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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比论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

更新时间:2016-02-21 20:54:07
作者: 钱穆 (进入专栏)  

   中国学术,原本先秦,而儒道墨三家为之宗:研究人生修养,尤为中国学术精华,顾墨家于此独缺,以此其流亦不畅。儒道两家,各擅胜场。孟轲庄周,俱臻绝诣。两人学术虽相异,而生世则同,故其议论意境,有相违,亦多相似。相合而观,殆可范围此后二千年论人生修养之大途辙,而莫能自外。爰为比列而并论之如次。

   孟子道性善,而曰:“尽心可以知性,尽性可以知天。”《庄子》内篇不言性,外杂篇偶及之,然此乃晚起学庄者之所为。惟庄子言天言自然,自然与性,皆上本于天。故庄之与孟,其学皆尊天。惟庄周混同人物,平等一视。其意境较孟子尤恢宏,而稍不切于人事矣。抑苟既尊天,则若无事于修养。而孟庄二子,乃皆特以言修养见长。此其所以为深至也。

   倘有人焉,彼能一任其天,更不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转移,而其心天行,得以彻底发展其自我内心自由之伸舒,独行吾心,上达天德,此又何需所谓修养者?不知此正最有待于修养工夫,非大智大勇,能战胜一切,超脱一切者不办。正惟此等人,乃最需修养,而所谓人生修养之最高境界,亦期能达至于此等境界而已。孟庄正同为此等人物,皆同抱此等意境,实同为孔墨以下,家言得势,游士奋兴之时代要求下产生,实同为此下二千年中国智识分子从事人生修养者,建树其最高之标的。而此二家论修养之终极意义则大有辨。今先论孟子。

   《孟子》书中提及人生修养之至高人格,则曰大丈夫,亦曰大人,以与小人小丈夫对。《孟子》曰: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故孟子意想中之大丈夫,必确然具有大智大勇,能战胜一切,超脱一切,不为外界事物所屈抑,所转移,而其自我内心,乃获有一种极充分之自由伸舒者。而所以得跻此境界,言其工夫,要之不外两端。一曰“养心”,一曰“养气”。心指其内存者言,气指其外发者言。二者交相养,而中国儒家所理想之修养工夫,大体具是矣。

   《孟子》曰:

   我四十不动心。

   又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此章,论养心养气工夫,最精最备。欲明养气,当知养勇。勇即气之征也。而养勇之至,亦即可以不动心。故知善养吾浩然之气之与不动心,特所由言之内外异其端,而同归于一诣,非截然为两事也。

   孟子言养勇,举示两方式。一曰北宫黝之养勇,一曰孟施舍之养勇。而曰:“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此由养勇工夫而上达会通于养气养心,再以归趋于人生修养之终极,则曰“孔子之大勇”。所谓浩然之气之与不动心,则皆大勇也。

   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

   今观两人之异点,北宫黝盖以报复为主,乃一种不吃亏主义,不受辱主义,亦即一种争强主义也。而孟施舍则以内心无惧为主,此乃一种不怯弱主义,亦即一种不怕主义也。必求报复不吃亏,不受辱,则其权不尽在我。仅求无惧不怯弱,此只尽其在我而已足。故孟子赞孟施舍为守约也。盖北宫黝之所养,其支撑完成之点,犹微嫌于偏倾向外。孟施舍较侧重于我自心之内部,则其权操在己。故就其养勇工夫之表现在外者言,二人若无大不同。然就于工夫之透进向里言,则北宫黝仅止于气,孟施舍已触及于心,浅深之间,固有辨矣。至于孔子之大勇,则曰: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以此较之孟施舍,更为转入内心深处。孟施舍仅求对外能无惧,不怯弱,而尚未能把握到使吾心所以能对外无惧不怯弱之本原所在。故孟施舍之养勇工夫,其最高境界,亦仍仅止于养气,而固不足与语夫养心也。故孟子又曰:

   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

   盖守气仍属外边事。曾子知反身循理,工夫转向自心内层。故所养愈在内,则所守愈约也。

   抑且北宫黝与孟施舍二子之养勇,其事乃为勇而养,究其极亦仅止于为一勇士。孔子曾子,则初不为勇而自勇。夫勇亦人生美德,然修德者,固不当仅限于有勇。若求大勇,则需集义。集义者,即自反而缩也。自反而缩,则行无不谦于己心。行无不嫌于己心,则其气无馁。其气无馁,斯不期勇而勇自至。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养气而至于是,斯为养气之极致。然其工夫则不尽在养气上。盖集义工夫尤贵知言。若处言论庞杂,思想纷歧之世,而我不能剖辨群言之是非,与其得失之所在,则吾心终不免有惶惑失主之患,有舍是从非之暗。苟如是,则“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于吾内心本原处,苟已受病,其病必暴露于外而不可掩。如是,又何义之能集?夫义者,即吾心之裁制。苟非辨析是非,明白晓畅,则吾心之裁制必有失。裁制有失,而谓其行事可以合道合义,无是理也。行事不合道,不合义,而谓吾心可以无慊,吾气可以无馁,此则最多仅为一守气不示弱之勇士而止,非所语于大丈夫也。故大勇必济之以大智,养气必本之于养心。故孟子自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朱子曰:“知言者,即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莫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可见孟子论修养,乃由内以达外。心为主而气为副。故曰:“志至焉,气次焉。”志即心之所至也。故孟子此章,开宗明义,提絜纲领,即曰“我四十不动心”。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可见孟子之不动心,非可易企。否则告子亦不动心,养勇者亦可以不动心。然苟深透一层而直探其本原,则不动心由于不惑,由于知言养气,自非大智不能当。我故曰非大智大勇不办也。

   孟子之论养心,又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盖寡欲则自不易为外物所屈抑,所转移,而自我内心,始可获得其高度自由之伸舒,故曰虽有不存焉者寡矣。盖此心之存,即至大至刚以直之气之所由生也。必如是而后可以成为独行其道之大丈夫。亦必能独行其道者,乃始可以一旦得志而与民由之。否则,在己先已不能独行其道,而妄曰与民由之,此必为一阉然媚世之乡愿。乡愿则妾妇小人之流,一切以随顺世俗为主,又何事于人生之修养乎?

   今问如何而能寡欲,孟子则教人以思,人必能思而后始可以知言。固未有其人不能思而谓其能知言者。孟子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可见大人之事贵于能思,孟子教人养心,即教人以思耳。心能思,则卓然见有我,始不为外物所引蔽。不为外物引蔽,乃始见其大。孟子又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又何心乎?盖赤子之心,即一种未与外物相交时之心境也。赤子之心虽若不能思,然其良知良能,“不思而得,不虑而知”,以其尚未与物相交接,引蔽尚少,此心尚得自由伸舒。大人之用心,亦不过求复此未为外物引蔽,而能自由伸舒之心境而已。故孟子又常言朝气与平旦之气,又言夜气。夜气之与平旦之气,亦即一种未与物接时之境界也。换言之,此乃一种超然物外之境界。此乃与赤子之心,异形而同情。故孟子之言养心与养气,其主要亦不过求得此境界,使我心常有以超然卓立,而不为外物引蔽。此即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而谓此非大智大勇而何哉?

   人生修养达此境界,则自见有大乐。孟子曰: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盖王天下,则若所求于外者无不遂。然凡所求于外,则皆非人心真乐所存也。人心真乐所存,如孟子所举,首一则系乎天,此非人力所预。次二则存乎己,凡所以求知言集义,皆为此而尽力也。其三则在乎天人之际。所以为教育者,亦惟教之以知言集义,以求其亦能达夫次二之境界而已。而惟此三者,乃为吾人内心深处所可感到之真乐也。故孟子又曰:

   舜视弃天下,若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又曰: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

   曰弃天下如弃敝屣,曰欣然乐而忘天下,又曰在彼者,我得志不为,此皆王天下不与存焉之意。然此种境界,已极似道家,极似庄周,此即儒道两家共同精神之所在,亦即孟庄两家论人生修养所同有之倾向也。然此两家,毕竟有大异,不可不辩。则请再论庄周之言修养者以资比较。而此两家之精神血脉,乃可相映益显也。

   庄子论人生修养,开宗明义,已见于其内篇首篇之《逍遥游》。悬举两字,曰大曰游。彼盖刻意求大其心胸,以遨游于尘俗之外。是亦有意于求其内心之无限自由伸舒,而不受任何之屈抑与移转也。故其言曰:

   之人也,之德也,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

   又曰:

   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犹将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盖庄子之人生修养,主于不以物为事,而又必期夫物之莫能伤。何为而不以物为事?庄子曰: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夫既其知以为未始有物,则孰肯复弊弊焉以物为事乎?抑若诚为未始有物,则试问又孰为能伤之者乎?此庄子论人生修养之最高理想境界也。

   然而事固不若是其易企,于是于《逍遥游》之外,又继之以《养生主》与《人间世》。养生,处世,此为具体实际问题,固非大其心以遨游尘俗之外之一意所可尽。庄子论养生,则曰“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论处人间世,则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求无所可用。”盖庄子之所谓未始有物者,非诚谓宇宙之无物,特谓物与物之无可分别,乃至我与物之无可分别,故以谓之未始有物也。故未始有物,亦即未始有我,于是而有丧我之教。内能丧我,斯吾心大。外能无物,斯能一一依乎天理,天理即自然之分理。昧者不察,则认此自然之天理为有物,为物与物有际,于是盈天地间皆物也。物与物相际,于是相闭塞,相排拒,遂使盈天地间无丝毫之间隙。以吾身处于此物际无间隙之中,乃无所往而不遭闭拒,若凡物皆足以伤吾,而吾心乃绝无迥翔之余地,乃绝无自由之伸舒。此庄生之所感以为至苦者。故必至于“目无全牛”,然后天地万物,乃豁然开解。外无物际,斯内有心游。凡其所见,则莫非天地间一种自然之分理,依乎其理以游吾心,斯庄子内心修养所企之最高智慧,亦即其最终极之理想所寄也。

尝试论之,外物之窒碍于我,有最难超脱,最难识破者,两大关。一曰生死,一曰是非。人莫不好生而恶死,又莫不好是而恶非。究其实,此二问题者实一问题,盖即我与非我之问题是也。我与非我之别,自一方面言之曰是非,又自另一方面言之,则为死生。死生之与是非,换言之,实即是一物之异同问题也。在庄生之意,苟能于此两关有解脱,是非可以两忘,死生可以一贯,物碍既灭,斯一切皆莫足为我害。心游既畅,斯无往而不自得。于是生亦可养,世亦可处。内篇《齐物论》《大宗师》,是即针对此是非与死生之两问题而试为之解脱也。由此论之,则庄生之论人生修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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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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