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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徐亮:《陈诚日记》:国民党军的“围剿”因何失败

更新时间:2016-03-10 23:25:35
作者: 陈红民   徐亮  

  

   1931年9月1日,国民党军对中共的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尚在进行中,一位高级军官就在其日记中历数此次军事行动的弊端:

   此次“剿匪”,关于党政军所得之缺点如左(下):

   一、党务:

   (一)过去党务工作未能深入民众心坎中,一般信仰不坚定。

   (二)党义宣传未得事实佐证,不足昭信。

   (三)党义指导与宣传,均缺一贯的精神(如标语、口号等),易启民众轻视。

   (四)嗣后应切实拟定详确方案指导群众。

   二、政治:

   (一)“匪”乱之区初经收复(如宁都、广昌),政治急难上轨。

   (二)过去政治似无甚取信于民众。

   (三)此次组织之党政委员会未能亲临战地工作。

   (四)现在行政长官确有不满人意处(如方本仁等)。

   三、军事:

   (一)指挥单位过多,系统紊乱,责任不专,且受者无所适从。

   (二)剿匪”部队军纪不良,人民视兵如虎。

   (三)各部转战日久,颇见懈怠。

   (四)匪区”人民受“匪”麻醉,甘为“匪”利用,凡我军雇用向导、派遣侦探,均极困难。

   (五)官兵伕减员,无法补充。

   (六)兵站机关对于作战部队,仍无若何关系,关于给养,重要军需品不能源源接济,部队就地征发,每因此破坏军纪,且消耗兵力(办理兵站人员嗜好多端,固不必论,且有希望战事延长,并希望失败者)。

   (七)卫生设备欠完整,伤病官兵处置困难(住院官兵每因院内乱杂,有伤病未愈要求归队者)。

   (八)赏罚严明殊感必要。

   以上所列举的弊端共16条(包括党务4条,政治4条,军事8条),虽战事仍在进行中,这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总结,日记内容却似乎为第三次“围剿”的结局提供了注脚。日记的作者是陈诚,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奉命率部参加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担任左翼军第2路进击军指挥官,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

   陈诚,国民党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立时,陈诚担任军校的教育副官,与蒋介石有了正式联系。在此后长达41年的军旅与政治生涯中,陈诚对蒋竭尽心力,也获得蒋的信任与不次拔擢,成为蒋的嫡系王牌。陈的军事班底以第十一师、第十八军为主体,因十一与十八竖写与“土木”二字相似,故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土木系”。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发动的两次“围剿”失败后,决定策动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围剿”。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役蒋更加重视,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坐阵南昌指挥,调集30万大军参与军事行动,且动用了大量的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蒋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志在必得,企图一举彻底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作为蒋介石手中的一支王牌,34岁的陈诚奉命率第十八军进入江西,首次参加了对中共的作战。陈诚有写日记的习惯,保存下来的日记由其亲属交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保存。台北“国史馆”于2015年7月出版《陈诚先生日记》,内容包括了陈所遗存21年的日记。

   《陈诚先生日记》始于1931年,对其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经过记述甚详。学界对于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的研究成果丰硕。陈诚作为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经历、见闻与反省,角度独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又与众不同的史料。本文拟通过陈诚日记的内容,探讨国民党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以遭到挫败。当事者即时观察与片段的思考,或比不上后人绞尽脑汁的分析有条理,但却可能更有说服力。

  

   【国民党军的痼疾】

  

   陈诚对自己的十八军相当自信,日记中不时流露出莫名的优越感。然而,就是这支让陈诚得意的部队,在作战过程中还是暴露出不少问题,让他忧虑。在十八军未进入江西前,陈诚就接到驻地当局对其下属“勒借军饷、干涉行政、朋分罚款、强索招待、避驻‘匪区’、军纪废弛、贩卖烟土”等恶行的举报。随着战事的深入,艰苦的自然环境、被红军打击等各种困难,十八军的军纪开始败坏,扰民、克扣伕款、长官欺压士兵、冒销公款等事屡禁不止;更严重的是有官兵逃逸避战、装病落伍。陈诚为整肃军纪、提振士气,不断地通过校阅部队、训话、撤换军官等方式训诫官兵。他还专门制定禁令、赏条各6条,通过严罚重赏来整顿军纪,如“强取民物、擅杀民畜者,枪决。欺诈民众、强赊民货者,枪决。赌博游荡、贻误机要者,枪决”以及“工作重要、不避艰辛者,重赏。举发本军官兵扰民有据者,酌赏。拿捕本军官兵违犯禁令者,酌赏”等。

   这些规定,确实奖惩分明,但究竟能否落实,陈诚也无把握:“各级均唯利以图,绝非短时间所能转此恶习也。”

   对十八军尚且不满意,陈诚日记中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的弊端指责更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军纪败坏、军民关系恶劣。陈诚沿途所见,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百姓逃离,避之唯恐不及,“闻因过去军队纪律太坏,不能得人民信仰故也”。国民党军队的声誉甚至不如“土匪”,“据说‘土匪’来,仅土豪劣绅倒霉;军队到,连穷苦老百姓均遭殃。证此过去所谓‘军不如匪’之口号,信然”。陈诚观察到,当地民众甘愿为红军服务,而国民党军雇佣其作带路向导,或派遣侦探,“均极困难”。对于所到之地组织的欢迎会,陈诚也有警觉,认为是当地强拉民众的虚应故事,而非群众真心诚意的表达,“我以为所谓欢迎者,或即讨厌并畏怕军人之表现”。

   他甚至觉得“现在各部恐比民十五年时代军阀之军队尚不如也。本军固比各部为好,但连年痛苦情形,实不可言状也”。针对苏区民众“多数离乡,不能为我所用”的情况,陈诚建议蒋介石仿效曾国藩镇压捻军的经验,恩威并施,强迫离乡农民归家。对不回家的,采取烧、杀,威胁其家人等强硬办法,但对归乡农民,要“一切待遇应极力优裕”,穷人已分得地主的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免除一切苛捐杂税”。

   二、拉夫。陈诚在6月27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军队拉夫的问题。拉夫是旧军队的顽症,国民党军曾以“不拉夫,不勒饷”为标榜,甚至有过“拉夫者枪毙”的严令,然而久禁不绝,在“剿共”战争中有所蔓延。陈诚认为,“招募伕役,军队委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转托当地豪绅,层层相委,弊端百出”,官厅借此搜刮地方,豪绅借此从中渔利,结果“人民以财力来帮助军队,伕役实际得不到利益,大半被县知事、公安局、土劣侵吞”。由于各级以盘剥为目的,结果招募的夫役非贫即弱,贫民蒙其害,贪污土劣得到利益,成为扰民害民之举。“使军队蒙此羞耻之声名,与酿成民众生出厌恶之心理”。

   三、派系矛盾。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有算盘,互相掣肘。通常见到的都是对蒋介石如何袒护嫡系,压制甚至排挤杂牌军的责难。陈诚的部队身为嫡系,应该是集各种宠爱于一身,但在其日记中,笔者看到了来自嫡系的抱怨。有趣的是,陈自称为“中央基本部队”,时时以“我军为中央基本部队,于革命过程中有悠久历史”来训勉下属。但陈认为,蒋介石有时安抚笼络杂牌军的行为,实为“不公”:“现在中央对于各军颇有苦心,如对于待遇方面彼厚此薄之分。我以为无论何事,只须大公无私可也,何必一定对杂军反厚,而使基本部分有断炊之感?总之,自己固不必厚,又何必薄?”

   在作战中,陈诚常对“友军”作战不力,拖累自己深感失望。陈日记中数度提到陈铭枢及十九路军,充满轻蔑之意。当十八军较多官兵贪生怕死、逃脱离队之时(陈称,武汉分校第七期毕业生逃脱者有20余人),陈诚又把矛头直指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称“连日逃亡官长颇多,且均系学生,因平日养精处优,不能耐苦所致。钱大钧实本师之罪人,本师一切恶因均由他所造成”。

   鉴于各部互不相助、各行其是的状况,陈诚建议蒋介石务必要督促各部队全力执行命令,互相协同。但情况并无改善,陈诚将其部战绩不佳归咎于“友军”的拖累:

   此次“剿匪”,原须根本歼灭之,但因友军不力,每因援救友军,至总帅计划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甚至因此而徒劳兵力,殊为可虑。

   陈诚对国军的弊端深恶痛绝,他甚至部分地认可中共宣传材料上对国民党军队官长贪渎、财政黑暗、主官骄纵游冶、嗜好多端等弊端的归纳与揭露。

  

   【失策的“围剿”战术】

  

   陈诚身经百战,却是首次参与“剿共”战争,工农红军避实就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让他吃尽苦头。国民党以30万的精兵“围剿”只有3万多的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面对红军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却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最后不得不以损兵折将收场。除了前面所说其军纪败坏,部队间派系林立互不配合等痼疾外,具体战术失策,也是重要的原因。据陈诚日记中所反映,国民党军在具体战术上的失策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蒋介石指挥失当。蒋对第三次“围剿”的决心很大,陈诚是对蒋十分忠诚的亲信,“围剿”期间多次建言献策,但在私人日记中,陈诚对蒋的指挥与用人有不少的批评。在指挥方面,陈诚所不满的是蒋朝令夕改,令下属无所适从。7月下旬,陈率部到达古龙岗,正拟在银坑一带与红军主力决战,蒋介石、何应钦命令其率部向吉安附近集中,待陈部奉命北上到达指定地点附近时,忽接蒋介石命令,要其率部折回。陈诚顿时觉得“进既不能,退又不可”,在日记中大发感慨:“总帅部命令朝三暮四,使人无所适从,故各部时有迟疑不前,实高级者养成之。而各部对于高级者不能信仰,亦高级者使然,此不能不注意也……指挥系统不清,各级负责不专,时有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之弊。”

   用人方面,陈所抱怨最多的是蒋不是知人善任,而是因人设事,以官位诱人。陈诚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的批评,并不止于军事,他甚至记道:“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

   作战方针失误。蒋介石“剿共”心切,制定了“长驱直入”的方针,调集大军,企图于短期内一举消灭红军主力,占领苏区。但江西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加之不少国民党军队系外省调赣,不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中共采取的是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四处游击,使得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多次扑空。

   陈诚一进战区,就发现山路难行,部队进军困难。因而他质疑蒋的作战方针,指出“大军团集结使用,不适于南方之地形。近日来,行军则拥挤不堪,无法前进;驻军则村落稀少,给养困难;作战则限于地形,无法展开”。向蒋建言要针对山地作战特点,改大兵团作战为精兵突击,则“胜算较多”:“兵实贵精而不在多。古人论山地战,如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诚不我欺也。”

   其次是后勤保障极为不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保障本来就是基础,国民党军在山区长途跋涉作战,又缺乏民众支持,充分的后勤就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陈诚所部有时连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都缺乏,人困马乏。陈的日记中对此抱怨甚多,如:

   (8月1日)本军自临川出发,迄今未有一次补给,伙食、药品、汽油均早已用罄,连日各部自采新谷,连米和糠充饥,且有每日仅得一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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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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