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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明:皇权与清代司法运作的个案研究——孔飞力《叫魂》读后

更新时间:2016-02-16 16:40:04
作者: 徐忠明  

   记得三年前的酷暑,当我读到杨念群先生《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文时,觉得特别惊喜。心想,世间竟有这样的奇书!不可不读。嗣后,心心念念想找机会读一读孔飞力教授的原著。说来有点悲哀,一 直未能如愿。及至今年寒假,方才见到《叫魂》的中文译本。细细品读一番,掩卷思索,除了佩服,我感到 没话可说。时隔半年之后,值此盛夏季节,挥汗重读《叫魂》这本奇书,觉得应该写点什么,算是“雁过留声” 的意思。

   读过(叫魂》,我得到的第一感觉是:

   首先,作者居然能把一个案件解读得如此彻底通透,不仅把案件的表层意义梳理得清晰明&而且将案件的深层意义也挖掘得淋漓尽致;

   其次,本书不仅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极称丰富,而且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涉及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诸多领域;

   再次,本书不仅理论 阐释别开生面——运用区域分析、官僚制度分析及心理分析等理论范式,使阐释得以深化,理论层次得以提高,而且实证分析严谨扎实;

   最后,作者叙述节奏有致,文笔高雅流畅。读来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这里,我想从两个层面谈谈《叫魂》的思路。

   首先,整理一下“叫魂”案件的基本事实,看看孔飞力是怎 样显示这一事件之真相的;进而,又是如何阐释这一案件背后之意义结构的。

   其次,考察一下“叫魂”案件 作为一种政治犯罪,它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看看孔教授又是如何透过这一案件解释皇权与司法运作之固 有关系的。

   叫魂:事件/案件与意义

   在(叫魂》的第一章里,孔飞力以“中国窃贼传奇”为题目预示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即将上演;而在第一章的开篇里面,他又用神秘兮兮的笔调这样写道:1768年,中国悲剧性的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被称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接着,孔教授“纸扇一 播’,不紧不慢地开始向我们讲述清代乾隆年间爆发的,被人们称之为‘叫魂”的故事。

   我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1768年,其实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然而,到了《叫魂》的叙事语境里,它 却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年份。说特殊,乃是因为它处于中国悲剧性的近代的前夜,意味着“辉煌”即将 不再;处在清朝“乾隆盛世’降临的当口意味着“荣耀”值得回味。而同时,又爆发了引起全国“恐慌”的“妖 术’事件,原因何在。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孔教授演绎的这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叫魂”故事。

   那会儿,有一伙周游天下,四处游荡的术士,专以“偷窃”别人的灵魂为业;据说,这些术士有一种特殊 的本领,能在别人的或名字或辫子或衣物上作法施术使他发病,甚至死亡,从而窃取他的灵魂使之为己服务。譬如,用来制作五色纸人或纸马,可以腾云驾雾窃取别人的财物等等,闹得人心慌慌的所谓“叫魂” 事件,就是这样的行为。

   这年3月26日正在德清县城修桥的石匠吴东明发现,储备的粮米已不够,打算回家乡采办。当他回 家时,恰好遇见农夫沈士良。沈农夫听说德清修桥的石匠需要一些写有活人姓名的纸片,把它贴在木粧顶端,这样打粧的锤子就会增添某种精神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那些被偷掉“灵魂”的人,非病即死。

   沈士良平时受尽两个侄子的虐待,希望通过这种法子报复他的侄子,故尔,想请吴石匠帮忙实施“叫魂”妖术。 吴深知其中利害,找来保正,把沈农夫扭送德清县衙盘问。知县下令将沈杖责20大板,戴枷示众。同年早 春的傍晚,德清人计兆美,在邻居家里帮忙料理丧事后,喝酒晚归,被叔叔怀疑他赌博而逐出家门。计兆美流落杭州,打算乞讨为生。

   4月3日的一天深夜,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座寺庙前,他被一群当地人团团围住。他们认定:计是德清人,那里正是“叫魂”的发源之地。故尔,他三更半夜是来“叫魂”的。痛打一顿之 后,他们又把计拖到保正家里。保正拷问计,他“胡诌”自己身上原有50张纸符,其中48张被扔进了西湖,剩下的二张已咒死了两个孩子。经过一番周折,他被带到营里;最后,被扭送钱塘县衙。审理结果当然是 毫无证据,计兆美也被判处戴枷示众。

   从此,这些扰乱人心的妖术、恐慌的幽灵阴魂,便在浙江地区渐次飘荡……4月8日傍晚,萧山的一家 茶馆,四个“游方”僧侣在此会面,他们决定分兵两路化缘。在一条乡村街道上,巨成和净心遇见两个正在 门前玩耍的男孩;巨成得知一个孩子识字,就对他说他将来会有一官半职,而且问了孩子的名字。巨成的动机是想取悦孩子,得知他们父母的施舍。

   可是,孩子无动于衷,眼见没有希望得到施舍,两个和尚只得跚跚上路。刚走几步,就有一对怒气冲冲的夫妇赶将上来,现问他们为啥打听孩子的名字,进而认定和尚是“叫魂”者。不容分说,他们就被保正及村民当作“叫魂”者带来附近的驿站,又被辗转扭送萧山县衙。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和尚正一和超凡,因为没有满足一个名叫蔡瑞的县衙捕役的敲诈勒索,就被捕役栽赃诬陷, 当作‘叫魂”疑犯,戴上锁链提交萧山衙门。这个案件经过萧山县衙严刑拷问之后,按照法律程序,需要逐级审转,经绍兴知府衙门到浙江巡抚衙门。按察使审理显示:和尚“叫魂”乃是出于捕役蔡瑞的作弊。结 果,案件被退回萧山县衙。蔡瑞受到杖刑和带枷示众的处罚,和尚则被释放。当然,故事并没结束。

   不到两个星期,浙江的“叫魂”谣言流传到了江苏……5月3日早晨,乞丐丘永年盘腿坐在路边,两个苏 州衙役和两个常州衙役把他抓了起来,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一把刀子和一些纸符。这时,围观人群中的一个男孩顾正南说:当天早些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辫子被人抓了一下,却没有看清是谁。

   据此,衙役不仅抓了丘 永年,而且还抓了他的两个乞丐同伴陈汉如和张玉成。在县衙,一顿板子夹棍,没有得到证据,知县只得放人。张玉成发着高烧,知县怕他死在狱中,下令延医给他治病,未见效果。当晚,张就死了。

   迷雾重重的‘叫魂”事件,渐次蔓延到了安黴、山东、直隶、山西、福建等省……但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予征引。我想,通过《叫魂〉叙述的上述案件,读者可以发现下面四点特征:

   其一,所有的“叫魂”事件都 有相同的故事结构,罪犯剪人辫子,偷人灵魂,制作五色纸人或纸马,以便盗窃财物;

   其二,所有的罪犯都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捕的,而且都是建立在板子夹棍的基础上的;

   其三,疑犯不是流浪乞丐,就是游方僧侣,亦即他们都是“乡土社会”熟人社区之外的无根游民;

   其四,案件的滋生蔓延既是乡民无知猜 忌的结果,也是最高统治当局皇权政治、文化重重疑心“挑唆”的结果。

   以上是(叫魂》第一章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也是孔飞力为我们梳理的“叫魂”案件的表层叙事。接 着,他将为我们解读“叫魂”案件蕴涵的深层意义。

   那么,孔教授又是怎么解读的呢?

   在第二章里,作者把我们带入“盛世”的语境,希望以此透视“叫魂” 事件可能蕴涵的政治社会意义。照理,在一个“盛世”社会里,人们应该看到一幅“国泰民安”和“祥和欢快” 的图画,可是,何以当时偏偏发生这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叫魂”事件?

   孔飞力告诉我们:尽管“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叫魂”发源地或爆发地的江南地区更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面却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出现翻 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猛增到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的结果: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土地短缺日趋严重,生存压力逐步严峻。这样一来,外出谋生——从事商业与流浪乞讨,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进而,随着商品经济的渐次展开,从乡村到城镇的各种交通路线不断形成;另外,人身依附关系 也慢慢松1懈寺院管理系统渐渐废弛,如此这般,也为僧侣和乞丐的行游流浪生涯提供某种可能的条件。读者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希望通过维持“平均齐一”的农业经济关系与乡土社会秩序的官府和民众面对周 游天下的外乡僧侣及乞丐,会有一种怎样的心理?

   孔教授指出:就是敌意和焦虑。而那种捕风捉影的所谓“叫魂”事件的根源,就是出于这种“敌意”和“焦虑”的心态。事实上,所有“叫魂”的嫌疑对象,就是这些游方僧侣和流浪乞丐。

   在(叫魂》的第三章和第五章里,孔飞力继续深挖“叫魂”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而它们之间又有相互交叉重叠的关系。

   第一,剃发留辫问题。众所周知,满族原有剃发留辫的习俗,这原本只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问题,而非严 重的政治问题;然而,随着满人征服战争的节节胜利,“剃发与否”也就成为一个表示汉人是否“归顺”满人 统治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据此,颁布极其强硬的法令,声称: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 置重罪。而同时,采取残酷血腥的手段予以推行,真是血流成河。及至后来,剃发留辫又与《大清律例》 有关谋反的法律勾连起来,成为一种政治犯罪。对汉人特别是官僚士人来说,长发得到精心的护理,乃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和儒家孝道的要求。

   所以《礼记》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而《论语》则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等等的说法,都是礼仪精神的反映;相反,剃去头发乃是一种耻辱,秦汉法律中的髡刑,就是一个例证。故尔,剃发留辫既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乾隆年间“叫魂”事件的蔓 延及政治上的不断升级来说,就与百年以前“剃发留辫”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剃发已经成了一个衡量政洽‘效忠”的隐语。

   再者,头发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表征。剃发留辫,是与满人身份认同的体现; 罪犯髡头,是与良民身份差异的符号;和尚落发,是僧俗界线的标志。和尚,乃是一个抛弃父母妻子的特定群体;四处流浪的化缘和尚,更是与乞丐为伍。这样,他们也就成了一群边缘人或外来者;因而,也就自然 成了‘叫魂”的首要嫌疑对象。

   第二,宗教信仰问题。民众何以惧怕“叫魂”妖术?皇帝为啥掀起扑灭妖术的运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信仰问题。对中国古人来讲,一个活人有两个部分组成:灵魂与躯体,亦即魂和 魄。“魂”是高级的控制中枢,而“魄”则是有形的感觉肌体再者,“魂”与‘魄”是可以分离的。

   比如,在睡 眠状态中,人的“魂,就会离开躯体;当然,它也会回到躯体。如果离开的时间太久,则会引起种种异常或反常,诸如生病、昏沉、发疯,甚至死亡。对小孩来说,这种情形尤其容易发生;一旦出现这类症候,父母就会 为他举行‘招魂”仪式,以使“魂’与“魄’重新团聚。

   令人惊恐的是,“魂”会被某种人力或超自然力偷走,人们称那些摄取人的“魂”的鬼怪为“走马天罡”或“半天秀才”等。假如一个人失去知觉,人们就会请“师公”给人举行‘抢精神”的仪式,以便把“魂”找回来。有关“叫魂”种种谣言,就是在这样巫术信仰的氛围中迅速蔓延起来的。

   从信仰与权力的角度看,《国语。楚语》关于颛顼“绝天地通”记载表明:那种“家为巫史”及“民神杂揉”的情形即将成为过去。从今往后,以君主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各级政府,一直都在努力谋求垄断‘人神”交通的权力。这种格局,既是维护“天道’自然秩序的要求,也是维持“人道”社会秩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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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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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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