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谨慎看待中国道路——对日本兴起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5 次 更新时间:2016-02-19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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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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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现为独立学者。

*戊辰战争中萨摩藩的藩士


近年笔者曾阅读了一些研究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哲学与文化》书影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是相形见绌的,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比较,水平和境界可能也很有局限。当然,孰优孰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理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内村鉴三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福泽渝吉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日本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日本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日本特殊论"。

*冈苍天心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日本。


观点之二,日本特殊论。冈仓认为,是日本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日本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样保存。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日本,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为日本,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日本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进入192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最终把"大亚洲主义"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恐怕是冈苍天心和孙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的观点,还是保守派的观点,实际上思想都较开明,并不像传统观点描绘的那样崇洋媚外或抱残守缺。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立宪改革会失败,而日本的立宪改革却能够成功。


现状和差距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快150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快100年。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日本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在美国的训导下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中国在内部不和反复争斗的情况下,踉踉跄跄赢得了二战,随后却在内战更大规模的血与火后选择了极权和激进的道路,最终也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无论从物质文明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日本却仍然远领先于中国。


如果单从精神的进步来看,就是同五四时期相比,中国迄今甚至都还没有取得什么非常值得自豪的进展,像当年的陈康、冯友兰、洪谦等一批学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反观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前由于激进势力的兴起导致国内温和派失势,最终招致二战的灾难,但在战后日本还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省,日本的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恢复和进步也相当之快。战后的日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陈康(1902-1992),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于东南大学师从汤用彤、方东美等名师,1929年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一年之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耶格(WernerJaeger)、哈特曼(NicolaiHartman)、斯登泽尔(JuliusStenzel)等,学习哲学、古希腊文、拉丁文,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日本的状况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运动的比较中,中国已经落后了50年。而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毫不夸张地,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却并没有比五四运动时的状况前进多少,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这个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还没能达到以往的历史峰值。反观上世纪的日本,无论是经济的质量,还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其高度都还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企及的。因此,中国虽然崛起,但仍和日本有50年以上的差距。这恐怕还是个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失败的教训


日本的兴起过程中,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这个良好的开头却未能持之以恒。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在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连续出现战略失误,最终招致了日本帝国的覆灭。这个失败的教训,既是非常惨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当然,日本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失败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不是本文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日本在改革的最初阶段顺利进行,国内思想文化也蓬勃发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较同时代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先进的情况下(日本在战前自由组党,媒体也相当自由),为什么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来看,日本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后连续发生了多次事变,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杀,1932年的"五一五"事变,因削减军费和阻挠扩张,首相犬养毅(孙中山的好友,有亲华倾向)遇刺身亡,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温和派官员遭到激进势力的排挤甚至杀害。早在二战之前很久,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甚至于,犬养毅首相在遭暗杀后,十几名青年军人凶手最终只能被政府从宽释放,而在关押期间还有日本民众集体切掉手指头寄送给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这些爱国青年军人。

*犬养毅与孙中山


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日本同英国结成了英日同盟,在国际形势中,虽然当时美国力图在东亚制衡日本的扩张,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本来有无数机会,但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日本的正确走向。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在日本逐渐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强调日本的自我克制,约束对外扩张势头的,这些政治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样的,暗杀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势,无所作为。作为二战期间最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石原莞尔的命运是个典范,由于反对东条英机和对华作战,石原莞尔最终从关东军参谋长的职位被赶回了东京大本营,变成了由日本宪兵时刻监护的提前退伍军人。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日本人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一个国家总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最终的表达和决策也是由这些人的言行综合而成。日本尽管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日本所掌握的力量及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人的思想发展却没有能够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长。尽管同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思想水准是领先的,但它没有能够同它的更快速增长的力量相匹配。


用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不懂得克制不会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他掌握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武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变成坏事?尽管日本的问题是复杂的,但笔者仍然觉得这个很简单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谨慎看待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那么回头再看,现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日本又怎么样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有一个乐观的答案--尽管这个说法很不"政治正确"。但无论如何,中国很快就将获得远超过当时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同样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会不会犯下一连串同当年的日本人类似的战略错误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要是不犯错误,恐怕反倒会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样地,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战略错误重现?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民众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为是,甚至有一些还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宽容,听不了不同意见,无法用既和平但同时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观点的分歧--那接下来它就难免会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这听起来似乎很刺耳,然而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而这恐怕也是一种规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样的,在一个国家,那些努力弘扬正义舍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连续遭到淘汰--如果这些人总是肯定会玩不转,会一个接一个的完蛋。如果谁敢提不同意见,谁敢反对强权的逻辑,肯定都没有好下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难免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而这也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命运--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错误道路。


目前,尽管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众多对日本的批评,但总体上看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总是倾向于预设"中国比日本更正确"。但现实的情况看来,却未必如此。这就像当年的日本民意,总是预设"日本比中国更正确"一样,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中国对日本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往往倾向于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将日本看作与中国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但实际上,从日本近代的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继承和发扬。


而且,2010年代中国主流舆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似乎也并没有能够逾越1910年代时日本的认识水平。日本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中,温和派的主张开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渐放弃互利互惠的对华共赢方针,而采取军事扩张的方式,最终给中国和日本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日本当时虽然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但它始终未能接受这一现实:中国是亚洲的核心地带,日本若想融入并领导亚洲,必须通过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依靠赢得中国的支持来加以实现。而同时,这种影响和改造应当是不依赖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始终未能对类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但它仍然远不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若想以自身为核心来领导和塑造亚洲,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和说服近邻日本--并且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要依赖于日本这一亚洲最先进国家的支持。而同样的,赢得这种支持也不应当依赖于武力,而应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民族主义的不断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长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国将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外在论"视角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日本所犯下的错误,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国内所曾发生的众多错误,而日本的错误同样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错误。从一种"内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中国和日本都镶嵌在亚洲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如冈仓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和舆论应当更多地进行自我反省,并从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来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这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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