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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昌:“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中的朝鲜因素评估与政策应对

更新时间:2016-02-19 11:31:15
作者: 梁立昌  

  

   作者简介:梁立昌,男,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领域:韩朝政治外交和韩朝关系。

  

   摘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构建东北亚地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朝鲜因素是一个重要变量,有必要从朝鲜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和统一诸多领域客观评估朝鲜因素及其地缘影响,由于朝鲜因素的不确定性,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朝鲜实施战略转换,从基本内容、基本保障和基本手段三个方面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和效率性,重建两国实质性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中朝关系;朝鲜因素;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由此,“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视野来看,东北亚国家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合作国家。”[[1]]

  

   在这一战略运筹之际,重新评估东北亚国际局势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施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由于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已经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和中朝关系不协调,这给中国实施这一战略带来一定挑战。如何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和效率性已经成为推动这一战略取得进展的关键。

  

   一、重新解读中朝关系的必要性

  

   中朝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岁月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朝鲜观和对朝情感,“朝鲜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2]]然而,时过境迁,中国人的对朝认识和两国特殊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外交政策越来越缺乏认同。

  

   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当前两国关系的现实,乃至于未来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均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研究的重点课题。从宏观层面,学界对朝鲜的认识和对中朝关系的关注大体不脱离三种基本视角:一是地缘文化视角;二是地缘政治视角;三是地缘经济视角。不管从哪一角度看,中朝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于未来都具有重要性。

  

   冷战时期,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中朝两国建立了深厚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尽管对两国同盟和传统友好关系存在质疑,但两国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2021年7月)迄今是牵动地区格局的一个潜在变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开始出现弱化,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外交,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更趋于冷淡。因此,如何重新定位双方新关系成为两国同时面临的一项历史考验,2000年5月金正日访华,以及次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朝,双方才确认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关系方针,中朝关系才在冷淡中恢复。胡锦涛政府时期,中国努力将两国关系引向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方向。然而,在“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指导下,朝核危机和核试验严重动摇了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致使双方无法建立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关系。

  

   2013年2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导致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面对更加严峻的局面。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打破外交惯例访问韩国凸显中朝关系持续走低。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中朝两国在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实现方式上不无重大分歧,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不安定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对朝政策再次迎来重大调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谨慎的过程,充分考虑到了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从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两国关系自从中国政府启动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事实上开始脱离特殊关系的发展阶段,而转入一般正常国家关系发展的新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不再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战略目标为基础,而是回归到了以现实的国家利益和相互的战略需求为根本指针”[[3]]。由此,维护发展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发展的核心指导原则。

  

   在朝鲜多次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大量反思对朝政策和重新认识中朝关系的声音[[4]]。批评者认为,执意进行核武装的朝鲜已经成为地区不安定的因素,给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造成严重干扰,朝鲜的“战略讹诈”行为也损害了两国关系,朝鲜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5]]。不难看出,在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中朝关系正丧失原有的凝聚力。不过,有舆论认为,当前中国不具备大规模调整对朝政策的条件,只能寻求中立性维护现状的政策来积极应对朝鲜半岛的变局,还不能放弃朝鲜。[[6]]考虑到朝鲜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舆论和研究者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基本诉求,需要采取灵活的方式调整半岛政策或者对朝政策促进中朝关系发展和维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7]]与“战略负担”论和舆论的分析比较,这一观点主张以相对温和渐进的、有原则的方式实现对朝政策的转变,争取对朝关系的主动权。然而,由于朝鲜核试验、越境刑事案件等事态的消极影响,国内对朝舆论出现恶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基于国内对朝民意的变化,有必要严肃思考21世纪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有哪些,在朝鲜半岛又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利益。如此,才能更好地调和对朝政策上存在的不同观点,凝聚共识。十八大召开后,中国政府对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到21世纪中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有力支持。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正式介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互联互通谋求共同发展,重塑欧亚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方案,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同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可以说,这一战略反映出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综合判断,体现了对未来国家利益的宏观认识。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通过破解“新东北现象”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据《南风窗》报道,2014年东三省经济“GDP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经济骤然低迷,成为全国四大板块中经济总体指标最低的区域。2015年一季度,三省的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GDP增速仍处于全国后五位,其中辽宁以1.9%全国倒数第一。”[[8]]在经济新常态下,东北经济的大幅滑坡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继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东北以后,习近平主席同年7月再次去东北进行实地调研。按照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规划,当前和未来东北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大块:一是以“长吉图开发先导区”和珲春对外通道建设为主体的吉林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二是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主体的黑龙江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三是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北黄海经济带”建设为主体的辽宁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在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对象国中,朝鲜难以忽视,石源华指出,“没有朝鲜参加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至少是不完备的,甚至谈不上是真正的东北亚区域合作。”[[9]]因而,在实施这一发展战略进程中,朝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是,中国对朝“阳光政策”持续遭受朝核阴霾的严重挑战,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实现。金强一建议,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必须以合作为基本战略指向,重视解决朝核问题,推动朝鲜融入地区经济进程,甚至可以支持朝鲜半岛统一,降低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消极影响。[[10]]就朝鲜这一变量而言,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克服朝核危机带来的短期挑战,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带来的长期挑战。有主张认为,中国应“抓住朝鲜问题的经济本质,帮助朝鲜尽快回归地区安全体系和区域经济合作体系,来缓和、改善并化解朝鲜问题带来的种种对抗性思维和隔绝状态。”[[11]]如此,朝鲜这一变量则有望对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发展战略形成助力。

  

   中韩关系发展的经验证明,经济联系形成的共同利益成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重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变量。如果中朝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周边外交将会实现突破,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建设将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有力支点和翼臂。在东北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外部关键变量是朝鲜,而朝鲜因素的最大变量则是核问题,在这一现实下,需要重新定位中朝关系和审视对朝政策。换句话说,以东北三省为主体构筑的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应成为中朝关系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

  

   李文断言,“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东北亚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12]]未来,如何才能让朝鲜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和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中国来说,需要准确评估朝鲜因素及其潜在地缘影响,并从“一带一路”战略高度,深度挖掘中朝关系发展的潜力,加大政策调整和关系重构的力度。

  

   二、朝鲜因素及其地缘影响评估

  

   分析朝鲜这一变量需要建立一个简便的评估框架(表1)。由于中朝关系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领域,同时,中朝关系在外部环境方面还受美韩两国的影响,因此,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朝鲜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统一五大领域的变化,并依据不同构成因素的变化方向对其潜在的地缘影响(分为积极影响、不确定性/现状维持和消极影响)进行定性判断。

朝鲜政治的核心议程是权力世袭和体制维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金日成便提出了包括“主体思想”、“唯一指导体制”和“革命领袖观”等一系列治国理念,金正日则从90年代提出了“红旗思想”和“先军政治”等新的统治理念。2012年4月,金正恩正式执掌大权后,将“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为基础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以“领袖政党论”和“白头血统论”为核心的唯一指导体制。金正恩时代开启后,朝鲜政治的决定要因主要有三:一是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更加复杂。2012年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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