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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在左翼传统之外书写“穷苦人”

——兼论阎连科的底层立场和“人民性”概念

更新时间:2016-02-22 17:51:52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摘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左翼的底层言说把无产阶级归入底层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确是受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属于社会的无权无势者。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认为无产阶级相比于资产阶级而言处于社会底层,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实行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统治者,怎么能够说仍然是“底层”?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

  

  

   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的主流传统,已经在“左”翼文学传统、“底层立场”、“人民性”等概念之间建立了固定关联甚至等义关系,似乎只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或持“左”翼立场的作家,才会关注劳苦大众,持有底层立场;而信奉其他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自诩关心底层人疾苦,也不能够真正代表底层人,他们或者是放不下精英主义的姿态(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而高高在上,或者盲目崇洋、全盘西化,再或者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成为“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此同时,另一个等式也建立起来了:所有坚持“底层立场”、“人民性”立场的书写,必然是或只能是“左”倾的。这样的一种等式似乎在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就形成了,后来经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成为支配性的、官方关于“底层”“人民性”的话语方式。直到当下的新“左”派文论,依然在延续这个论述方式。

  

   但我认为阎连科打破了这个等式。

  

   一、左翼话语框架对阎连科穷苦人书写的阐释谬误

  

   阎连科在各种场合一再表明:坚持底层立场,关注“穷苦人”,书写“穷苦人”的命运,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灵魂和核心。他曾经说:“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穷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确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1]这点在批评界倒是不存在什么争论。但值得关注的是:突出强调阎连科小说底层立场之可贵的批评家,以新左派居多,而在新左派的话语系统中,底层立场总是与“左翼”传统联系在一起。

  

   这方面一个非常值得解读的文本,就是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发表后李陀和阎连科的对话。在对话中,李陀一方面高度赞赏阎连科坚持了底层写作的立场,认为在90年代所谓“小资话语”甚嚣尘上的“小人”时代背景下,阎连科这种立场、这种书写的更显得无比可贵。他同时也高度肯定阎连科“描绘一幅二十世纪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画卷”的雄心。但另一方面,李陀又批评阎连科“展示的历史有时候比较简单,不够丰富,对历史的复杂性表达不充分。”[2]李陀指出,阎连科小说里有不少故事和情节都发生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且其中一些历史事件描写,比如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描写,“就和文革后我们看到的很多类似文字差不多,都有一种简单地否定革命的倾向。”这种让李陀甚为不满的所谓“简单否定革命”,是指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告别革命”思潮。对此李陀非常不赞同。他说:“我的态度是,我们今天至少都应该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种同情态度,即使其中发生个那么多悲剧。今天当然应该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和检讨,但是要充分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要从对这些复杂性进行研究和分析当中认识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否定革命,否定社会主义。”[3]

  

   在我看来,李陀一方面要把阎连科纳入“左”派传统,另一方面又觉得阎连科不够“左”,不够“革命”,因为阎连科对“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否定太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彻底否定,因此有“简单化”之嫌。在整个对话中,李陀是从左翼的话语框架,即阶级论框架,来理解的“底层”“底层立场”的,他的“底层人”实际就是“左翼”话语中的“工农兵。”虽然他也承认“工农兵”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形成对于文学的束缚,成为文学的枷锁,走向自己的反面。”[4]但他还是更多地肯定了其合理性,而且明确赞美左翼“工农兵文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要求写作这件事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5]只有在这个阶级论的框架里,李陀才会对80年代的“告别革命”思潮提出质疑,把“工农兵”在文学创作中的边缘化,把实验小说的兴起,全部看作是对“底层立场”的背叛。[6]

  

   除了李陀,刘剑梅也是在“左”翼传统内解释阎连科的代表性评论家之一。在她看来,“阎连科的美学实验,从未令他成为一个脱离政治语境的美学恋物癖者,相反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永远回荡着鲁迅与中国左翼作家所坚持的道德准则的声音。做劳动阶层的代言人,是现代文学的左翼作家所选择的写作立场,这一立场成为阎连科小说的最显著之处。”[7]刘剑梅还指出:“通过持续不断地重写‘受苦人’和批评社会的不公平,阎连科努力重建与延续五四知识分子及左翼作家和劳动阶层的亲密联系。”[8]

  

   刘剑梅的解读存在明显的理论混乱,这就是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底层立场与左翼的底层立场混为一谈,没有看到两者对受苦人、对劳动阶级的关注,实际上存在重大差异。在文章中,刘剑梅一会儿说“阎连科继承了左翼作家的传统”,一会儿说他同时继承了“五四”与左翼两个传统。在她看来,这两个传统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对文学史有起码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左翼话语系统中的“劳动大众”和“人民”概念是阶级化的,几乎等同于“工农兵”,同时又带有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倾向,“劳动人民”被无限美化乃至神化;而鲁迅所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其对劳动大众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它在同情底层大众的同时没有把他们神化,而是同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愚昧、麻木等国民劣根性。在启蒙知识分子看来,劳苦大众是值得同情的,但也是需要启蒙的。这个分歧至少可以追溯到1928年以太阳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鲁迅的批判和攻击。[9]更重要的是,在周作人等持有人道主义立场的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大众”是个人本位而不是阶级本位的。阶级本位的大众话语鼓吹仇恨和斗争,而个人本位的大众话语主张人道和博爱。“五四”启蒙主义与三十年代左翼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说到底是知识分子启蒙大众,还是知识分子归顺大众的分歧和斗争,而这个所谓的“大众”,在左翼的阶级话语中实际上就是“工农兵”。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工农兵”也不过是在理论上、口头上处于所谓的“主人”“主体”地位,知识分子真正要服从的是名义上代表“工农兵”的那个组织。

  

   这种对“五四”启蒙精神的背叛,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0年代末),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1930年代),再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学”(1940年代),最后到解放后的大跃进民歌、文革样板戏的一贯传统。

  

   二、五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对底层的背叛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阎连科继承的是左翼的这个“关注底层”传统。这里我想解读阎连科的两个文本。一个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文学与底层人生活》。在讲到文学与底层关系的时候,他举的例子第一个就是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那种文学和底层人、底层生活的关系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如鲁迅的《阿Q正传》《祥林嫂》《药》《孔乙己》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夏衍的《包身工》,茅盾的《春蚕》,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甚至说包括沈从文的《边城》等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他们小说的血脉,都是底层人生活的血泪和欢乐。”[10]这些被阎连科当作“底层写作”的作家,显然不限于左翼作家(沈从文最典型)。[11]这可被视作阎连科对文学和底层关系的理解突破了左翼话语局限的一个例证。

  

   更有意思的是,阎连科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50年代最最坚持所谓“工农兵方向”的革命文学,恰恰是遗忘底层的,是对底层立场的彻底背叛:“可惜,文学发展到50年代以后,这种最为底层的老百姓,老百姓中最底层的人,从文学中退了出去,他们不再成为文学的主角,完全成了文学创作的遗忘者。被遗忘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学要表现‘火热的生活’,而底层人不在‘火热的生活’中。”[12]阎连科列举的5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比如“三红一创”,《苦菜花》《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最经典的左倾文学。但阎连科把它们逐出了“底层写作”。试问:还有比这更能说明阎连科与左翼立场的差异的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于“底层”的界定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说工农兵不是底层,那么谁是底层呢?从他强调底层人就是生活在“社会的主流之外”的边缘人这个界定看,阎连科是从主流和非主流的角度界定谁是“底层人”的,也就是说,是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极左意识形态关系角度进行界定“底层人”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火热生活”的主人,也就是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比如李生宝、高大全),他们是“社会主流”中人,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都不是底层。而恰恰这个主流之外的人,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才是真正的底层人。从这个标准看,解放后极左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乃至那些被列入“阶级敌人”之列的“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分子”,不也是底层人吗?这些真正的底层人的对立面,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中的“英雄”和“模范”。这一点体现了阎连科与新“左”翼不同的批判知识分子立场,这个立场即使不等同于、至少接近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和80年代新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如果说30年代的左翼立场相对于国民党统治而言还是边缘的、非主流的,因而也是具有批判性的;那么,极左思潮成为文学的绝对主导思想后,依然坚持左翼立场,坚持“工农兵方向”,就彻底丧失了批判意义而堕落为御用文学了。

  

   我认为,阎连科对底层的这种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中国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不能用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更不能用左翼的标准去界定“底层”。在一个极左思潮猖獗的时代,凡是受到极左思潮迫害的人,不管他们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商人,还是工人农民,都是底层人。这个意义上的底层人,包括像老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本身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大量饿死的农民。换言之,传统的通过阶级来界定“底层”的做法在极左思潮统治的社会是无效的。

  

熟悉阎连科小说的人都知道,阎连科对于五、六十年代那种全民疯狂的“火热生活”,对土改、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是有深刻批判和反思的,这些“火热生活”或者直接就是作品的主体情节(比如在《受活》《坚硬如水》中),或者作为主体情节的背景(比如在《日光流年》中)。但无论何种情况,阎连科从来没有肯定过其所谓“合理性”,也从来没有在这些运动中发现李陀所谓的“复杂性”。[13]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正是这些“火热的革命生活”,在今天看来就是极左的政治运动,让底层人陷入了无穷苦难(这点尤其深刻地表现在《受活》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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