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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堃:论晚清小说“妓女”与“贞女”形象的并置现象

更新时间:2016-02-27 20:36:46
作者: 刘堃  

   【内容提要】 文人阶层的衰落与民族主义初兴是清末民初社会的两大特征,此时的小说创作出现了追怀晚明的情绪,常表现为对晚明秦淮名妓的再想象。晚清感伤主义美学初兴,又多寄托于多情的贞女形象。“妓女”与“贞女”并置的文学现象,喻示着晚清社会的文化逻辑:相对于都市妓业商业化的现实,文人感伤忆旧中的理想妓女标志着“青楼—士子”传统的消逝和晚清社会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高度情感化与伦理化的女性形象也蕴含着对新的民族主体的想象。

   【关 键 词】晚清小说/感伤主义/“妓女”形象/“贞女”形象

  

   晚清小说史上存在着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一是在叙事题材方面,众多小说以对晚明名妓故事重新叙述,唤起前朝的集体记忆;其二是,“写情小说”勃兴,以浪漫哀婉的叙事笔调塑造节烈贞女的形象,强调传统道德伦理的回归。本文将通过分析晚清小说中“妓女”与“贞女”形象的并置现象,来考察面临民族/政治/文化/身份等多重危机的士人心态,进而检视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

   一 作为文化怀旧的名妓故事

   在中国文学中,关于妓女的叙事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妓女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角色,起始于唐代。《全唐诗》中多达2000余首诗歌是献给妓女的,还收录了妓女身份的作者21人共136首作品。唐人小说取材于平康北里(青楼妓所)的亦不下数十篇。至于笔记中关于青楼韵事、妓女才情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和社会风气有关。唐世重科举,经过科甲晋身的士子在社会上享有殊荣,读书人莫不殚精竭虑以搏一第,甚至老死科场亦无悔。而在长年的科场争逐中,宴游狂欢、纵酒狭妓也是一种普遍的时尚风气,“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①。唐代妓女们的才艺修养也是出类拔萃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坊制度的有意栽培,另一方面也是妓女与士人举子频繁过从的结果。妓女的声名和收入仰赖士子的鉴赏品题,士子“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所以妓女当然要投其所好。而士人举子们除了从青楼获得充分的娱乐外,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借助妓女为自己扬名的需要。诗歌最好的传播媒介就是青楼,此中既是公卿士大夫宴集清议的公共场所,歌诗奏乐又是妓女们的专长,因此文人举子都不会放弃在风流题咏中扬播声名的机会。于是,士子与青楼妓女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傍、互相提携的紧密关系。②

   这种关系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变中获得了另一种发展,以至于士子与妓女双方面都为历史留下了纪念碑式的人物:前者为“东林复社”,后者为“秦淮八艳”。明末遗民余怀《板桥杂记》记载南都的风流薮泽“旧院”:“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③贡院是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场所,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秦淮河南岸的旧院是专属文人雅士的畛域,这里所蓄的是“雅妓”④。居于秦淮河两岸的两院彼此呼应,以至于后人感慨:“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⑤。虽有诗人的夸张,但秦淮名妓与东林才俊订情,确是一时风行,名垂史者举如李媚姐与余怀、葛嫩与孙临、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马娇与杨龙友、李香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这些名妓的文学形象,以余怀《板桥杂记》、张岱《陶庵梦忆》、孔尚任《桃花扇》为代表,把对江左风流、秦淮香艳的缅怀与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于一炉。其中《板桥杂记》记叙最为详尽,列“雅游”、“丽品”、“轶事”三卷,上卷叙南京旧院之奢侈规模、习俗体制;中卷记南曲诸妓才艺性情、归宿下场;下卷载一时文酒唱和、风流轶闻。作者深得风人之旨,外无臧否,内实寓褒贬。他对那些沉湎声色、丧节辱身的所谓名士不无讥诮揶揄,而对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心怀敬意。如写名妓葛嫩,跟随“飞将军”孙临在甲申之变中“兵败被执”,葛嫩一同被缚,“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⑥。

   晚清小说描写妓女形象,当然以狭邪小说为大宗,以俞达《青楼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张春帆《九尾龟》为代表,对于妓女的描写“凡三变,先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⑦。不过总不脱于明末才子佳人的情调和因果劝善的说教。此外另有一支脉,以“白头宫女说天宝”的叙事腔调,乞灵于晚明世变的集体记忆,在晚清的青楼故事中向秦淮香艳的前辈致敬。究其原因,晚明与晚清的鼎革之伤、易代之痛,确有相似之处,在士人心态上引起的震动和反应自然接近。其次,从文人讲史叙事的目的性来看,时人希望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与文化变迁提供一定的参照和提醒,从而重构历史、讽喻当下。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对顾媚的叙述颇具代表性。他先是引述了余怀《板桥杂记》中关于龚鼎孳元配童夫人将“本朝恩典”让于“顾太太”、顾氏专宠受封的记录,进而有引述《晋书》中关于曹魏、西晋的“贰臣”贾充后妻郭槐的记载。郭氏在历史上以善妒而出名,曾因为怀疑丈夫与儿子的乳母有染而害死两位乳母。贾充有元配李婉,晋武帝登基后,曾特准贾充置左右夫人,让李婉、郭槐皆为正妻,但郭槐却深感不满,认为自己才是辅佐贾充成就事业的人,李婉不应和她平起平坐。贾充也因畏惧郭槐,辞让了准置两夫人的诏书。黄濬在引述后只有一句置评:“龚顾事与此何其酷类”⑧。整篇条目几乎都在转引别人的话,悭吝笔墨,最后一句却是语气凌厉,直接把顾媚打入“恶妇”另册。由此可见,时人对于名妓与名士之间才子佳人的私情已然看轻,而看重民族之义、家国之情。正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言: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⑨

   以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萌蘖来界定青楼女子与士人的爱情,这大概是对“青楼士子”传统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前最后的也是最高的评价。

   民国之初,一些怀旧派的文人有感于此,依然在小说中缅怀秦淮名妓的高标傲世。龙公(姚鹓雏)的长篇小说《江左十年目睹记》虽写成并发表于1929年的上海《时报》,内容却是以民国初年到北伐前夕江南地区官场、文界的生活表现为主。第一回开篇就感叹“南中名胜,一片秦淮”,申明如今风流云散、事事不如往昔。⑩在此后叙述中,借书里人物的口吻,进一步点评道:“秦淮自明亡以后,板桥草没,旧院榛荒。二三百年来,为俗子荒伧所占,不晓得风月为何物”(11)。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虽然撰于抗战期间,直至1943年才由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单行本,但主要内容是关于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期间晚清士人风貌种种,尤其以戊戌前后清廷重臣名流与维新士人围绕时政变局、寻求变法救国的言论行状为重,书中人物皆实有而化名。在描写士人时,也不免语涉青楼。小说第四十二回,借人物止口评价名噪一时的北京名妓小玉,“不过是中等人材,又不认得字,没有什么可取。近来许多名士捧她,声价就此增高”。为了配合“名士”之风雅,小玉书寓墙上挂了四屏条幅,便是寓名“秦淮八艳”的马湘兰的兰花、卞玉京的竹子、顾媚的梅花、柳如是的白描观音,“据说是江苏名士姜剑云所赠,真是无价之宝”(12)。然而,正如不识字的晚清名妓以张悬晚明名妓的书画来附庸风雅一样,民国之后的秦淮记忆,由于历史情境的变迁而抽空了其政治指涉与历史寓意,泛化成为一种表演性的文化怀旧符号。

   二 晚清社会转型与“名妓—名士”关系的演变

   晚明风月场所形成的“名士—名妓”互相点缀、互相张扬的风气,既是一种时代的创造,也内在于一个更广大的传统:从屈原《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关系,到曹植《美女篇》、朱庆余《近试张水部》以美人问仕,士人陈陈相因,总是把美人作为自身的喻体而看待,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症候:士人(道统)不具有独立性,需要依附于皇权(政统)。正因为这一症候的长期存在,历史才为文学提供了将儿女之情与政治得失、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的可能性。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士人与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制度上解除了,报业初兴为士人提供了新的职业身份和言说渠道,当然士人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趋也成为新的问题。他们在由传统士人向现代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挣扎,充满了对个人身份与前途的茫然失措,以及对历史与记忆的伤怀感喟。这种士人身份与自我言说方式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名士”与“名妓”的相互生产产生影响。

   清中叶以后妓女制度的变迁,也导致了“名妓”之内涵的巨大变化。雍正朝下令废止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官妓,青楼也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就不必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由于娱乐报纸的兴起和戏园、书场等公共娱乐场所的普及,妓女在城市生活中的曝光率大大增加,她们通过在书场戏园的公开演出、慈善筹款等公共活动,把自己创造为一种公共人物,把自己的文化形象从“名妓”转化为“明星”。在这一过程中,娱乐小报也取代了文人来传播妓女的声名。可以说,“名妓”已经不再需要“名士”,亦不必迎合“名士”的风雅了。另一方面,士人也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名妓”。晚清士人与妓女的交游,最为流行的是“叫局”(13),一群官吏或者文人若不召妓作陪,几乎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集,所谓“无局不成席”。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的鱼水之欢,而是借妓院和酒楼的各种“局”而聚会清谈,议论时局、臧否人物。燕谷老人(张鸿)的小说《续孽海花》,写状元夫人傅彩云来到上海,改名“曹梦兰”重张艳帜,凭借其“局”的时髦奢侈,一时风头无二。曹梦兰的书寓,“光是房子的布置就花了六七千两银子”,家具与装饰品完全与欧洲的时尚同步,上海的小报纷纷报道,黄埔滩上无人不知,尤其当时一班提倡新学变法的才俊,凡经过上海的,都以参与一场状元夫人的“局”为荣。在一场曹寓的聚会上,戴胜佛(谭嗣同)、梁超如(梁启超)、匡次芳(汪凤藻)等人热烈讨论秘密会党,梦兰则为他们预备了精致的西餐。席间宾主畅谈出洋见闻,一起为中国外交官因为无知颟顸所闹出的种种笑话而感喟。最后,让卿(汪康年)持了香槟杯,立起身来向众人说道:“今天的聚会,并不是平常的征逐,此一杯酒,望诸各图前进,以救国为宗旨,将来所趋,纵有不同,总勿忘救国。望诸位尽此一杯,为前途努力。”(14)读者读到此处,恐怕不能不与席上人物一起,肃然起立。状元夫人曹梦兰超越买欢卖笑角色,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她在自己豪华的欧式寓所里,似是而非地扮演着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女主人,这里上演的却不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因为占据这一空间的是正在形成中的新兴知识分子,而不是在“名妓—名士”互喻关系中的传统文人。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传统的“名妓”来歌风颂雅、品题扬名,而是另有言路、别有抱负。就此意义而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的青楼文化已经消失了。

王韬用自己的文字为这一传统的消逝而哀悼。《海陬冶游录》(15)一书,是王韬描绘上海青楼的冶游笔记。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英美出兵干涉,此后,上海海关开始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和余怀以追忆秦淮来哀悼明朝的灭亡一样,王韬在回忆被这一事件所破坏的老城厢之青楼时,字里行间也寄寓了黍离之悲。《海陬冶游录》在体例上完全模仿余怀《板桥杂记》,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雅游”,以热情和自豪的语调描绘沪上青楼靡丽纷华之景;中卷“丽品”,以工笔画法和《世说新语》式的人物行状展沪上名姝风流艳媚之态;下卷“轶事”,以晚明名妓/名士故事为摹本叙申江烟花风情万种之事。其中读来最令人动容的,是王韬在风月场上第一次认真的恋爱。他的情人廖宝儿是一位风度娴雅、酷爱赏花、品茗和焚香的妙人,比起晚明秦淮名妓来,毫无逊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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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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