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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国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史:超越事实论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6-03-07 20:09:10
作者: 翟国强  
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相应的,经过王明演绎的斯大林版本宪法理论在中共党内占据着主流地位。在王明的主导下,起草该宪法草案过程中贯彻了斯大林的宪法观念,特别是斯大林有关宪法是对事实的确认的宪法概念。

   上述草案完成后,王明和谢觉哉二人曾专程去向毛泽东汇报,并与毛泽东又一次讨论。但是,毛泽东对该草案的态度却鲜有相关史料记载可以佐证。但从谢觉哉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对未来中国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的一个重大的变化。1948年夏天,谢觉哉在《别甘泉》记载:“檐前会议胜天坛,战绩民情抵掌间”。这里的“天坛”意指天坛草拟宪法的历史事实,暗喻与毛泽东汇报谈话有关宪法的谈话意义重大。此此谈话后,毛泽东对宪法问题以及该草案再没有做出表态。谢觉哉和王明与毛泽东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对宪法草案提出的重要观点,地点应该不在延安,而是在山西临县毛泽东的临时驻地[21],而此时恰恰是战局转变的关键时期。王明的宪法草案因为没有贯彻毛泽东的主张,而照搬斯大林的宪法概念(即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确认),因此并未被中共中央所接受。根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王明担任组长起草的宪法草案曾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批判。[22]

   如果说宪法是对事实的确认,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中国宪法要确认的事实究竟是什么?毛泽东提供的答案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所谓的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3]194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宪法草案起草者之一,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陈瑾昆的信中提到:“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二同志面达。”在另一封致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张曙时的信中,毛泽东同样将《新民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列为主要参考文献。[24]毛泽东的国体论系源于民初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国体概念的讨论[25],特别是来自梁启超的国家法学说。[26]其对国体与政体的辩证也明确带有梁启超思想的印记[27]。毛泽东继承了梁启超对于国体和政体的区分,但所不同是,毛泽东认为国体是宪法问题的根本,未来中国的宪法应当首先对国体进行确认。毛泽东仍然坚持事实论的宪法概念,直至1954年制宪之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并未并未对斯大林式的事实论宪法概念进行反思。

   五、1954年制宪对斯大林式宪法概念的反思

   在中国共产党力图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宪法不是最重要的。能够激发力量的土地问题更为根本,要比宪法更重要。因此,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在革命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在部分地区实施。[28]而宪法对于当时以实力角逐为重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紧要的事务。[29]建国后,通过制定宪法,建立法制的需要逐渐取代了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的需求。批判性的宪法概念已经无法适应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要求,需要依据新的法律重建政治秩序。宪法学理论上也必须对过去的宪法概念进行超越。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宪法概念进行反思。而毛泽东本人对宪法的理解在建国后与建国以前也有所不同。

   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价值来看,斯大林的宪法定义对1949年的共同纲领制定依然有效,因为“纲领是要说将来”。但是到了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制定工作了。虽然在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1936年苏联宪法仍是中国宪法起草的主要仿照对象。[30]但此时,毛泽东对宪法仅仅是确认事实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1954年宪法草案起草过程中,草稿就修改了七、八次,其中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是:宪法要不要写纲领性的内容。因为根据斯大林的宪法定义,宪法是对事实的确认,不是未来适用的规范。对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写入宪法,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胡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纲领性内容),比如三大改造。”[31]众所周知,1954年宪法的制定背景之一就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代表中共中央与斯大林会谈的是刘少奇。对于制宪实践中与斯大林宪法理念不同的原因,刘少奇在草案说明中,非常谨慎的指出了中国宪法应具有纲领性的原因:“宪法不去描画将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以后的状况,但是为了反映现在的真实状况,就必须反映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着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趋向的目标。如果不指明这个目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可理解。我们的宪法所以有一部分条文带有纲领性,就是因为这个原故。”[32]概括而言,1954年制宪时的理论并未采纳斯大林的事实论宪法概念,而是对其进行了反思。

   与事实论的宪法概念不同,毛泽东非常强调宪法作为总章程和根本大法发挥的规范功能。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33]这个对宪法的定义,继承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论著中提到的宪法是根本大法的观念。此外,宪法是总章程的观点则是过去所没有提到的。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个宪法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确认,而是面向未来的章程,应当在未来遵守的规范。因为,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强调宪法是力量对比的体现,而是强调宪法是未来需要遵守并贯彻实施的法律规范。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六、超越事实论的宪法概念

   从1954年立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法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斯大林1936年宪法讲话中的宪法概念。曾经完全接受斯大林式宪法概念的主流的宪法理论家张友渔后来的观点也有所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事实论的宪法概念。后来,张友渔逐步承认宪法应具有纲领性:“苏联宪法没有纲领性,而我们的宪法基本上是反映过去革命的成果,但是由于处在过渡时期,我们在宪法中规定了一些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已开始在做,不久就会实现的东西,所以有一点纲领性的东西。”[34]到了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时,张友渔反复强调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宪法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

   作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论的宪法概念曾经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他们大多认为,宪法是一种形式,是对其背后的事实的确认。如果对此进一步引申,则不难得出宪法就是力量对比,特别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体现。极端的事实论者认为宪法不过是力量,甚至是强力的体现。比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主流的宪法学家张友渔早年曾引述拉撒尔对宪法的本质比较彻底的论述:“大炮!这就是宪法。监狱!这就是宪法。枪剑!这就是宪法。”[35]这种观点因为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在中国宪法学说史上也曾经处于通说地位的。[36]上述革命导向的宪法概念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在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解构旧制度的功能。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对宪法的界定,从强调宪法是力量对比体现,到强调人民的根本意志为主。从纵向发展的趋势看,其重心有一个从实力角逐逐渐向人民意志过渡的痕迹。中国宪法的几次起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理念主导的。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几次宪法修改过程中,各个宪法草案报告中的人民意志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1954年宪法制定时,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出现6次。在1982年宪法修改的时候,人民的意志在彭真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一共出现7次。而且,1954年的《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将人民意志与力量并列表述。[37]而在后来82年宪法草案报告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将人民意志与力量的表述并列的提法。因此,主流政治观念中更加强调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即意志论的宪法概念。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主流意识形态中更强调宪法是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宪法是一种约束所有公权力的根本规范,也是所有国家公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即规范论的宪法概念。换言之,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虽然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修改宪法的职权,但作为宪法之下的国家机关,其必须遵守宪法。1954年宪法制定时,张友渔对宪法是根本法的论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他有权制定或修改宪法,但是在制定宪法以后,修改宪法以前,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也受宪法的约束,也要遵守宪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宪法是根本法。”[38]82年宪法制定后,宪法是根本法的观念逐步成为主流。2001年李鹏在法制宣传日的讲话中曾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宪法,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不得超越宪法。”中国共产党逐渐将宪法视作为赋予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根本规范。

   根本规范这个概念表述在中共共产党的宪法话语体系中称之为“宪法根基”。在宪法修改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彭真在198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容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1992年在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委员长乔石再次提到了“宪法根基”这一概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我国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允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其中,对中国宪法的表述是“宪法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根基。”由“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到“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根基”,这个表述的变化是规范论宪法概念确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七、结语

   从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念看,在中国的宪法中始终存在着中西话语体系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即作为西方现代话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之间的张力,比如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通过苏联国家法学说间接地对德国国法学的继受。其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紧张关系的缓和与调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因时因地、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而被不断中国化,不断推陈出新。[39]主流政治中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含义。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视不断发展出新的宪法理论,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解放思想”,不断结合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宪法观念进行不断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调适,套用一句比较正统的表述的话就是“在坚持中不断发展”。

回顾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立宪实践过程,大致上是从革命的宪法,逐渐过渡到了转型的宪法。随着社会秩序稳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宪法的革命色将彩逐渐淡化,进而朝向立宪主义精神的宪法转变。[40]在毛泽东及他所处的建国的时期而言,宪法主要是革命成果的确认。但制定宪法后,毛泽东也强调宪法应当作为一个根本法,约束后来的行为。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并非通过宪法来推进,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不断试验探索,取得成效后,再通过宪法修改进行合法化确认。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破旧的需要将逐渐被建设新秩序的需要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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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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