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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习总书记和平外交的继承与创新

更新时间:2016-03-05 22:38:11
作者: 刘国柱 (进入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战略思想一方面传递与外部世界围绕和平发展凝聚共识的信号。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外交战略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最优先的方向,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建立了更加完善和反应更加快捷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向世界传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和价值取向。根据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对习总书记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作一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传递最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围绕和平发展凝聚共识的信号

  

   和平发展的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及中国与世界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外交路线的,他强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抉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与我国根本利益。他这样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中国要以自身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福祉,夯实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一阐述具有双重含义:对内,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统一到坚持和平发展上,对外,则是传递了中国党和政府最大限度地与外部世界围绕和平发展凝聚共识的信号。

  

   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最基本的原则和出发点。为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然要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协调与合作,以协调代替对立和对抗,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合作中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以包容的思想、开放的胸襟和积极姿态建设同周边国家关系与合作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明显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尤其是对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的外交活动。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侧重两个领域:一是建设同周边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加强双方的经贸合作。中亚五国与除菲律宾、新加坡和文莱以外的东盟国家均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中,更加强调双方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促进彼此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为此,中国提出了建设两条丝绸之路和一条经济走廊的设想,即面向中亚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和面向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缅甸、孟加拉和印度的经济走廊。

  

   两条丝绸之路和一条经济走廊,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其辐射的范围更为广泛;而且,两路一廊所覆盖的国家,正是当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也是发展空间最大的几个地区。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其他几个地区的资源及劳动力优势结合在一起,这种合作必然会为这一地区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让双方实现合作共赢。

  

   构建既合作又斗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与现有大国相处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从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经验看,大凡后进国崛起,往往会受到原有强权的遏制,而后进国也往往会主动向原有强权发起挑战。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或民族复兴过程中,显然不能走历史上大国关系的老路,尤其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相处,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甚至会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走向。中美必须开创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中美双方的不对抗与合作,并不意味着中方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和退让,不对抗也不意味着没有斗争。无论是面对哪个大国,中国政府一定会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等国家核心利益。由此可以预见,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矛盾与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双方的矛盾与分歧,既要合作,也要斗争。在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追求双方都能认可的合作,会成为中美两国外交界之间的常态。

  

   建立更加完善和反应更加快捷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但很明显,相较于内部的安全问题和各种突发事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也更为复杂。既有来自周边国家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也有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有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即使是国内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外部势力的因素。这就要求这样一个部门协调各方面力量,全方位地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安全威胁,最大限度保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这对于今后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对我国现有体制的创新,同时也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均已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如美国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了隶属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有关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机构的信息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国家安全顾问与总统和国务卿一起,成为战后美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政治职位;英国基本上是仿照美国,建立了本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则是建立了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联邦安全会议。其中,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战后美国重大对外决策,几乎都能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子。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借鉴其他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它将是一个高层次、涵盖国家主要职能部门,能够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和危机进行应对与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战略思想,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的必要调整,并将在日后的外交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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