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旨在阐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史诗性的品格及其形成原因。文章首先论述《三国演义》的一般史诗特征，然后从《三国演义》一书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以及众多智勇超绝的历史英雄等方面，阐述《三国演义》史诗性的品格的生成特点。
【关键词】《三国演义》 史诗 品格
我国古代在叙事史诗的创作中没有产生过象西方《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宏篇巨制。但《诗经?周颂》的一些诗篇已呈现出史诗所特有的崇高风格，还有司马迁的史传作品，通过人物活动的描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也已具有史诗的性质。到后来的宋元讲史，其体制的阔大，人物性格的鲜明，情节的曲折动人，就更具有史诗的风格了。在这样一个深厚的文学传统的根基上，加之“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①，于是到明代便产生了《三国演义》这样“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的大型史诗性叙事作品。
一、《三国演义》的一般史诗特征
所谓史诗性作品，必须具备史诗内容和史诗形式。就是说，它必须描写具有全民族性和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展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广阔的社会面貌，反映整个民族的命运，它所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片断的、单调的，而是极为纷繁而多样的。因而它的结构必然是宏伟而严整的，气势必然是雄浑而壮阔的，画面必然是广阔而立体的。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得上是史诗性的。《三国演义》就是这样的文学史上少见的史诗性作品。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时代的重大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时代的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揭示出东汉覆灭、三国形成至消灭的远因和近因，总结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生动具体的再现，使《三国演义》必然地具有了壮阔的场景、博大的艺术时空，数百个历史性人物包括英雄与小人，生活、驰骋于这个艺术大世界里。从时间上，它涵盖了三国一代近百年的斗争历史；从空间上，它从辽阔中原，写到东吴、西蜀，乃至南方蛮荒之地；从事件上，它反映了三国兴亡的重大史实；从人物上，它叙及各个阶层的人物，包括封建帝王、文臣武将、平民百姓、医家隐士，乃至各类女性。《三国演义》的体制结构是恢宏的，容量是巨大的。它具有史诗的基本风格与气魄。
三国时期的历史事实的特殊性，有助于史诗性作品《三国演义》的成功。因为三国的历史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品格，诚如王大错所说：“有史以来，以汉末三国之局为最奇，亦惟三国人才为最众，三国之贤奸邪正别白最为显著。故夫四千余年之历史，当以三国为关键而代表之。”鲁迅先生也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③《三国演义》将三国的历史奇局，众多英雄的智术武勇以及英雄们施展身手的广阔时空，艺术地传奇式地立体地搬上小说的殿堂。这种特定历史主题的文学性展开，使文学作品具备了涵融历史兴味与时代感的史诗审美特质。
由于史诗多表现英雄创世的重大显赫行动与业绩，因而常常带有传奇性与神话色彩。作为英雄传奇的《三国演义》就极富于这种传奇性与神话色彩。虽然《三国演义》从总体上说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但实际上它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英雄史诗。它的表现历史材料的同时，运用史诗式的超现实的手段表现某些超现实的内容，如刘备的跃马檀溪、访水镜庄、三顾茅庐，关公的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玉泉山显圣，诸葛亮的空城计、八阵图、擒孟获等。通过这些传奇事迹的叙述，展现三国英雄的超人特征，其中大多杂有传奇色彩、神话意味、宗教意识，甚至有些篇目简直可以看作神话，如在诸葛亮七擒孟获的过程中，伏波显圣、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出甘泉等故事便可作如是观。所以毛宗岗说：“每读《西游记》，见孙行者三降妖；读《水浒传》，见公孙胜之斗法，以为奇幻。不谓《三国志》中已备《西游》、《水浒》之长矣。”④”“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⑤。毛氏的看法虽不免有些夸张，却是很有见地的。
二、战争场景的审美化
西方古代的英雄史诗常常以战争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通过战争的激烈冲突展现主人公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力量。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成为史诗的极好素材。正如黑格尔所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在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⑥又说：“在战争中主要兴趣在于英勇，而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既不宜于抒情诗的表现，也不宜于用作戏剧的情节，但特别宜于史诗的描绘。”⑦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的“战争情况中的冲突”以及“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是特别适宜于史诗描绘的对象。《三国演义》正是在这方面最充分地表现出它特有的史诗美质。与西方史诗的战争描绘相比较，《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则更富于审美韵味。《三国演义》绝少正面去表现血肉横飞的战争恐怖和目不忍睹的惨象，更多的是展现战争双方的斗智斗勇：或表现运筹帷幄的奇谋巧思，或偏向于用写意传神的手法表现英雄人物的“英勇这种心灵状态和活动”。智谋和武勇，是三国战争描写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战争审美生成的两个重要方面。《三国演义》描写战争，但不宣扬好战，而是表彰非战争的和平慈爱的正义思想；它真实具体地展示战争的全过程，但侧重点却放在外交智谋的较量上，形象地体现“上兵伐谋”的兵法观。从《三国演义》的战争中，我们每每看到人类智慧的闪光，而不是血淋淋的恐怖与残酷。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近距离地体味人类心智带来的审美愉悦；而对于残酷的厮杀打斗，则让我们作远距离的观照，给我们展示勇武与力量的阳刚之美。
《三国演义》所写近百次的大小战争皆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道理：运用智谋，是在战争中获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之《三国演义》的战争往往以大量笔墨展现由于智谋的正确实施而引起战争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从而使人领略人类智慧的伟大与美感蕴涵。小的战例且不说，仅就影响三国大局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而言，这些战役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智谋的运用。小说用“计”、“智”等字样作标题的回目，达到二十八回之多，如“孔明用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诸葛亮智算华容”等等。而在实际的描写中，几乎从开篇第一回到终卷第一百二十回，通篇都闪耀着智慧的灵光，这恐怕是《三国演义》充满“魔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西方史诗一样，《三国演义》也将主要篇幅用来写战争，但排斥对残暴惨景作正面细致的描述，所谓“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这一点又显异于西方史诗。《伊利亚利》第二十二章对阿里契斯杀死赫克托耳及其侮尸行为，写得十分细致具体，读起来令人毛骨耸然，不寒而栗。《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则使人读起来产生一种审美的感受。“赤壁之战”用了八回的篇幅，可谓非常具体了；在战争中曹操损兵折将，败得很惨，应该说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但作者没有让我们感到惨不忍睹、毛骨耸然。这是因为书中的主要笔墨没有放在刺刀见红的具体打斗上；除了表现巧计迭出的奇谋智术外，又插入许多富于诗情画意的场面描写，使紧张恐怖的战争气氛得以缓解，变得不那么紧张恐怖了：周瑜舞剑而歌、假呕假寐，孔明借箭与鲁肃泛舟对饮，庞统于深山草屋间挑灯夜读，曹操于月明星稀之夜横槊赋诗等。这些场景，极富于抒情性，给杀机四伏的战争场景增添了清新轻松的气氛，因而战争被赋予了艺术审美的韵味。
《三国演义》在表现武力的较量时，则极力展示人的力量的崇高与壮美。试看两个打斗片断：
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高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挺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第十八回）
言未绝，许褚拍马舞刀而出。马超挺枪接战。斗了一百余合，胜负不分。马匹困乏，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又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两军大骇。两个又斗到三十余合，褚奋威举刀便砍马超。超闪过，一枪望诸心窝刺来。褚弃刀将枪夹住。两个在马上夺枪。许褚力大，一声响，拗断枪杆，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第五十九回）
以上两个片断，一个写夏侯惇“拔矢啖睛”，展现了超人的勇猛顽强精神；一个写许褚裸衣斗马超，两虎相搏，勇武超绝，简直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擂台赛。通过这样激烈的搏击、冲突、对抗，充争展示人的力量的壮美以及武力的阳刚之美。作者是以一种叹赏和崇敬的心情来描写这种武力冲突的，将力的较量客观形象地演示出来，展现在你的面前，让你站在观众席上去领略、去观赏人类力量所具有的美，从而激起勇敢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小说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三英战吕布、孙策大战太史慈、张飞大战马孟起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如此艺术的战争描绘，则使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力的壮美与崇高，一种审美与诗一般的精神。
三、雕塑审美的人生
由于汉末变乱打破了旧有封闭秩序而使社会格局呈现出物竞天择各逞其能的开放型竞争新态势。举贤任能、择主而事的人际环境，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从未有过的理想境界。时势选英雄。时局的动荡和战争的连绵不断，筛选出曹操、刘备、孙权三支地方劲旅；曹、刘、孙三方又皆以全力网罗智谋超绝之士，一时间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可歌可泣的谋臣武将。这些史诗般的英雄，以他们的卓绝才能创造了史诗般的英雄业绩。《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雕塑了他们审美的人生。在这一点上，《三国演义》和传统史诗是一致的。
塑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形象，是史诗的中心任务。不少史诗甚至就以英雄人物的名字而命名，如《奥德赛》、《罗兰之歌》、《熙德之歌》等。史诗英雄往往成为某种精神和民族理想的寄托和象征。果戈理说过：史诗“永远是把重要的人物作为主人公，这个人物和很多的人物、事件与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环绕他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史诗不能只写出几个特征，而是要包括整个时代；史诗的主人公必须能够按照当时人类的思想、信念和意识的样式去进行。通过这个人物，整个世界的宏伟壮阔都生动地显现出来了。”⑧在《三国演义》里，刘备、诸葛亮便是这样地显现了整个世界宏伟壮阔的史诗性英雄人物。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理想模式而起身于平民的刘备，初时毫无凭藉，自从陆续得到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这样一些第一流的大智大勇之士的辅弼，终于建立了蜀汉帝国，与雄踞中原的曹魏和江东的孙吴相抗衡。刘备一生爱民惜物，抱定救国扶危、报国安民的方针，以“仁义”治天下。他将恢复汉室的功业追求与个人的德行修养统一于一身，成为圣明君主的典范。在他身上，体观了人民对于封建仁君的热切向往。
如果说刘备以“仁”为其显著特征，那么诸葛亮则是以“智”为其主要特点的。毛宗岗称他为“智绝”，是非常恰当贴切的。没有诸葛亮的超卓智慧，就不会有刘备的成功，甚至刘备永远只能在失败的痛苦中挣扎，在无边的暗夜中跌跌撞撞而看不到光明灿烂的前途。诸葛亮早在他隐居隆中的时候，就已经料定天下三分的可能和必然性，并为刘备指明了方向。出山后，帮助刘备迅速扭转局面，摆脱困境，连连取得重大胜利，直至建立蜀汉政权。他是一位真正的超人，举凡兵法奇谋、行军用兵、外交应付、治国理民，乃至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不精通谙熟。智慧如此，实在只能存在于艺术审美的彼岸世界里，是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
与“智绝”同样具有超现实性特征的典型，还有被称为“奸绝”的曹操和“义绝”的关羽。对于“三绝”，作者是唯恐其不“绝”的。就是说，诸葛亮必须具有最高的神灵般的“智慧”，曹操必须“奸诈”到极点，关羽则必须“义”得令人感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有几分生活真实，几分历史依据，那是次要的了。对于诸葛的“智”、曹操的“奸”、关羽的“义”，我们不能也不必要去作现实的或历史的论证，实际上它们是为适应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而创造出来的，无论其美丑善恶，都达到了理想的高度。卡西尔说：“为了要达到最高的美，就不仅要复写自然，而且恰恰还必然偏离自然。”⑨“三绝”形象偏离了自然，超越了现实，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获得了审美的效果。智绝、奸绝、义绝，是诸葛亮、曹操、关羽形象经过长期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想状态的艺术造型。
较之诸葛亮和关羽这类正面角色，曹操形象则具有另一种特殊意味。奸绝曹操，是一个被不断“丑化”的艺术典型。当然，说他被“丑化”，是以生活经验而论之，这样看，曹操奸诈至极，丑不可言，令人生厌。但艺术审美世界到底有别于现实生活世界，当人们欣赏艺术进入艺术审美状态时，往往忘却自我和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尽管只是智暂的相对忘却）。生活丑一旦进入艺术时空，则具有了审美的性质。这就是艺术大师罗丹所说的：“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得非常的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就化成美了——这就是点金术，这就是仙法！”⑩艺术魔杖的碰触，可以使生活的丑升华为艺术美。卡西尔也持类似的观点：“虽然某些对象本身看上去可能是讨厌的，但是当观看它们在艺术中最维妙维肖的表现时却会引起我们的快感。”(11)曹操形象的特殊审美意味之根由，大约就在这里。这是因为作品的描述中，往往以嘲弄或批判态度表现生活的丑，实际是让生活的丑充分亮相，彻底曝光。这本身是对丑的否定，对美的肯定，从而满足人们嫉恶扬美的心理要求。而且，“丑”越是表现得充分，就越能产生这种审美效应。“奸绝”形象的审美意味正是由此而来。
所以我们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是一种审美的创造，包括反面丑角形象在内。这种审美创造的最高旨归就是充分展开人类美或丑的本质，帮助人们认识假丑恶并建立以真善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三国演义》通过这种审美创造，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超人力量和超自然的特征。
注释：
①吴沃尧：《两晋演序》，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32页。
②王大错：《考证三国演义序》，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522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④毛宗岗：《三国演义回评》，第九十回评。
⑤⑥⑦〔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127页。
⑧转引自易新龙《〈战争与和平〉和〈三国演义〉史诗风格比较》，《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⑨(11)〔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6页。
⑩〔法〕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