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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磊杰: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何以可能——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更新时间:2016-02-16 16:44:29
作者: 魏磊杰  

   导论

   或许受桑原骘藏观点的影响,沟口雄三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结合其著作综合研判,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的转变;经历五代分裂割据的唐宋变革,则为内藤湖南所断言的中国由贵族社会往平民社会的转型;明末清初的转换,乃是在西力东渐影响下中国开始进入近现代的转机;而由此最终促就的肇端于辛亥鼎革的清末民初的激变,则是导致帝制彻底终结中国由此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在本质上,从秦汉延续至清朝的中华帝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来统治的包括“中华”与“四夷”的所谓“天下”,是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列文森意义上的“文化主义”政治构成体。此等政治构成体存续了两千多年,只有当19世纪晚期遭逢“洋夷”这一“他者”的强有力挑战,其统治地位难以为继之时,才不得不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以此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政治构成体来维持自身的认同。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之本源的“民族国家”——这一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理想模式,希求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建国”一跃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心议题。

   那么,何为“现代国家”?此等“现代国家”之建设在中国又是如何成就的?为何“走向共和”之路上时时凸显着中央集权的导向?更进一步说,经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的38年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威权”体制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演进中承载着某种自洽的内在延续性?

   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皆是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飞力先生《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要着重讨论或留下追问空间的中心问题。诚如他所言,“年复一年,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第119页)。本文便是对孔飞力先生讲述的这一复线发展方向故事的简要评说,并针对此书建基于演讲稿的行文特点而对他在其间有意留白的问题或未尽之思给予进一步的理论补充与初步梳理。

   一、原本如此:建制议程的唯一性与延续性

   对于晚近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美国学者柯文探讨了其间彰显西方中心观的三种偏见,即“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革命”模式,并提出在1970年代便已出现的一种所谓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替代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的“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视角:“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即“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是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换言之,这种事实上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从社会内部依循中国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而非仅将其历史视作西方历史的单纯延续。

   回顾起来,作为这种中国近世史“内在取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孔飞力在以往出版的两部著作中皆践行了此等路径,将关注重点置于中国内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以此出发来分析与评判中国的历史。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他通过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结构变化,意在说明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渐趋渗透以及因晚清绅权扩大而引发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而在《叫魂》一书中,他通过对君主与各级官僚之间围绕谣言而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的描述,试图揭示帝制晚期政治体制的基本运作特点及隐含的内在张力。如果说,中华帝制的政治结构在实质上呈现为一种“君绅共治”体制,那么,两书则分别侧重于彼此互补且始终保持互动的两个维度:“君主”与下层士绅(准官僚)的关系维度;“君主”与上层士绅(官僚)的关系维度。

   在此等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恰为孔飞力采用“内部取向”研究进路,将以往两书根本关照内容进行系统提炼与理论统合的产物:通过分析“共治”体制在帝制晚期遭逢根本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基于路径依赖其对晚近政治走向的限制与塑造,以中长时段的视角来说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为何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第1页)。借助这种理论归结,在某种意义上,孔飞力得以最终成就其孜孜以求的对于中国近世政治—社会演进基本趋势及其内在动因的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

   “现代性的构建”构成了20世纪历史走向的中心议题与最具霸权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中国“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则是孔飞力四十年来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探求的一个核心问题。然在此书中,何谓“现代”,何谓“现代国家”,他并未给出明确界定,而只是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

   在这里,与其说他明显参照的是欧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模式,毋宁说他只是从形式上借用了这种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叙述结构,而在事实上则是通过分析中国内在问题与时人对之进行的内部思考来彰显此等结构的有限涵括力与解释力,最终“暗度陈仓”巧妙地构建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反叙述结构。对于中华帝制晚期而言,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虽属“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三者根本上并不能等量齐观,前两者独立存在的维度并不明显,在很大意义上,政治控制——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始终就是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即便在西力东渐的影响下,它也只是制造了一个新的语境(context),一种观察理解老问题的新框架(framework),一套借以获取更大正当性的话语与解决方法,并未改变“机制上的深层结构”(序言第7页)及其塑造的构建强大国家的终极诉求。

   在这种意义上,译者在“导言”中效法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归结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后来呈现“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态势(第17页、第23页),近乎是对孔氏研究思路的一种过于化约式的误读,毕竟无论在帝制晚期还是在走向共和的中国政治棋盘上,两者与政治控制的维度始终并未构成一种对等的博弈关系,甚至亦从未成为基本政治考量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因素,而只是甚至始终是政治精英借以达致中央集权式政治控制的手段与工具。

   首先,在帝制晚期,异于雍乾年间的文化专制,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开始重振,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矛盾加剧迫使统治集团寻求对策,忧国忧民之士试图力挽颓波的反映。追溯其地域渊源,不难发现,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的故乡湖南、江浙,这时又成为经世派最主要的发祥地(湖南以陶澍、贺长龄、魏源为代表;江浙以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为代表)。这种思想传承直接决定了他们所持治国之道的根本目的是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中的王朝适应现代条件的挑战,从而使其能强大起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在本质意义上,“是要加强那个孕育了他们的文化并造就了他们的地位的政治体系”(第109页)。

   一方面,他们提出的一系列所谓扩大“政治参与”的建议,原本就是同国家权力的加强自然绑定在一起的,两者存在“理”所应当的逻辑推演关系,以图“通过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第31页)。他们设想的,绝非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更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第43页)。

   与之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都把应对中介掮客问题,当作根本性议程中应予最优先考虑的事项。针对19世纪上半期改革焦点的漕运、盐务和河工存在的诸弊端,魏源的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官僚体系对这些活动的介入和干预,消除大量吞噬财政支出的人为因素,而冯桂芬在设想上虽无多大不同,但要求改革财政体制的言论更为激进,毫不含混地主张“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必宜量裁”。

   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因应19世纪中国国家面临的畸形现象:农民因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而起,然国库收入却仍不敷开支所需。在此情势下,人口压力的危机,极易使得原本主要属于财政上的问题转变成为政治上的威胁(第89页)。由此,为消除危机根源,就必须控制或排除横亘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亚官僚阶层(胥吏阶层),尽可能杜绝“创收政治文化”(第86页),以求最大限度地巩固与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意义上,此等鲜明的改革诉求与前述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一方是间接手段,而另一方是直接措施。

   参照欧美政治模式,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然而,通过对帝制晚期政治精英的思想—制度探索的解读,他证明了这绝非是一个妥适的叙述结构。他们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并未超出传统“忠君济民”思想的范围,其源头活水依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事实上,之所以鼓吹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自然正义,关乎天赋人权,更绝非这可以限制国家权力,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有效性,有益于强化国家权力(第45页)。尽管这些发掘出来的旨在推动变革的观念是传统思想中与近代思想最为接近的部分,是对传统思想进行近代改造不可缺少的基础,但它们始终是源自中国“内部”的本土资源。故而,他们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西方宪政设计中的权力制衡问题。

   其次,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唯一得到承认的历史演员便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支撑建国运动的意识形态力量亦正是此等民族国家体制。19世纪末期,在西方强大军事力量面前,作为普遍主义的天下观再难以支撑下去,并渐趋为秉持民族主义的国家观所取代,而当时获得普遍接受用来解释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所构成之世界体系基本原理的进化论,成为具有根本性关怀的知识分子们寻求自强变革以拯救中国的内在根据。

   在此等情势下,旧的根本性议程的内容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关于政治参与和权势力量之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老问题,以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的新语言被提了出来”(第24页)。在所用语汇改变的同时,其内容也跟着时代的演进而获得更新,但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文化精英们提出的自强之道却仍源自中国传统的资源,伴随时代演进所提出或推行之举措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在列国竞逐之时代如何成就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

   20世纪前后十年,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在中国是通过一种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地方自治观念而得以表达,孔书即以此作为讨论主题阐释上述观点。可以说,19世纪晚清儒家所赞同的在皇权下自治的空间是以“封建”——这一可以动员的传统——来获取正当性的。闵斗基和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表明,“封建”话语在历史上曾被用作对抗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的传统,然到了晚清,此观念却转被用作限制皇权的变法计划。

正如孔氏敏锐观察到的,“作为外来观念的‘自治’一词,似乎同中国古代关于‘封建’的复杂的观念体系——这是建立在对于人性的不同于西方的观察之上的——有着相似之处”(第117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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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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