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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四海之内皆兄弟

——近代平等政治中五伦话语的突变

更新时间:2016-03-02 23:09:05
作者: 章永乐  

   【摘要】本文以与“朋友”相关的称呼/称谓的变化与转义为切入点,考察“朋友”一伦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五伦”整体结构的巨变。针对这一巨变,近代作者的著作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胡兰成认为朋友既是五伦的根基,又是在乱世重建伦常和礼乐的必经之途;谭嗣同提议以朋友之伦为范例改造其余四伦,实则完成对五伦的超越。胡兰成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建国道路;而谭嗣同的视角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这一历史回顾展现了儒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伦理话语体系之间的关键连接点。但在市场从社会中“脱嵌”的今天,包括“朋友”在内的各种伦常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亟待重建的努力。

   【关键词】五伦;朋友;同胞;阶级;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本文的构思与前期写作,得益于与Perry Anderson、李放春、赵璕、柯小刚、陈赟、刘卓、韩潮等师友的讨论,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汪晖、强世功、张旭东、倪文尖、肖自强、刘晗、陈燕、欧树军等师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当然,本文的任何错误,应由笔者本人负责。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15年第6期,编辑时略去了注释。

  

   人们对政治事物的理解总是离不开“化繁为简”的类比(analogy)。选择什么样的经验模型作为类比的起点,很大程度上已经限定了他对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认知,并引导他的实践。一个政治共同体选择什么样的经验模型来思考政治,更是远远超出单纯的认知问题,关系到其礼法的全局命运。

   覆盖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的儒家“五伦”学说一度是中国社会的伦理支柱,其中居于主导的是在“家”与“国”之间的类比。人生在世的种种人际关系,包括政治生活中所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或者可以直接归到“五伦”之下,或者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由 “五伦”涵盖。自从汉朝以来,“君臣、父子、夫妻”三种非平等的关系又被划归“三纲”,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轴。近代中国的平等革命将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三纲五常”,最终将之驱逐出了政治与日常话语。如果从费正清式的“冲击-反应”模式出发,这一变迁必然会被理解为源于西方的各种平等的政治话语冲击的结果,历史的断裂在此凸显出来。然而这种解释的缺点在于忽略中国本土政治行动者所作的政治抉择中包含的自主性和复杂性。而如果采取一个内在(emic)视角,优先考察行动者对自身政治抉择的话语表述形式,就可以看到一幅更具有连续性的图景:自晚清以来,“五伦”内部就在经历着一种结构性突变,“朋友”一伦在公共话语中地位迅速上升,迅速挤占了其余四伦的空间,乃至最终导向“五伦”观念结构的破裂;来自西方的平等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通过嵌入“五伦”的结构而发生影响力。

   本文将从对朋友一伦的两种理解模式开始,继而以之为基础,对历史经验作进一步的类型化分析。我将以与“朋友”相关的称呼/称谓的变化与转义为切入点,来研究“朋友”一伦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五伦”整体结构的逐渐破裂。

  

一、两种理解模式

   如何理解“五伦”中“朋友”一伦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影响力?近代作者中出现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一种来自康有为的门生、戊戌变法烈士谭嗣同,另外一种来自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部长胡兰成。前者提议以朋友之伦为范例改造其余四伦,实则完成对五伦的超越。后者认为朋友既是五伦的根基,又是在乱世重建伦常和礼乐的必经之途。

   谭嗣同的“五伦”观念基于其“仁—通”的观念。在他看来,“仁”之要义,在于“通”,即将差异事物联成一体,不致隔绝,但又不剥夺其差异性和多样性。“仁—通”的物质载体是不生不灭、构成人和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的“以太”。以太贯穿“天地万物人我”,浑然一体,不分亲疏差等。既然事物本来就没有亲疏差等,礼教之中的亲疏差等,也就没有基础。 由此本体之平等,推出万事万物之平等。因此,礼教中诸种不平等,也就有违自然。由此出发,五伦之中只有“朋友”才是“全具自主之权者”: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丝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故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兄弟与朋友之道差近,可为其次。余皆为三纲所蒙蔽,如地狱矣。

   谭嗣同进一步认为:“夫朋友岂直贵于余四伦而已,将为四伦之圭臬。”有必要以朋友之伦来改造其余四伦,使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皆为朋友。这包含着一个庞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方案。就君臣而言,西方“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尤值效法;就父子、兄弟而言,破除“四世同堂”,子女成年就分家,在教育上“易子而教”,继承制度上,在财产继承制度上,遗产不尽归子孙,这样就省去了父子兄弟间的很多争议。就夫妇而言,实行一夫一妻,夫妻可合可离,讲究两厢情愿,避免妻妾和子孙嫡庶妒争。而就朋友之伦本身,也有必要以西人“崇尚风义,讲信修睦,通财忘势,而相赴难”的朋友关系为典范。这位维新志士对西方进行了浪漫化、理想化的想象。但其以“朋友”一伦进行社会改造的方案却是非常清晰的。

   承担革新的政治力量,也有必要通过“朋友”一伦来组织起来。在谭嗣同看来,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联系这个团体的的纽带就是“朋友”一伦:“自从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教,所以为学,莫不倡学会,联大群,动辄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在此,谭嗣同的关注点其实并不在“在家”或者“出家”,而是“倡学会,联大群”。此说具有鲜明的时代关怀。自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以来,“群”、“群学”等概念为晚清思想界广泛使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深度参与的维新变法,就是一次全面改革的努力,而“倡学会,联大群”正是他们在士大夫之中进行改革动员的基本手段。谭嗣同的笔法不经意之间显露出他对于自己所参与的维新变法的判断: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朋友”一伦而展开。  

   如果说谭嗣同是在中国革命之前讨论五伦,胡兰成则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高潮之后的1950年代重新讨论五伦问题。与谭嗣同类似,胡兰成也从“仁”入手来讨论五伦问题。胡兰成先从拆字开始:“仁”为二人,而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就是朋友,承载着“仁”的德性。“朋友是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二人为仁,交游以义,仁即是亲,义即是敬,朋友有信并非契约式的信用,而是人与人的相亲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它四常则是这亲字敬字的层次。”这就对五伦作了一个抽象化处理,从中归纳出“亲”和“敬”作为基础,而这一基础直接对应的就是“朋友”。而从“朋友”一伦推广,则可以化成整个伦理秩序:“中国则亲与敬的层层推广,亲有远近,敬分长幼,这亲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顺序,故可以为乐,可以为礼,礼者大顺,故各得其所,乐者大和,故天下喜庆,皆出自朋友一伦的高扬。”

   “朋友”虽为五伦基础,却未必是最显赫的一伦。在胡兰成看来,太平时世“五伦五常攸叙”,因而朋友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在乱世,“… 君臣失位,父子无策,兄弟离散,夫妇对泣”。于是朋友“结义”成为在乱世之中缔造政治组织、重建秩序的基本途径。而在胡兰成看来,近代中国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就同盟会-国民党而言,“孙文的徒众虽名为革命党、国民党,其实仍是中国向来民间起义聚徒结党的党,当年革命党人要歃血为盟,孙先生即和许多同胞都歃过血的,这完全是为兄弟的老法。”从义兄弟中又生发出师生关系:其后国民党人对孙先生称先生,而同辈之间则如师兄师弟的情分,这暗合曾国藩与其部将的关系。义兄弟与师生的长幼之序,再生发出父老子弟之亲情敬意,甚至直通君臣之义。“孙文后来为国民党总理、为大总统、大元帅,其党人及部下对他倒是幼辈对长辈的敬与亲,此长幼之序即定了君臣之分。”胡兰成认为这又是暗合刘关张桃园结义,从结义兄弟的手足之情、朋友的肝胆相上升为君臣之分的先例。甚至中共的起兵也是在这样一个传统之内。胡兰成指出,解放军当还在民间起兵的阶段时,同志间之间细心体贴照顾,那种亲与敬即为俄国共产党人所没有。而且,“他们进了街坊村庄,见人都依照辈分,叫女的婶婶嫂嫂或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间遂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句话,亦完全是中国的。”

   “朋友”的内涵,在谭嗣同和胡兰成这里,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滑动。二人倾向于将“朋友”的内涵追溯到一个更为抽象的层次,在那里,“朋友”和“仁”存在着一种本源性的关系。胡兰成甚至从“仁”字的字形结构中直接解释出“朋友”的意涵。于是,“朋友”成了最为本源的一伦,能够成为其余四伦之基础。这种进路当然偏离了儒家经学的正统。此外,两位作者都相信,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之中,“朋友”一伦将起到一种基础性的作用。他们的最大差异在于,朋友的“兄弟之义”究竟是一种过渡性的、用以重建其他伦常的手段,还是用以改造和取代其余四伦的范本?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着两位作者对于平等这一价值不同的认同。

   两位作者之间的相似和差异,都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并不是说,两位作者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近代革命,而意味着,他们所提供的视角,能够使得我们的历史想象变得更为清晰。  

    

二、从会党到政党

   胡兰成在同盟会-国民党的革命历程中读出“结义政治”传统,这一解读饶富启发性。为动员群众参与革命,孙文等革命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会党力量,而会党的诸多惯习也被带入后来组建的正式政党。在考察这一历史过程的时候,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将革命领袖们的平等话语和会党的等级制对立起来,他将这种话语视为革命领袖从外部强加的产物,而“此种话语负担对于会党来说,实在太沉重,难以负担。”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会党文化自身的面貌。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朋友之间兄弟式的平等与某种形式的等级制是可以并存的。如刘关张之间实际上存在君臣之分,但这与其兄弟关系并行不悖。其原理在于,朋友拟制为“兄弟”,而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中,兄弟自然是分大小的。秘密会社之内,一方面存在着职务等级,另一方面首领与一般会众也兄弟相称。陶成章在反清组织龙华会中的实践是最为突出的典型:

   正副介士称大都督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叫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都称老三。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称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彼此均称老二,称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称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对自己并辈兄弟,均称大哥,称统制使、军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称正副介士叫三弟…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革命领袖们对于会党的“博爱”与“共和”的赞美上。孙文在洪门的组织中看到相互扶助的“博爱”精神,而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指出,洪门“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说洪门“政体主共和”,其意思是说洪门的组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联合,各山堂并不相互节制,遇事结盟而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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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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