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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回应

更新时间:2016-03-09 22:43:11
作者: 李佃来  

   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在当下多重背景和多重语境中开始彰显其价值并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共鸣与关注,那么,她的民主理论无疑是其中最不容轻忽的内容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卢森堡在20世纪初对民主问题的回答与论辩,不仅构成我们省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复杂历程之不可多得的话语资源,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革命道路的历史思考,从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中赢获响亮回声,由此开创出“卢森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以民主为总体视野的革命理论传统。若考虑到卢森堡民主思想屡遭误识以及国内学术界现有研究并不足以详实把捉这一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真实关系之事实,那么,回到卢森堡原初话语语境,考辨、定位其民主理论的特定内涵、价值与历史影响,审理、呈示这一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深远效应,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项不可缺失的学术工作。

  

   卢森堡对民主的渴求是与她曲折性的生命历程和悲剧性的生活遭遇直接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运行模式发展为资本的垄断。与这一变化相伴而生的是资本主义福利政策的出笼、大批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削弱与式微。这些变化和新的历史现象直接波及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对这些变化和历史现象的不同回应,导致在马克思理论和西方社会主义路线上不同观点的分歧,乃至不同政治派别的分野。以伯恩斯坦和晚年考茨基为首的“修正派”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号而实际地站在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他们因为资产阶级怀柔政策的推行而在人数和势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形成多数派。相反,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派”长期处于受排挤、遭冷落的地位,因而成为少数派。政治上的弱势促成了卢森堡向往自由和民主的生命人格。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她多次申言,民主之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为它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为多余,而是相反,它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要件。

   就此而论,卢森堡的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一理论直接面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思考的是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具体道路问题。因此,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卢森堡都没有采取沉默与旁观的态度,而是密切关注革命动态,积极察问诸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等革命中的每一个重要信号,并提出不同于列宁的观点,甚至与之展开激烈争论。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意见对峙中,卢森堡阐发了她独树一帜的民主理论观念。

   列宁在1904年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之后,卢森堡随即写成《破灭的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等一系列文章,针对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她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上在其各个时期和全部过程中都要依靠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直接的独立行动的第一个运动。”(《卢森堡文选》上卷,第502页)即是说,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其根底都深深植于工人群众中,党的组织和运动时刻都要依赖于群众。以此为据,卢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建党原则。她解释道:“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同上,第504页)

   根据卢森堡的诠释,“自我集中制”的民主精神在本质上不同于“极端集中制”。所谓“极端集中制”,即是将革命家“有组织的部队”和“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区分开来,是严格的国家对各方面实行的直接性、僵直性干预。卢森堡之所以强烈质疑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因为在她看来列宁忽视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特殊性,低估了群众相对于党组织和无产阶级运动而言的基础地位。在卢森堡看来,这种思想气氛“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同上,第508页);而这实质上是把布朗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运到社会民主党和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中来。

   根据这种批评,卢森堡提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同上,第503页),而只能定格在“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框架中,即现实地上升为一种“自我集中制”。按照文本,我们可以大致从“自我集中制”的民主诠释中剥离出两层涵义:其一,它意味着多数人意志的集合,即社会民主党决策和运动的群众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体现出民主原则;其二,它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集中的意义,而是仍然认为程度恰当的集中是社会民主党生存的必要酶素——在这个意义上,它强调基层党组织及党员个人对上层党组织的服从。

   正如上文所论,卢森堡批评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倡言“自我集中制”,是紧紧依托于她对俄国革命道路和革命前程的思考,是与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俄国革命进展到哪里,卢森堡的视线就移向哪里,而其民主的思想就渗透到哪里。事实正是如此,当俄国由二月革命发展到十月革命时,卢森堡又对十月革命的总体性质、意义特别是革命后的政权建设作出了评价与审思。一如当初对二月革命的热情态度,卢森堡获知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她在狱中欢呼胜利,认为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因而是自巴黎公社革命以来又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而且其标志性要远远强于巴黎公社革命。与此同时,卢森堡则对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革命中的缺陷。在《论俄国革命》这篇后来争议颇多的狱中笔记中,卢森堡意味深长地说道:达到新生社会的唯一道路即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所学校,是最无限和最广泛的民主和舆论。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迫不及待地解散了立宪议会,废除了普选制,限制了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这损害了十月革命原本具有的民主成果,容易使新生政权导向官僚化。因为在她看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4页)

   进而言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在卢森堡看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轨迹,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绝对对立起来。而实际上,依她之见,无产阶级专政即指社会主义民主。她这样说道:“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当它走向政权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位置上,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以代替之,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肇始于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时刻。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别的,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45页)反对民主是造成人民积极性减损、官僚风气膨胀以及社会主义生命力衰竭的根源。

   通过对苏俄革命之组织形式和政权模式的批评性考察,卢森堡引申出一整套民主理念。概括地说,这套民主理念主要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群众论,一是自发论。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引出的,卢森堡自始至终都十分强调群众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意义,因而强调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按照卢森堡的理解,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这一革命目标的实现只有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才是最终可能的。“只有当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有血液循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脉搏跳动,社会民主党才能承担伟大的历史行动。”(同上,第8辑,第5页)正因为如此,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在政治上依靠无产阶级但在组织上脱离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团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同上)所以,卢森堡不只一次地告诫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内,每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大运动决不能来自一小撮领导人的倡议,而应来自支持党的那些群众的决心和信心。”(转引自麦克莱伦,第55页)

   其次,与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一致,卢森堡一直注重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反对用领导人物和上层组织的自觉性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卢森堡与列宁是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轻忽革命理论的指导意义时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给工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必须能够起到一种统摄作用,群众的自发性必须纳入领导层的自觉性中方可克服其自身缺陷。而在卢森堡看来,自发性和自觉性其实并不存在必然矛盾,两者是可以调合的、交融的;若以自发性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为由而将之置于革命运动的下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她声言,“革命不允许任何人给它当教员”;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提出政治口号,摆出关于政治问题和战时无产阶级利益的明确态度,而不在于用下达命令的方式消解工人群众的自发性,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修正主义派别势力膨胀这一反面经验给出的结论。

  

   卢森堡的上述民主理论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在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更是屡次被视为“机械决定论”、“宿命论”而受到指责。如果考虑到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境况等客观因素,我们发现,这些批评与责难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映现出卢森堡民主理论话语的致命缺陷。

   正像人们所熟知的,在俄国革命和列宁建党的初始岁月中,革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危机关头上。从外部来说,有来自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威胁;就内部而言,则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严重分化,形成民粹派、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不同政治派别的林立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这种严峻的历史情势下,列宁强调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作用,强调集中的重要意义,申明严格的纪律是当时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备要件,这都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抉择。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列宁选集》第1卷,第348页)在这一点上,卢森堡虽然注意到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危险,但她显然没有对这些危险作充分的分析,因而在高扬群众及其自发性历史作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偏向了低估权威、轻忽上层组织领导功能、盲目崇拜群众的错误革命观,使其革命理论或多或少地涂抹上理想化的色彩。对此,我们是需要澄明的。

然而,在历史尘埃落定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反思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以及后人对这一思想的种种评价时,我们应该承认,卢森堡阐说的若干合理观念并没有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得到确认,有意和无意的误解与歪曲已成为卢森堡思想评判席上的“法定判官”。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驱散长期笼罩在思想上空的迷雾,使问题之真相得到显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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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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