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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从隐、桓年间史实看《左传》的叙事结构及其“意蕴”

更新时间:2016-03-04 10:31:57
作者: 路新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左传》不仅是“经”,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左传》中饱涵的“历史美学”意谓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后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厘析而探求之,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关 键 词:《左传》 历史美学

  

  

“美”是人独有的精神感受与享受,从中产生出一种研究一切可引起美感的现象之学科——“美学”;研究在鉴赏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引起美感的学科则为“历史美学”。历史之“美”,需以历史为对象并借用美学慧眼透视之。这样,“历史美学”就有了与诸如“文学美学”、“戏剧美学”、“影视美学”、“建筑美学”等学门不同的内涵规定性:“历史美学”既以历史为“美”的鉴赏对象,“真实”为历史之魂魄,“真人真事”亦就成为历史之主干,故历史美学势必以“真人”所行“真事”为关注中心;复因人有人性方之为“人”,故历史美学又以剖析人怎样在人性制约下创造历史即怎样行“事”为要;与此相关联,历史美学又须研究历史之叙事何以能够动人?历史之书写怎样才能引起人的鉴赏美感?即须探讨历史叙事中的“情致”(黑格尔《美学》语)要素;以及撰史需具备哪些历史学“先天”地、“强制性、机械性”地(康德语)规定的书写规范、表达形式等“历史叙事”的“形式美”要件。概而言之,“历史美学”当以美学之视角审视“历史”和“历史学”,将“史界革命”以来被漠视的“人”重新凸显为“历史”和“历史学”之中心。通过历史“直指人心”而鉴往知来,剖析之警策之,避免“使人心变得干枯”,且使历史学能如康德所说“指向高贵的意向”,引导人对于其何以为人以及对于其“类”的思考,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①。因此,“历史美学”追求一种浸润着生命意义的“人”的学问。掌握有“人味”的知识既构成人生过程的重要内容,追求这样的知识也才符合“人生”本旨。试看标榜“科学性”以来陷入“科学主义”泥潭的历史学所走而且至今似乎仍然在走的歧路,本文也可视为对此种趋势的一次尝试性反拨。

   用了上述“历史美学”的规定性我们看《左传》。

   《左传》不仅是“经”(十三经之一),而且是经中唯一一部名副其实的“史”。章实斋谓“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②《左传》正是中国历史学的不祧之祖。这一特殊地位,使它对《史记》以下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性影响,并为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开其滥觞。而《左传》中符合“历史美学”的规定性内容恰恰值得重视。厘析而探求之,对于中国传统史学何以具备如斯特点具有提示性意义。对于克服当今历史学“见物不见人”的痼疾亦不失为良方药剂。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尝按《左传》叙事之年代,以“点题式”列读《左传》心得67篇,其叠出之胜义每可用“历史美学”圭臬之。故本文拟仿《管锥编》例,亦用“点题法”,于《左传》相关“年”下之载纪中撷取史实,作“历史美学”之解读如下。

   一 “文如钩锁,义若连环”:《左传》结构设计剖析

   《左传》叙事始于隐公元年。从隐公元年至桓公十八年共三十年。此三十年史事蕴含两条主线③,两条线均起于隐公元年:一线自隐公“摄政”而起;另一线由“郑伯克段”而来。两条主线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其间存在极复杂极微妙之相互联系。隐公年间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头绪纷繁,网罗交错,却均在这两条主线间交互穿插。由此产生之历史之“果”,恰又成为桓公年间历史之“因”。至于惩恶扬善,揭示“人性”之诸面相,则作为左氏之“意蕴”或“史义”,“钩锁连环”贯穿始终。现分别剖析如下:

   (一)隐公之“摄”

   《隐公元年》: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④故仲子归于我。(杜注:妇人谓嫁曰归。“归于我”即鲁惠公为嫡妻)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按,惠公原配正妻孟子卒而无子,故惠公“继室以声子”。“继室”者,惠公续娶之妾也。《史记•鲁世家》以声子为“贱妾”。惠公纳声子为妾当在复娶仲子为妻之前。

   上文为《左传》开篇语。这段话很重要,类似“引子”,点出了隐公的复杂身世。春秋242年史事亦就此引出。因“《经》”起于隐公元年,《左传》“解经”,故也必须“起隐”。如此,似不必像经学史上争执纷纭莫衷一是之讨论“起隐”问题那样,认为《春秋》之“起隐”用意深沉;尤不必如今文家之“起隐观”,认为“起隐”必涵有孔子之“微言大义”。对于“起隐”作平实之解即可。

   《左传》因有这“引子”作“开场白”,遂使242年的春秋历史有了一个起因,从而隐伏下无数吸引《左传》作者希望解答、需要解答的历史之谜。这当然是一种高级叙事法。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就有如此成熟的叙事方法,这使人们对《左传》作者究竟是谁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这一《左传》学史上的老问题恐怕如确定《国语》、《战国策》的作者一样,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黑格尔在探讨类似问题上的做法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讨论形式为“诗”实质为“史”的《荷马史诗》作者时黑氏指出,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意见”认为:“实际上并没有荷马这样一个人作出这两部史诗(按,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笔者)的全体,而是先由一些个别的作者作出其中一些个别的部分,然后这些部分被结集成为两部大作品”。⑤但黑格尔认为,若从是否能够“自成一部史诗的有机整体”检视《荷马史诗》就会发现,这部巨著“毕竟各自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以有没有“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作标准判断一部作品的作者,是一个有见地的意见。黑氏在谈“历史写作”何以能够“引起艺术活动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时指出:史家撰史应“把真人真事摆在心里想一想……把所理解的史实加以排比和整理”,使“一些分散的情况”“互相联系起来,组织成为一个联贯的整体”。⑥根据这一原则,黑氏断定《荷马史诗》“只能出于一个人的手笔。”⑦若借用黑格尔的标准复检视《左传》,《左传》从隐公至哀公之叙事一气呵成首尾相应,其内在的“理念”、“意蕴”即“史义”融会圆通逻辑绵密一以贯之,与黑氏“联贯整体”的要求若合符契。且更有以下例证证明《左传》必经“一手”改定。如《传•襄二十四》:

   然二子者,譬於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钱钟书下按语谓:“此为初见,语详意豁。二十八年,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再见语遂较简而意亦不醒。昭公三年,子雅曰:‘其或寝处我乎!’三见文愈省,若读者心中无初见云云,将索解不得。一语数见,循纪载先后之序由详而约,谓非有意为文,得乎?”⑧初语最详,渐次省略,是为读者考虑。一读再读必厌其烦。钱氏谓左氏“有意”为之,尤可见出《左传》曾由“一人”改定,且在书写前已“成竹在胸”,有充分准备。如此,似可将《左传》的作者仅视为一个有确定内涵的“符号”,即《左传》一定经过“一位”作者的手笔,这位作者就是“左丘明”或云“左氏”。如此看待《左传》之作者也尽够了。

   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按,此一“摄”用字精当,为贯穿隐公年间历史之“关键字”。其含义:[1]“继室以声子”生隐公,隐公非原配夫人所出,即庶出而非嫡出,故代桓公“摄政”。《史记•鲁世家》:“惠公卒,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杜注:“隐公追成父志,谓桓尚少……”

   隐公虽非嫡出,然非嫡出却并非不可继承王位。如《传•庄三十二》:

   (鲁庄)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

   按,文姜与奸夫同谋弑杀亲夫,为隐公年间重大“政治事件”。她身为桓公妻鲁庄母,却不守妇道未行母道,长期与同父异母兄齐襄公私通,心事意趣念兹在兹,并不在意鲁庄的婚事。鲁庄虽有正配亦生有嫡子闵公,但婚姻并不美满,文姜“心不在焉”是为重要原因。以此导致鲁庄原配“红杏出墙”,与“小叔子”庆父私通,此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根源。鲁庄则婚外思恋,与孟任“自由恋爱”,生子般,非嫡出。然鲁庄之情在孟任而非原配,故欲以子般而非闵公继位。季友“以死奉般”,是亦不以子般非嫡继位为非。子般虽继位后即被杀,然终究即位成功。又,《左传》中非嫡出继承王位者尤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以此,隐公因“桓尚少”代桓而“摄”,是其自愿选择。此间即透出隐公之气质与人品,即[2]隐公之“隐”有“隐忍”、“收敛”、“退让”之意,既符合隐公秉性,亦符合其身份;[3]隐公父惠公纳妾后复娶妻生桓公,此为隐公“摄”之起因;又以隐公“摄”而引发此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因此,隐公之“摄”实为理解其后诸历史事件之枢机。黑格尔曾确认一部完整的“史诗”需具备“实体性基础”之“两要素”即:(1)“含有冲突的个别动作”;(2)“全部史诗的出发点”,认为“这一点对于情境应从哪里开始的问题特别重要。”⑨借用黑氏之论史诗我们看《左传》,其隐、桓年间所涉史实,既富涵“冲突”的起因与经过,同时也成为242年“全部历史的出发点”,此一“出发点”即隐公之“摄”。因此《左传》同样有如同史诗般的“实体性基础”。以下分别叙述,以见《左传》“文如钩锁,义若连环”之绵密构思:

   (1)隐公之“摄”,乃十一年后其被桓公弑杀之起因

   《传•隐十一》: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弒之。……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

   《公羊传》记载略不同。《隐四》:

   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其与弑公奈何?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隐公。”于钟巫之祭焉弑隐公也。

   按,翚即羽父。羽父与桓公共弑隐公,事在隐十一,读《公羊》文义,若谓其隐四即被弑,不确。然《公羊》补充了《左传》关于隐公被弑之重要史实。隐公摄政已十一年之久,羽父为求官大宰而见之,其以小人之心度隐公,谓隐公必不满长居“摄政”之位而有篡夺之心,故歆动其弑桓公,其中隐涵愿意协助隐公废除桓公以篡王位之意,交换条件为隐公准其任职大宰。其遭拒后恐事情败露故反谮于桓公。羽父“跑官”野心大暴露,隐公却未当机立断铲而除之,是为其大失误。桓公,恶人也,与羽父窜通一气,隐公终被弑。

   (2)羽父助桓为虐,宋殇公无道伐郑:左氏叙事千里伏脉,并凸显宵小辈狼狈为奸之义

   《隐三》: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请子奉之,以主社稷。”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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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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