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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以身为本”与“大同主义”

——“家国天下”话语反思与“天下主义”观念批判

更新时间:2016-03-01 02:15:23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从而导致主权者的转换,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转换,从而导致国家形态的转换。大致而论,由前现代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性的工商社会的生活方式之际,社会主体也由宗法家庭转变为个体(而非核心家庭)(详见下节),主权者由宗族或家族转变为公民个人,社会制度也由王权政治或皇权政治转变为民权政治,于是宗法国家也转变为国族(nation)。这些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三)国族(nation)

  

   随着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国家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乃是社会主体的转变:从作为集体的宗族或家族转变为作为个体的个人(person)。在政治生活领域中,这种个体就是公民,他们组成现代的国家——国族国家(national state)。所谓“国族”(nation)既非前现代的民族(ethnic or nationality),也非前现代的国家(ancient state),而是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它并不是若干宗族或家族或家庭的集合体,而是若干公民的集合体(aggregation),即是若干个人的“合众体”(unity),这种集合体本质上绝非集体主义的,而是个体主义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主权”的观念经常被误解,即被视为一种集体主义的东西。这当然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如上文所论,主权曾经是君主家族的权力。但是,当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社会转型、即从宗法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之后,社会主体即由君主家族转变为个体,主权者也由君主家族转变为了作为个体的公民。主权者乃是公民,而绝非国族:这是必须牢记的一条现代政治原则。例如,作为主权的一种重要体现的对外宣战,就是公民或其代议机构的权力。

  

   但上文谈到,国家有其产生,也就有其消亡。国族很可能是国家的最后形式。事实上,在当代思想中,国族的消亡已有其价值观的表达,那就是超国主义(supranationalism)。确实,现代社会的许多麻烦,其实都与国族具有内在的关联,例如各种各样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所谓“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等等。

  

   超国时代(supranational age)的许多迹象,在生活方式、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已开始出现或萌芽,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尚待研究的领域。仅就政治形式而论,欧盟(European Union)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现象:一方面,当面对国际上的其他国家时,欧盟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当于一个传统的国族国家;但另一方面,欧盟确实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nationality)的国族(nation)。如此看来,显而易见,欧盟是从国族社会向超国社会转变的一种过渡形式。

  

   至于未来的超国社会(supranational society)究竟是什么模样,这更是有待探索的课题。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推测性的问题,例如:生活方式上,它肯定不会是农耕社会,但仍然会是工商社会吗?经济制度上,它会是一种私有制或公有制或混合所有制,抑或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所有制(social ownership)?不过,有些问题的答案还是比较确定的:超国社会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它是一种个体社会,实行人权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rights);如此等等。

  

   国家的消亡将会伴随着家庭的消亡,也就是说,“身-家-国-天下”的话语模式将变成“身-天下”。

  

   三、“家”的历史形态转换

  

   所谓“家”,指家庭。“家庭”(family)是一个普遍概念,它涵盖各种家庭形态:古代的宗法家庭(patriarchal family),包括宗族家庭(clan family)和家族家庭(home family);现代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当代的各种形态的家庭。这些都是家庭的历史形态。

  

   正如国家有其产生则有其消亡,家庭亦然。这是因为:家庭和国家是密切相关的(汉语“国家”这个词语透露了这个信息)。古代的宗法国家基于宗法家庭:宗族国家基于宗族家庭,家族国家基于家族家庭。至于现代的国族国家,虽然并不基于现代核心家庭,而是基于公民个人,但家庭仍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人们至今仍不得不面对一些“政治家族”的“家族政治”,这很难说究竟是现代性政治的一种现象、还是前现代政治的孑遗。

  

   (一)古代的宗法家庭

  

   所谓“宗法”(patriarchal clan system),就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按嫡庶关系和亲疏关系来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制度安排。这是父系男权社会,“父之党为宗族”(《尔雅·释亲》)[9]。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即按父系血缘关系来划分尊卑等级;其功能是血亲伦理政治,即“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礼记·大传》)因此,宗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尊祖,表现在宗庙中的祭祖,这就是“宗”字的意思,即许慎所说:“宗:尊祖庙也。”(《说文解字·宀部》)[10] 故《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总之,“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形),礼俗刑然后乐。”(《礼记·大传》)

  

   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宗法制度应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即列国时代(夏商西周)和帝国时代(自秦至清),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所以,古代的宗法家庭(patriarchal family)包括:列国时代或王权时代的宗族家庭(clan family);帝国时代或皇权时代的家族家庭(home family)。

  

   1、列国时代的宗族家庭

  

   宗族家庭的特征在于:宗法关系不仅是家庭的秩序,也是国家、天下的秩序,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父系血缘的“大宗-小宗”网络。陈立指出:“天子建国,则诸侯于国为大宗,对天子言则为小宗”;“诸侯立家,则卿于家为大宗,对诸侯则为小宗”;“卿置侧室,大夫二宗,士之隶子弟等,皆可推而著见也”。(《白虎通疏证·封公侯·论为人后》)[11]《礼记·大学》所讲的伦理政治逻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家-国-天下”同构,天下秩序是国家秩序的放大,国家秩序是家庭秩序的放大。这就是封建制。此时,宗族不仅是人口繁衍单位,也是经济单位、文化单位;借用经济学的说法,宗族不仅是人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单位,而且是物质生产单位,还是精神生产单位。总之,宗族家庭是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

  

   2、帝国时代的家族家庭

  

   有别于宗族家庭,皇族的家族家庭的秩序不再是国家、天下的秩序,即国家和天下的政治结构不再是血缘结构。秦汉以来,废除了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郡县府道及藩属国的设置,不再按父系血缘关系来安排。刘大槐指出:“封建废而大宗之法不行,则小宗亦无据依而起,于是宗子遂易为族长。”(《方氏支祠碑记》)[12] 整个帝国由大大小小的家族家庭构成,这些家族之间并非大宗小宗之间的血缘关系。此时,家族仍然是人口繁衍单位(人的再生产单位),也仍然是经济单位(物质生产单位),但往往不再是文化单位(精神生产单位)。但家族家庭仍然是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

  

   从宗族社会向家族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宗庙制度的变化:宗族王权时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有宗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礼记·王制》);而家族皇权时代,宗庙则成为了皇族特有的象征,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司马光说:“先王之制,自天子至官师,皆有庙。……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庙制遂绝。”(《文潞公家庙碑记》)[13] 其实,所谓“魏晋以降渐复庙制”之“庙”,已经不是王权时代的宗庙,而是皇权时代的祠堂,祠堂成为家族(而非宗族)的象征,这种现象至今仍有孑遗。

  

   (二)现代的核心家庭

  

   现代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仍然还是人口繁衍单位(人的再生产单位),却不再是经济单位(物质生产单位),更非文化单位(精神生产单位)。总之,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家庭的社会功能趋向于逐渐减少。现代核心家庭尽管还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但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家庭的经济意义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在通常情况下,家庭已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单位(所谓“家族企业”或“家庭企业”只是个别现象),也非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的单位,亦非商品分配、货币分配的单位(例如夫妻各自从不同的社会单位领取工资等)。

  

   唯其如此,与宗法家庭相比较,核心家庭不再是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这是现代性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区别:社会主体已不再是家庭,而是个人。

  

   (三)家庭的消亡

  

现代社会的家庭形态不仅仅有核心家庭,还出现了若干新的家庭形态,即呈现家庭形态多元化的趋势。例如,单亲家庭愈益增多。单亲家庭其实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异家庭;另一种则是非婚家庭。非婚家庭乃是由独身的男女、特别是女性生养或领养子女而组成的,而选择独身的人数在发达国家呈增长趋势。又如,同性恋家庭的出现及其合法化,意味着家庭的最后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即人口繁衍或人本身的再生产功能也已丧失。上述这些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家庭”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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