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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红红:民主党派报刊属性与功能之变迁〈1928—1949〉

——从党派“营地”到民众“喉舌”

更新时间:2016-02-21 00:07:44
作者: 艾红红  

   【摘要】民主党派创办报刊的初哀,是企图在国共两党报系之外,建构别样的参政议政空间。然而在涉及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等原则问题时,民主党派报刊一贯鼓吹并坚持的抗日、爱国、民主、和平等立场,显然又超越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具有更为广泛的“全民”性基础,因而在实质上也担当起了民众“喉舌”的角色。

   【关键词】民主党派 政党报纸 报刊属性 报刊功能 新闻史

   【作者简介】艾红红,文学(新闻传播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在大革命失败后陆续成立的各民主党派①中,除九三学社外②,均以创办报刊作为宣示政见、影响舆论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各民主党派前赴后继的报刊活动,构筑起既有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党报系统的舆论空间,在宣传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自由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民主党派报刊史研究却始终是处子之地,乏人问津。基于此,本文将在梳理1928—1949年民主党派报刊活动进程的基础上,通过比较这些报刊与中共报刊和国民党报刊的异同,揭示其在当时的国共两党斗争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1949年前,我国政坛上先后存在过18个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及其主办的主要报刊基本情况见表一:③

   中华革命党是今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的前身。作为我国境内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它并非指孙中山于1914年改组国民党后建立的同名政党,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坚持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民主派联合一部分脱离了共产党的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⑤ 其主要创始人有谭平山和邓演达等。由于该党的政治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因而被时人称作“第三党”。中华革命党一成立,便把开展宣传列为工作重点。其先后创办的《突击》和《灯塔》两份周刊,一方面回答了来自各方政治势力的诘难,申明了本党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称要“站在革命立场,向失去了革命本质的封建集团的党宣战”,并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⑥ 但是,两份刊物只发行5期,就被国民党当局勾结法国巡捕房查禁停刊。⑦ 该党在其他地方陆续创办的报刊也大多命途多舛:在江西,1928年底创办的《平民日报》因宣传革命主张遭到国民党嫉恨,次年被查封;在四川,1929年出版的《成都庸报》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传反蒋抗日,并不时刊发南京政府的负面消息,“这种鲜明的反蒋态度在政治空气沉闷的成都,一时引起轰动。”⑧ 因为“造谣煽惑,反动昭著”⑨,《成都庸报》发行不久即被当局查封。

   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30年8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并创办《革命行动》半月刊作为中央机关刊,主编邓演达。其创刊号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向读者宣传平民革命的目的、手段、具体方案及政策。⑩ 1931年4月,行委又创办《行动日报》,除组织内部发行外,还免费供给各报摊,向社会发售。由于该报立场鲜明,文字犀利,切中时弊,发行量很快由最初的几百份增加到1万多份,在当时政坛引起很大震动。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革命行动》与《行动日报》随之停刊。

   1935年11月,“行委”在香港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同时发行《政治通讯》半月刊,通报形势发展,指挥党内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解委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1938年2月,在武汉创办《抗战行动》旬刊(出至7月25日停刊,共出8期);1938年4月,在武汉创办中央机关报《前进日报》,除报道一般战事外,还关注农民、难民、灾荒等问题;1945年2月,在重庆创办中央机关刊《中华论坛》半月刊。抗战胜利后,解委又于1946年3月在香港创办《人民报》,表示要“站在中国农工平民之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11) 1946年4月1日,《人民报》迁至广州出版。当时,周恩来称颂它是“人民之友”,茅盾赞誉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说话的报纸。”(12) 该报原为大型日报,后改为四开三日刊,继而又改为周刊、半月刊,最终于1946年6月29日被当局查封。

   另外,解委还在华东地区创办《铁掌》,在华北地区发行《草原》、《妇女知识》、《大学文艺》,华南地区则有《南方青年》、《南针》等。

   其他民主党派的报刊活动虽与中华革命党路径不同,但结局却基本类似。他们在国内创办的各类报刊,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打压,或过早夭亡,或时断时续,来去匆匆。“象寒夜的烛火,摇曳闪烁,在黑暗中燃烧过一阵,很快就被风扑灭了。”(13) 仅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封了《再生》、《自由世界》、《民主》、《现代生活》、《国民》和《平民周刊》等数家民主党派报刊;6月又查封《华商报》广州分社、《人民报》和《现代日报》等报刊。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一文,公开为当局镇压民主党派制造舆论,诬称民进、民建、民联、农工党等国内民主党派皆为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民盟及各民主政团,目前倡组之民主统一战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4) 不久大批民盟成员被捕。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至全国解放前,除投靠国民党政府的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家社会党外,国统区内民主党派的所有报刊活动都不得不转入地下或移到香港。

   民主党派报刊之所以不能见容于当局,一是由于时常发表一些“反”政府的言论。如《灯塔》宣称,南京建立的新政府必须被打倒,因为它是旧时代“精英”的撮合。(15) 《公论》表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16),同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理论唱反调。每遇内政外交等重大事件时,各报刊则见仁见智,大胆直言,阐述其与官方不同的立场。罗隆基的《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施复亮的《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和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等名篇,都是通过这些报刊首发的。二是敢于披露政府意欲严密封锁的消息,如“蒋介石末日快要到来了”(17)、“昆明血案实录”等。这是走平稳路线的商业报刊和听命于当局的国民党系报刊所没有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最忌恨的。

  

   在民族危难中涌现出的中国各民主党派,为了争取民主,团结抗战,可以说是毁家纾难,在所不辞。但在蒋介石“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无二之政党”(18) 的体制框架下,民主党派的成立本身就是“非法”行为,其报刊活动自然受到当局排斥,这就使得民主党派及其报刊从一诞生便与国民党当局构成一种紧张对立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爱国民主人士和一些进步分子团体。它们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之间,既有利益交集,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代表城市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共产党之间,显然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各民主党派创办报刊的初衷,就是为了在国共两党的报刊系统之外,构建别样的参政议政空间。其报刊舆论不仅体现了本党派吁求,同时也反映了城市中上层民众的意愿,是当时除国共两党外最为重要的政治话语类别。

   相比于党纲和政纲严密的国共两党报刊,民主党派报刊不是那么组织纯粹,纪律严明;相较于在商言商的大众报刊,民主党派报刊则显得过于热衷政治而不尚赢利。可以说,服务于本党派政治和社会目标,追求“以报参政”、“以言干政”,既是民主党派报刊的立身之本,又是其与国共两党报刊的最大区别。在国民党的党营新闻事业体系中,经过1932年的改革,党报党刊在“企业化”、“专业化”等方面有所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第一大报《中央日报》还曾在究竟应“先中央、后日报”,还是“先日报、后中央”的问题上短暂徘徊,反映出报社内部对新闻原则与政党利益的权衡。但综观其历史,国民党的党报体系始终是其重要的执政资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忠实执行者,为了维护其一党统治,可以不惜编造谎言,污蔑中共。共产党的报刊政策在其一大会议决议中便已成型:“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9) 经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中共的党报党刊已成为不闹“一个字、一个标点的独立性”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反观各民主党派,则大多结构松散,组织体制不够完善,报社内部成员没有门槛限定,文章也没有严格的政治要求。为了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有的民主党派报刊甚至对外宣称“既无党派观念,更无政治成见,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发抒政见。(20) 如《周报》既是“民进”的机关报,也是当时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民主的重要阵地。其撰稿人中既有许广平、傅雷等文化界名流,也有郑振铎、马叙伦、施复亮、马寅初、柳亚子、左舜生等民主党派要人,还有宦乡、胡绳等共产党员,可谓人才济济,成分复杂,涵括了社会各界精英,并时常发出不同阶层的声音。在这一意义上说,民主党派报刊不仅反映了党派立场,一定程度上还扮演了民主“看板”和大众“喉舌”的角色。

   事实上,由于在很多问题上与中共政见不合,这些报刊中批评甚至误解、污蔑共产党的言论可谓俯拾皆是,那篇使国家社会党党魁张君劢一举成名的《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就是在重庆版《再生》杂志发表的。但在民族危机到来后,中共顺应时势,提出了坚决抗日主张和团结合作要求,又契合了民主党派的一贯立场,因而得到民主党派报刊的一致赞同。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团体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刊),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大众日报》等,均广泛发动群众,呼吁抗日救国,从而形成中间力量进行抗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强大舆论场。国内舆论一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汇流”现象。民主党派报刊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等原则问题上所持的抗日、爱国、民主、和平等立场,显然又超越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具有更为广泛的“全民”性基础,因而在实质上也发挥了民众喉舌的职能。

从传播效果看,这些党报党刊平台的相继搭建,一方面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插上了翅膀,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力。中华革命党的《突击》虽然仅出版5期,但据当时身处法国的林柏生回忆,“现在柏林方面的特约通讯及国内同志寄给我的突击(仅有一、五期及三四期合刊),才使我对于第三党这三个字,由模糊而疑惑,由疑惑而发抖。”(21) 全救会的《全民抗战》每期发行量曾高达30万册,风行海内外,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正是通过《全民抗战》这一平台,全救会的各项主张得以传布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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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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