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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更新时间:2016-03-04 10:25:18
作者: 李学勤 (进入专栏)  

   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1](P2)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到了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连经书也不信了。认为“六经”是孔子为托古改制所作,孔子不是“六经”的整理者而成了其作者,这就把孔子之前的远古文化大都抹杀了。

   实际上,这种疑古思潮不单出现在中国,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欧洲,也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日本的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曾经名噪一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疑古之风愈来愈盛,胡适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由,丢开唐、虞、夏、商,仅从《诗》三百篇讲起。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从当时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实际来考察,疑古思潮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看,疑古思潮的兴起同后来的“打倒孔家店”紧密相联,对于挣脱儒学束缚、打倒经学偶像发挥了重要作用,故从促进国人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方面来看,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看,疑古派的初衷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古史,严格审查记载古史的文献,这对于那些认为古代传下来的经书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解放思想,促进学术正常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客观地说,疑古思潮也有着严重的问题和缺陷,由于他们的辨伪工作做过了头,把许多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全部否定了,以致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即“东周以上无史”论。中国原有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从而否定了中国上古文明史。

   在1992年的一次学术座谈发言中,我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给我带来很大麻烦,一些学者对我产生了许多误解。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古史辨”实际上就是古书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古书来了解古史。如果说很多古书都不可信或不属于那个时代,古史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当时,通过考古出土了许多竹简、帛书等古代文献资料,新的考古发现使一些受到质疑的古典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人们逐渐认识到古代并非不可认识,古代文献和传说中具有很多可信的因素。这样便自然地超出了过去的“疑古时代”。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材料都要经过研究者的审核、分析与判断,要疑古,你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不疑古,你也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话。总之,对中国古史和历史传说、对“三皇五帝”疑与不疑、信与不信其实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拿出证据来。1920年代,顾颉刚疑古,李济、徐旭生等先生就去找地下的材料。疑古没错,疑得对不对,需要同出土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当年,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顾颉刚先生也说,“我们知道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2]。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意见。尤其是当今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遗存和史前遗存,对于古书、古史信与不信、伪与不伪,最终都要通过分析当前以及今后陆续出土的实物和文献为证。

  

   1925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分析了当时四大发现对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贡献。第一,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和随后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打破了以前的“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观念;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扭转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观点;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成功抢救,为人们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上述四大发现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带来重大改观。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世纪,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由考古发现带来的启示,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3](P33)在此之前,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都是以文献来论证文献。但由于文献的可信性难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有缺陷的。例如,先秦书面文献的撰写和传播过程非常复杂,从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耳相传,到书写到竹帛之上,其中肯定会有某些走样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援引古史传说,为其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为此,人为地改造古史的状况在所难免。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古籍遭到巨大的人为破坏,到汉魏以降,还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因此,研究先秦历史文化,仅仅采用书面文献,显然不足。

   而那些埋藏于地下历史材料,均为当时历史文化的如实记录,并因长年沉眠地下而未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与改变。如有幸出土面世则能保存原有的风貌。因此,以地下出土材料印证地上书面文献,一来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来可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三来可以证明那些即使被司马迁斥为“不雅驯”的如《山海经》等古籍,“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在“二重证据法”之后,有学者还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地下出土材料细分为有字与无字的两类。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有字的一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将其与书面文献互相对照和印证,便可以解决许多学术问题。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而遗址、墓葬、建筑、服饰等无字的出土材料,也可以用来印证古书。

   “二重证据法”一经提出,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学者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撰写出版了经典性的学术专著。如董作宾的《五等爵在殷商》(1925年)、陈梦家的《商周之天神观念》(1925年)、郭沫若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1930年)、周传儒的《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1934年)、吴其昌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商代农稼情况》(1937年)等。19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明显,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考古发现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世界著名的远古文明之一,具有独立起源、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等显著特点。但在此前的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观念的束缚,一方面研究的视野难以放开,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对匮乏,少有的研究论著或者显得较为狭隘,或者存在许多片面之处。而20世纪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新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认识,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逐步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阳殷墟的发掘及此前的甲骨文发现,不仅使商后期的历史文化建立在坚实的出土材料基础之上,还使人们认识到,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历史大致可信。由此而论,《夏本纪》所载夏代历史亦有可能真实。(2)郑州商城、堰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邢台东先贤遗址、安阳三家庄遗址的相继发现,使文献所载商前期都城地址大致有了着落,可以大致勾画出商前期的历史概貌。(3)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与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对夏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4)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夏文化的认识有可能一直追溯到夏初的禹、启时代。(5)龙山时代各种文化的发现,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6)由龙山时代文化上溯,可以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在中原地区之外,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系列的古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过去所谓“中原文明中心论”需要加以彻底改变,中华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由此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旧有面貌。

   第三,考古发现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特点的认识与把握。中国古代宇宙论包含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如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三才(天、地、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并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一些现代学者经研究认为,这一理论系统最后定型的时间比较晚,但作为这一理论系统组成部分的若干基本概念,它们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在西周或者更早的商代,有些概念便已经存在了,并构成了宇宙论的雏形。19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找到《尧典》中所记载的四方、四风的名称。这一发现证明,《尧典》的记载具有远古的依据。至少在商代晚期,将一年划分为四时,并以四时同四方相结合的宇宙论已经普遍流行。而西水坡龙虎图象、良渚文化中的玉璧、玉琮,凌家滩玉版等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宇宙论萌芽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这些考古发现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文明特点的了解和认识。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及条件。199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曾谈到“重写学术史”。此后,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提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证明中国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2001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书名就叫《重写学术史》。我认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简帛大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中经”,一次是西晋的“汲冢竹书”,两者在中国学术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简帛佚籍,足以与前二者相媲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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