目前看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乌克兰最为流行且影响力最大的政治文化,而乌克兰境内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缠绕在一起,这导致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族政治一定程度上合体了,但两者的合体对于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建构并不见得是好事。2014年2-3月基辅广场政治角逐中,几大主要反政府力量(反对亚努科维奇)——打击党、自由党、祖国党、右区(far-right)、乌克兰麦丹——具有程度不一的民族主义特点,其中自由党与右区的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厚,而自由党在最近四年乌克兰政坛中的崛起态势最为明显。

   第二,在小政党体系背景下,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中生成了亲总统的党派联盟与反总统党派联盟的极化格局。在转型时期,乌克兰国内政治规范属性偏弱,权力政治高扬,国家的核心权力争夺围绕总统、总理与议会而展开。从2002年开始,乌克兰形成了亲总统党派与反总统党派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一政治极化是在小党体系下形成的,各方既有左派政党也不乏右派政党,(18)因此乌克兰围绕总统而形成的政治结盟与制衡是一种混合型结盟,是权衡性的现实主义利益博弈的体现,说明双方内部缺乏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共识,说明乌克兰国内政治(特别是国族建设)的规范性基础薄弱,它是乌克兰民主政治薄弱的体现,也是其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2004年“橙色革命”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政府与议会的斗争故事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其中乌克兰族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19)与俄罗斯族的亚努科维奇是主角,他们围绕国家权力划分和国家发展道路发生多次纠纷与争夺,在双方互相指责的同时,两派支持者(往往各以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为核心)时常冲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抗议。于此,乌克兰大众广场政治与精英政治共生共振,不断催生出一幕幕街头政治高潮,却未能解决乌克兰现代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多元民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协商出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底线政治共识,但它反映的是乌克兰现代国家的同质性与基础共识的缺乏,或者说,乌克兰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往往具有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特征。

   下面从两个小案例来进一步展示上述特征。在尤先科执政的2006年5月,乌克兰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允许参加北约联合军演的美军船只和军事专家进入克里米亚半岛,遭到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两周后美军只得撤离克里米亚,军演被迫取消。2010年4月,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俄乌两国达成延长俄黑海舰队在乌境内驻留期协议,亦引发强烈反应。反对派抨击亚努科维奇“出卖国家主权”,违背宪法,甚至扬言弹劾总统,而数千名反对该协议的示威者则集会抗议。不成熟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实践刺激乃至煽动了乌克兰民族冲突,也为国家分裂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二,乌克兰政党政治与民主选举习惯炒作与争论民族类议题,强化了乌克兰内部诸民族(ethno-national)的政治与文化边界,而未能有效塑造出整体性、包容性的国族意义上的乌克兰民族理念。观察家们发现,乌克兰2004年以来的总统选举进程中,不同候选人在民主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纲领与主张大同小异,各方争论、冲突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编纂和语言权利等议题上。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单”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选民的偏好,即选民的选择更多地被迫聚焦于历史、文化等传统认同,聚焦于对候选人是否是“内群体”自己人的民族性认定。这意味着乌克兰民主政治的民族化,意味着乌克兰民主的含金量颇低,结果恰恰损害了乌克兰民主制度的威信。譬如,2010年1月22日,卸任前的尤先科总统授予曾与纳粹合作因而颇具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右翼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乌克兰英雄”称号,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发政治风波。俄罗斯族往往把斯捷潘•班杰拉称为叛徒和恐怖分子,但乌克兰族认为班杰拉是反抗苏共统治,争取乌克兰独立的民族英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大会、全乌“自由”联盟和季莫申科联盟给以积极评价,但乌克兰地区党、共产党则强烈批评之。俄罗斯与波兰也对此表示抗议,对班杰拉评议的国际争议一直延续到2014年3月的联合国会议上。(20)

   不成熟的国家建构同时诱发了乌克兰合法性危机与认同焦灼。(21)美国皮尤论坛调研数据显示,乌克兰受调查者赞同转向民主的比例由1991年的72%下降到2009的30%,赞同乌克兰转向资本主义的比例由1991年的56%下降到2009的36%,赞同选择民主领袖的比例由1991年的57%下降到2009的20%。2009年,69%的受访者支持强势领导人,55%的人不赞成民主。(22)乌克兰不成熟的国家建构也导致了乌克兰知识精英在身份与认同方面存在着各种张力乃至危机。2011年夏季,在访谈58位乌克兰知识分子后,卡琳娜•克罗斯特丽娜(Karina Korostelina)区分出了他们的六种身份叙述:双重身份、亲苏联(pro-Soviet)、乌克兰人(Ukrainian)身份的争斗、承认乌克兰人身份、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叙述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身份叙述。这六种身份叙述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每一叙述有其强大的内在逻辑和证据支撑;其二是每一叙述关联着具体的群体权力与德性认知;其三是每一身份叙述意味着对其他身份叙述的排斥与拒绝。克罗斯特丽娜认为,这六种身份叙述中的五种是建立在原初性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这些身份与认同的对抗性特征明显,缺乏超越(超越地区、宗教、民族与语言)性政治认同是其共同弱点。(23)

   五、民族自决权的边界与滥用:乌克兰危机迈向国家间危机

   苏联解体时,以1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为基础形成了15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基于民族自决权学说及其实践。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民族自决权存在着列宁与威尔逊两个解释传统,存在着国际法、国内法(及政策)、意识形态三种解释路径。从国家间关系上看,民族自决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基础,应更多地限制在《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规范之下。然而,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来看,不恰当运用民族自决权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环节。2014年3月6日,克里米亚推出“公投入俄”意向。3月7日,俄罗斯联邦会议正式通过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请求。3月11日下午,克里米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并计划于3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其提交全民公决的问题为:第一,您是否赞成克里米亚在享有俄罗斯联邦主体之权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重新合并?第二,您是否赞成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宪法并赞成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24)公投结果显示,82%的克里米亚选民参与公决,约96%的选民表示支持入俄。克里米亚公投引发了重大的国际后果,联合国以及各国纷纷发表立场与观点,其中当事方俄罗斯的观点最为重要。2014年3月18日,俄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演讲分为历史、现实、国际法、强权、恳求、同胞、宣言等几个部分,其中前几个部分对于理解克里米亚公投的合法性尤为重要。

   在历史部分,普京旨在阐明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在现实部分,普京抨击了乌克兰此次“政变”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恐俄者和反犹分子;指出乌克兰新“政权”上台提出声名狼藉的法令修改语言政策直接钳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认为乌克兰现在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而抵制政变的人很快受到镇压和惩罚的威胁,克里米亚首当其冲地面对这一挑战。在国际法部分,普京认为,克里米亚议会宣布独立,安排全民公决的举动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民族自决的章程。它既与乌克兰脱离苏联的逻辑与程序一样,也有西方制造的科索沃这一先例可循,也就是说它不违反国际法。在强权部分,普京抨击了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主义及其在乌克兰危机中不负责任的玩火。(25)

   从法理意义上看,国际法部分最为关键,因为它是公投的法理基础。普京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民族自决权”的威力,但它实际上无法给予公投以充分合法性,而且其间的民族自决权之滥用与过分使用将给国际安全与秩序带来巨大威胁与挑战。第一,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主权原则(不干涉原则)是第一原则,而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集体政治权利——在国际法层面而言是一个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附属性原则(即存在着殖民主义对民族的殖民)。虽然一些学者将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视为后殖民国家,其矛头指向历史上一些国家对乌克兰进行了殖民,但现在并无充分证据说明20年来乌克兰政府对东部地区的克里米亚进行了殖民(普京的演讲中也没有讲这一点),因此这一“入俄公投”的民族自决权基础并不牢固,且挑战了乌克兰的主权权利。第二,民族自决权也可以从国内政治角度找到其合法性。譬如苏联政治生活中承认民族自决权,包括当前的俄罗斯联邦也在国内政治中承认并实施民族自决权。但这一集体权利有着政治权利与文化权利的差异,而且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它往往包含着权力博弈(苏联与俄罗斯只给予了部分所谓有名分的民族以一定的政治自决权(26))的色彩,这意味着国内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权并不是普适性的权利。第三,民族自决权还可以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阐释。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的具体主张,它并不具有国际法与国内法(国内政策)的规范性。与其说它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主张。倘若将这种主张作为一种普适性规范推广,那将彻底重构当前的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于法于理上都难以令人接受。毫无疑问,这一主张在政治动员上极具效率与鼓动性,因而常常为政治人物所倡导,但它实质上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因此,虽然普京从国际法上论述克里米亚公投属于民族自决,但国际社会多不承认之。但普京的演讲确实揭示出,大国往往利用它来达到各种目标,也就是说,各大国经常以双重标准的态度来对待民族自决,即以国际法掩盖其权力政治、民族主义政治的本质。而民族自决权的滥用与多维内涵也意味着乌克兰危机将日益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政治博弈中,乌克兰危机的国际性将进一步发酵。

   六、走向失败的乌克兰:民族政治及其未来

一般而言,成熟的现代国家应是法理国家,就国内政治而言,它意味着权利政治高扬,而权力政治受到法理与权利的规约。从国内政治中的民族政治实践来看,它也包含着权利与法理意义上的实践以及权力政治意义上的实践,前者是现代的,后者是传统的;前者更应该被倡导,后者更应受到限制。乌克兰近二十余年的政治实践旨在建立现代法理国家,它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但它依托主体民族的国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实践,这是一个悖论。与这一悖论相关的是,乌克兰现代国家建构中出现的一系列特征(小党体系、亲总统派与反总统派的对立、民主实践与传统民族政治合流)也包含了浓厚的权力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政治。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菜单显示,在乌克兰政治生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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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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