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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更新时间:2016-03-02 22:58:39
作者: 黄平 (进入专栏)  
“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光明的事物才叫‘本质现象’,黑暗的事物,不过是极其次要的‘非本质现象’”[42]。丹晨《“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一文如其标题,就是要拆解这个公式,“文艺真实性问题在我们这里经常引起争论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及其本质特征,而是因为没有写光明”[43]。在对于《时代的报告》所秉持的“本质论”的批判的基础上,杜高、陈刚《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批评?——读〈时代的报告〉评论员文章有感》一文批判《时代的报告》依然错误地坚持“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违反了“双百”方针;王若望《不要虚张声势》一文则批评《时代的报告》文章装腔作势,就像当年“大批判”的文章,骨子里依然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参加论战的《文艺报》是党和政府指导性的的文艺刊物,观点代表着“主流”。无怪乎刘锡诚回忆起当年的论战时谈到,“这场大论战,与其说是《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两刊的论争,毋宁说是新‘左派’与党中央领导下的主流文艺观之间的一场斗争”[44]。然而,《文艺报》的批判反而激起了《时代的报告》的斗志,该刊在1981年第1期开始反击,发表刘志洪《读王若望如此随笔——对〈文艺报〉“随笔”栏〈不要虚张声势〉一文的感想》、徐延春《社会主义的光明本质与格瓦拉道路——评〈文艺报〉所载〈它在哪里失足〉》两篇文章,并且在目录上用大号字体加黑印刷。刘志洪一文立足于“辩诬”,强调《时代的报告》只是认为“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不是坚持文艺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不是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徐延春一文,是笔者以为这场《文艺报》与《时代的报告》论战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他直接将论战的主战场放在“格瓦拉道路”上:“现在,对于《时代的报告》思想评论栏评《档案》的反批评文字虽然已有多篇,但是,可惜的是:还没有一篇反批评文字能够有勇气正视‘格瓦拉主义’——《档案》这一剧本的核心”[45]。徐延春抓住“格瓦拉道路”,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争论“本质”是光明还是黑暗,他不无辛辣地指出,“棍棒虽猛,它却总不敢触及一个要害之处:《档案》如此深情讴歌的‘格瓦拉道路’,究竟是一种什么货色呢?”[46]

   在徐延春看来,“格瓦拉道路”的核心是“叛国”,“在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出现的年代还宣扬‘工人阶级无祖国’,这正是《档案》自己开宗明义就写明了的”[47]。在1981年第2期开始,《时代的报告》连续刊登两篇王杰关于格瓦拉的文章,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思想根源”挖起。第2期发表《格瓦拉的一生》,第3期发表《格瓦拉思想剖析——一个拉丁美洲革命探索者的实践和失败的教训》。作者一方面承认格瓦拉的革命功绩,一方面批判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认为“游击中心论”的问题在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王杰认为格瓦拉的教训在于:“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不断改造世界观,争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斗争的最终胜利才有保障。格瓦拉从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革命作用的现象出发,武断地否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这是十分错误,十分有害的”[48]。

   三十多年后回头来看当年的论战,尽管《时代的报告》带有浓厚的“大批判”的文风与思路,但客观地讲,《时代的报告》对于《文艺报》的反批评有一定道理:《文艺报》确实绕开了《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核心思想“格瓦拉主义”。对于《文艺报》的阐释框架而言,《在社会的档案里》始终是和《假如我是真的》《飞天》等作品相似,是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指出了必须正视的社会制度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不能被“现象/本质”的辩证法所遮蔽。《文艺报》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捍卫新时期作家的创作自由,将《时代的报告》视为“文革文学”的回潮。这样的立场无疑有其进步性,但《文艺报》的相关言论主要集中在抽象的原则层面,比如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方向与尺度,没有进入到《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具体文本中来讨论。在文学场亟待重建的时刻,对于文学场相关原则的讨论——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重要,在当时也有着现实针对性。不过,仅仅是观念化的阐释,无法真实地理解《在社会的档案里》以及这部作品背后所勾连的复杂的历史情境。就《在社会的档案里》这部作品而言,《文艺报》与作者王靖的思想差异,恐怕不会小于与《时代的报告》的差异。所谓“两军对垒”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无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时期文学内部复杂的脉络。

   有必要在当年《文艺报》保持沉默的地方,接过《时代的报告》抛来的问题:怎么理解《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格瓦拉主义”?对于来到了新时期的格瓦拉,“左”的文化阵营首先发起批判。这也提醒当下的我们,恐怕没有一种含糊的、整体性的左翼思想,而是必须直面《时代的报告》与格瓦拉之间的思想张力。

  

3.思想的线,接到哪里?

   流行于今日学界的“新左派”或“自由主义”的阐释框架,都在无形中将复杂的历史情境化约为一系列教条,而来到新时期的格瓦拉可能是瓦解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异端。在《思想的线接在哪里》一文中,蔡翔曾经回忆起知青群体热烈地阅读切·格瓦拉,“思想解放并不是突兀而来的,同样,新时期文学也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他们有着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渊源”[49]。同样,《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也曾回忆起与《格瓦拉日记》的遭遇,比如这一段的记者报道,“‘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50]

   当年知青群体中曾经有过的“格瓦拉热”,在今天比较流行的理解框架中,基本上被视为一场革命的闹剧,属于“文革”这部荒腔走板的革命大戏的一个音符。邓贤专门去寻找过那些出国打游击的知青,这些知青的结局可以想见很凄凉:“2001年邓贤带了4万元人民币去东南亚和金三角寻找那些境外知青,而此时这些视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战士们,一直到中国和缅甸共产党合作以后才回到祖国。回来时,他们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被炸断一条腿。还有的在缅甸境内叛乱,被关在牢里最后被枪毙。”[51]

   “革命”的狂热当然值得反省,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要注意到《格瓦拉日记》和“革命”的关系一直很复杂:《格瓦拉日记》在当年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格瓦拉日记》正式书名是《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1971年6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刊印,标注“内部读物,供批判参考”。同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标注“供内部参考”。该书译自1968年6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菲德尔·卡斯特罗作序。这本书在1971年是级别最高的“内部读物”,发行范围为省军级,这种发行范围的“内部读物”全国共十四种[52]。尽管格瓦拉于1960年11月、1965年2月两次访问中国,受到了很多重要领导人的接见,但是他后来还是被视为“革命”的“异端”,“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苏大论战的背景下,格瓦拉是作为‘游击中心主义者’受到批判的。在正式的定性式的称呼中,他甚至只是被称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53]。

   然而“内部发行”无法控制这类书的阅读范围,“供批判用”也难以限定对其的理解,《格瓦拉日记》和其它的灰皮书、黄皮书[54]一致,转化为“文革”期间异端思想的思想来源之一,这些“异端”思想在地表下奔涌,最后以各种方式汇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道底色。很多学者都回忆过知青岁月时对于“黄皮书、灰皮书”的阅读,比如丁东的回忆,“我插队的时候,记得知青中最流行的书便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还有吉拉斯的《新阶级》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以及《格瓦拉日记》等文艺书和政治理论书”[55]。这批著作构成了彼此呼应的思想背景。

   《在社会的档案里》的王海南,正是以类似吉拉斯《新阶级》的框架来阅读与理解《格瓦拉日记》。“1957年,吉拉斯宣称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现了新的剥削阶级,这个‘新阶级’正是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阶层”。[56]在王海南眼中,他自己的父亲“首长”就是官僚特权阶层,正是“新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王海南与格瓦拉相遇,格瓦拉在“革命的第二天”放弃获得的一切,悄然投身到又一场革命之中,以自身的牺牲完成对于革命的净化。在这个意义上,格瓦拉解决了“革命”与“官僚特权”的冲突,而这是诅咒一般深刻困扰二十世纪革命的一道难题。就像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游击时的战友、后来成为法国著名学者的德布雷所言,“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成为官僚;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成为俘虏”[57]。格瓦拉的魅力之所以在全世界经久不息,就在于他以耶稣式的殉道者的死亡弥合了这一分裂。在被遗忘的《在社会的档案里》之后,世纪之交由于话剧《切·格瓦拉》引发了对于格瓦拉的再一次讨论,让《切·格瓦拉》剧组以及围绕该剧的左翼知识分子激动不安的,依然是格瓦拉对于“革命”与“官僚特权”矛盾冲突的超越,他的死亡,使得“革命”像诞生时一样光芒万丈,祝东力在《切·格瓦拉》前言中就此点题:“为什么选择切·格瓦拉呢?这个近乎完美的人,不但以普通战士的姿态倡导并投身于世界革命,而且对官僚主义保持着深刻的反省和批判。”[58]

   作者王靖的身份背景,使得《在社会的档案里》《格瓦拉日记》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关系尤为错综复杂。王靖是当代文学史的失踪者,《在社会的档案里》轰动一时,但他本人始终悄然无声。笔者在查找王靖的资料之前,一直以为王靖不过是新时期文学常见的昙花一现的业余作者,没有想过王靖是一个化名,在这个笔名背后,隐藏着真实的作者在“文革”期间的红色往事。在剧本创作座谈会召开当年,王靖就显得有些过于低调与沉默。另外两部争议剧本的作者都参加了座谈会,《女贼》作者李克威在座谈会上发言,不无激动地为自己的剧本辩护;《假如我是真的》作者沙叶新更是在会后发表著名的《扯“淡”》一文(《文艺报》1980年第10期),指责剧本创作座谈会变相禁戏,又惹起一场争议。然而,《在社会的档案里》的王靖始终沉默无声。无怪乎剧本创作座谈会开幕时周扬的讲话特谓提到,“那天我听说直到现在《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还没找到”[59]。夏衍在开幕时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位“失踪”了的神秘作者,贺敬之不无调侃地插话说,“作者没有失踪,他就是一直在地下”[60]。这位“找不到”、“失踪”、“在地下”的作者王靖,到底是谁呢?

三十多年来的当代文学界一直没有关注王靖的真实身份,这方面的研究一片空白。不过,从关于知青文学、关于“文革”的回忆等相关资料中,笔者借助多份材料,大体还原出王靖的真实人生。在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三章《红卫兵文学》第六节《红卫兵诗歌》中,提到了一位红卫兵代表诗人王靖:“到了1967年老红卫兵政治没落后,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代表诗人和诗作,如郭路生、孙恒志和王靖”[61]。杨健在该章结尾,以注释的方式介绍了王靖的生平,这正是《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王靖:“王靖(彭忆东):1949年2月18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5年考入北京47中高中部。1971年入伍,1976年复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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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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