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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以身为本”与“大同主义”

——“家国天下”话语反思与“天下主义”观念批判

更新时间:2016-03-01 02:15:23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所谓“身”指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家”“国”并非永恒的范畴,而“身”才是永恒的。“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宗族或家族)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当家庭与国家消亡后,“身-家-国-天下”模式将转换为“身-天下”或“身-世界”模式。汉语“世界主义”有四种含义:古代的两种“世界主义”或两种“天下主义”,即王国天下主义与帝国天下主义(古代帝国主义);当代的两种“世界主义”,即国族性世界主义(现代帝国主义)与超国族世界主义,后者可谓“大同主义”。

  

   【关键词】家国天下;以身为本;家庭;国家;国族;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

  

   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天下”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甚至以此为据,做起国族主义[1]的“大国梦”来,似乎不仅中国是中国的天下,而且世界也将是中国的天下。同时,传统话语“家国天下”也热火起来;有人甚至根据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的集体主义,来对抗所谓“西方个人主义”,不仅侈谈所谓“中国道路”,而且妄图构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未来世界。本文意在阐明:这些论调均属似是而非,既是对“家国天下”传统话语及其背后的儒学原理的误解或曲解,也是对当今世界现实生活及其历史趋向的误解或曲解。

  

   一、以身为本:“家国天下”话语模式的盲点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家国天下”其实并非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达应当是“身-家-国-天下”。换言之,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模式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例如人们熟悉的《礼记·大学》就是这样讲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期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

  

   这里明确讲“修身为本”。孟子也明确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3] 这些都是“以身为本”的明确无误的经典表述。

  

   所谓“身”,远不仅仅指“身体”,而是指的自身、自己,即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例如《论语·学而》[4]“吾日三省吾身”并非反省自己的身体,而是反省个体自我的德行。这样的个体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从古代宗法家庭的附庸到现代核心家庭、乃至现代社会的主体,从前现代的臣民到现代性的公民,等等。

  

   孔子早已倡导这样一种个体自我人格:“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孟子继承了这种个体自我精神。在他看来,最大的、根本的课题,乃是守身而不失身:“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守身而不失身,其前提是“爱身”:“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

  

   明确“以身为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第一,“身”这个概念的内涵转换,正意味着时代的转换:在前现代的话语中,“身”只是“家”的附庸;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身”成为了“家”的基础。例如极具平民性、现代性的王艮就在其《明哲保身论》中申言:“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这是因为“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补遗》)[5]。“吾身是矩”意味着个体自我乃是家、国、天下的尺度,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表达。

  

   第二,在“家国天下”话语模式中,“家-国”并不具有恒久的意义。例如,即便在当今这个国族时代,比“家”(核心家庭)更具社会主体意义的其实正是“身”(个体),何况在将来的超国族时代了。反之,“身”更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即使到了超国族时代,个体性的“身”依然是基础性的社会主体;而那时“家”是否还存在,则是一个问题。

  

   然而常见的“家国天下”话语模式造成了一种误解,而且这种误解竟然由一种似是而非的实然事实判断推展为一种想当然耳的应然价值判断,似乎中国伦理向来都是、因此现在和未来仍然应当是以家为本的。这不仅是对生活情势的误判,也是对中国传统话语的误读。

  

   二、“国”的历史形态转换

  

   现代汉语“国”这个词的涵义,特别是它与英文“state”和“nation”的对应问题,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英文“nation”通常译为“国家”或“民族”或“民族国家”;本文译为“国族”,因为:译为“国家”容易与前现代的“state”(国家)相混;译为“民族”则又容易与前现代的“ethnic”及“nationality”(民族)(通常指种族或少数民族)相混。

  

   (一)“国家”与“国族”之语义分析

  

   上述混乱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性质问题。一方面,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达56个民族;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就是一个国家,“中国”就是单一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那么,所谓“多民族国家”究竟是说的“multi-national country”、还是“multi-ethnic country”?前者不符合现代的“国家”(nation)概念,因为现代国家乃是单一的“国族”(nation)、而非“多国”(nations)(如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后者也不符合现代的“国家”概念,因为现代国家并不是前现代的民族(ethnic),而是现代性的国族(nation)。总之,我们陷入了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贻人以口实,似乎当代中国确实应当肢解为若干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可见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其实,“state”(国家)是一个古今通用的概念,它涵盖了“nation”(国族)。而“nation”(国族)则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可以由前现代的单个“nationality”(民族)发展而来,其前身就是尚未建立国族的“ethnic”(民族);但也可以由前现代的“多民族”(nationalities)整合而来,而其所构成的乃是单一的国族。为此,必须仔细考察“state”(国家)和“nation”(国族)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形态。

  

   (二)国家(state)

  

   国家的存在,正如佛学所谓“生住异灭”(arising - abiding - changing - extinction),既有其产生,则有其消亡。国家产生于氏族部落(clan tribe);所以,国家的最初形态是宗族国家(clan state),即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权制国家(patriarchal state)。在中国,那就是“三代”即夏、商、周的宗族国家。[6]

  

   在中国,宗法时代包括两个历史形态:宗族时代和家族时代。前者是列国时代(所谓“封建”的本义)、王权时代,即夏商周“三代”;后者是自秦朝至清朝的帝国时代、皇权时代。两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建立在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权制家庭的基础上,故同属于宗法社会。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体从王权时代的宗族(clan family)转变为皇权时代的家族(home family)[7]。前者是“家国天下同构”的,例如周家(姬姓宗族)拥有周国,并且拥有周家天下(著名经典《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即基于此);列国之间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诗经·小雅·常棣》[8])的血亲内部斗争。而后者则不然,皇族的血缘结构并非整个国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斗争——打天下、守天下,往往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没有血亲关系。这两个历史形态的国家,均属宗法国家(patriarchal clan state)。

  

   在上述宗法社会的两种社会形态、即宗族社会和家族社会中,“身”即个体自我并非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宗法家庭,即宗族或家族,个体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基本社会价值不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而是某种集体主义(collectivism)。“集体”(collective)可分两类:血缘集体,即宗族和家族;非血缘性集体。后者的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古典君主主义的集体主义就是血缘集体主义,这是前现代的价值观;现代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非血缘性集体主义,这是现代性的一种变异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身”——个体自我都没有独立的价值。

  

   在宗法社会中,“朕即国家”之所以可能,只因为“朕”这个个体出生于国君之家,而不在其何德何能。孟子甚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社稷即国家,也就是国君之家这个血缘集体,它比君主个体更为重要,所以,一旦某个君主危及国家这个血缘集体,他就应当被置换掉。孟子之所以对任何君主个体都不以为然,“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血缘集体主义价值观。

  

   以上事实决定了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即王权政治或皇权政治。须注意的是:王权并非“王”这个个体的权力,而是王族这个宗族的集体权力;同样,皇权并非“皇”这个个体的权力,而是皇族这个家族的集体权力。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国家主权”实质上是某个宗族或某个家族的权力;所以难怪,在英语中,“主权”和“君权”是同一个词“sovereignty”。为了确保这个集体权力的血缘的纯粹性和传承的稳固性,才有了诸如“嫡长子继承制”之类的制度设计,这在东方和西方是都一样的。

  

上述关于国家的一切,都渊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这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逻辑:政治制度取决于主权者(sovereign owner),主权者取决于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则取决于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社会主体的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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