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柳红: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2016-02-15 09:55:18
作者: ​柳红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16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其中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从1981年5月成立到1985年 6月与其他两中心合并,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以崭新的、年青的面貌,以自由的、奔放的风格,以四两拨千斤的势能,开辟了决策咨询的天地。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起来的结构组,历时十个月完成了大规模调研。时间到了1980年春天,结构组组长马洪不想让这个队伍散掉,琢磨着以什么形式,把队伍保留下来。他想建立一个民间的、非官方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是叫经济技术中心呢?还是技术经济中心?或者索性就技术中心?大家意见不一。朱嘉明记得他主张技术在先。理由大概是说经济发展需要技术推动。加之,此时已经有了薛暮桥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5月,马洪给赵.紫.阳总理打报告,申请建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那是一份手写的申请。按中国人的习惯,手书是最郑重的。很快,申请就得到了总理的批准。既然批准了,就要刻图章。办公室主任张泽厚问马洪这章怎么刻?是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呢?还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马洪说:“我们就是民间的,不搞理论,就搞技术经济”。张泽厚说:“咱们中国的国情是,如果没有官方的牌子,人家不理睬你。前一阵儿,您调各部的计划司司长来汇报工作,是因为国务院结构组的名义和您的威望。如果咱们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人家不会听,召集开会也不会来,前面还是应该有一个帽子,或加中国,或加国务院。”马洪采纳了张泽厚的意见。

  

   马洪提出中心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常务干事,不用局长、部长等官称。张泽厚说,技术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外出参加一些会议时,对中心不太熟悉的主办单位,往往把他们的座位排在远远的次要地位,而把各部委的司局长安排在主要位置。他们的发言也被忽视。后来,中心在定职位时,不得不从俗,加上一个“长”。

  

   此时,马洪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所以,几位专职研究人员都来自工经所:朱嘉明,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王慧烔和李伯溪,是马洪首创向全国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时考入工经所的。马洪希望技术经济中心以青年为主力。据说他有几个选人的条件:一是好学校;二是学理工科;三是最好不是干部子弟。按照这个标准,工经所办公室主任许淑贤和张泽厚去北大、清华、人大物色。1981年11-12月,中心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是人大统计系的皮声浩、信息系的许小年,北大数学系的李善同、清华经管系的程秀生。李善同记得清楚,许小年11月14日报导,比自己早两天。当时规定,上半月来的,给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给半个月工资。李善同“耿耿于怀”这两天之差,差出了半个月工资。1982年,丁宁宁、惠小兵、陈越、唐若霓、苗复春、曹思源等进入中心;1983年,中心又从清华招了几位研究生,有经管系的郭励弘、庞旁选,机械系的鲁志强、精密仪器系的周林。张泽厚笑着回忆:“鲁志强老翻旧账。当年他拿着介绍信到中南海来报道。我问他:‘你的组织关系呢?’‘什么组织关系?’‘党组织,’‘我不是党员’。其实我是看过他的档案的,可见当时并没有政治挂帅,居然把他不是党员的事儿给忘了。”

  

   进入八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哪一项决策是单纯的改革问题,发展问题或产业政策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有能力将这些问题统一起来考虑。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重蹈过去几十年的决策失误,是赵.紫.阳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这需要创建新型的决策咨询机构。可以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是应运而生。

  

   我的面前摊着一片泛黄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简报》,从1981年第1期到1984年;还有《参阅》,《技术经济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山西煤炭开发问题论证会议资料》、《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简报》、《石油经济专刊》等等。其研究领域之宽广,研究程度之深入,研究方法之创新,每一桩每一件之兴师动众,上达总理下至基层,令人难以想象。略数一下: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规划、2000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坑口发电、海洋石油开发、三峡电站、核电站、核废料处理、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消灭森林赤字、消费品生产、农业发展战略、公路运输发展战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写下去的清单。仅1983年一年,技术经济中心的研究课题就有90项。90项啊!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马洪选了几位重量级人物作为技术经济中心的临时召集人。他们是:孙尚清、林汉雄、林自新、林宗棠。孙尚清是经济学家,和马洪搭档结构组的调研;林汉雄是水电专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浩(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张浩在延安病逝时,毛泽东曾亲自为他抬棺,也是他平生惟一一次抬棺。张浩临死时,说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于是,林汉雄学了水电,后来担任过建设部部长;林自新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长;林宗棠是电力、机械专家,后来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算得上完美的知识结构,他们当时大约都是50岁左右。在1981年5月26号的碰头会上,五位设计师讨论中心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提出建立精干的工作班子;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组织,充分发挥有关单位和专家的力量;邀请24家单位作为中心的基本力量,建立一批协作单位,包括各部委规划院、设计院、研究院,科学院各学部,科委各学科组,科协的学会等;外加委托研究。也就是说,依靠、整合中国现有的科研力量,是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功的秘诀所在。这就是马洪说的,“中心不仅靠自身研究,更重要的是组织研究”。所谓“组织研究”,就是以小博大,以少控多,体现高效和能量。

  

   技术经济中心还聘请了一批顾问,像机械工业部的沈鸿;清华大学的张维;国家计委的徐礼章、董晨;科学院的邓裕民;水电部的苏哲文等等。今天很多两院院士,都参与过当年技术经济中心的课题。在中心内部,则组成农业、能源、交通、机械、消费品、化工、冶金、建材,可行性研究等专题组。年轻人有各自联系的部委和研究机构。按照马洪设计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图,一张以技术中心为中心的大网撒开了,继而向纵深编织这个网络。很多省也相应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使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了解和掌握国情的支点。上下左右的联系直接而有效,频繁而亲密。马洪,实实在在地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超越条条块块,超越学科专业、打破中央地方界限。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同时考虑制度因素,使前者不空洞,使后者不孤立。

  

   1981年6月,赵.紫.阳指示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对开发山西煤炭的问题进行论证。在7月召开的第一次论证会上,余秋里副总理提出“六五”、“七五”要重点开发山西煤炭。不利因素是,运输紧张,缺水。他希望找出一个或几个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的方案来。他说,“如果你的方案比我的好,我给你磕三个响头,逢年过节去朝拜你。”课题开始时,人们把较多的目光放在“山西到底有多少煤炭储量”上,争论不休。马洪听了几次会,就意识到这种争论没有意义。他说,山西的煤炭究竟够用30年还是50年不用再争了;关键是有了煤,如何能够运出来。马洪把山西能源基地规划的重点转移到运输问题上。经过反复勘查、论证,最后筛选出若干条铁路出口和公路出口,为“晋煤外运”奠定了规划基础,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能源保证。中心协助山西省政府编制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综合规划》(1981-2000年)。这是我国进行长期区域综合开发规划的首次探索。经过近1400人十三个月的工作,于1983年5月取得阶段成果,完成了近700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积累的原始材料及报告数量有1公尺高。但是,在给中央领导写报告时,马洪要求文字不能超过2000字。他说:搞政策研究的,一定要学会抓主要内容,写短报告。不仅要短,而且思路要清楚,语言要平实。

  

   以前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做可行性研究。李伯溪说,是马洪提出要把国外的可行性研究引入,形成中国的方法。为此,中心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与建设项目参数的研究。马洪布置起草《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作为有关部门执行的参考。他总负责,王慧炯、李泊溪分管,具体的起草则落在刚毕业的人大硕士许小年和清华工学士丁宁宁身上。在这里,每个年轻人都要挑大梁,干中学,学中干。从此,可行性研究进入了中国投资决策体系。马洪的思想非常明确:我们“不做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而是研究可行性的可行性。”

  

   中心还成立了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组,组织和引导数学模型在各种经济分析预测中的应用。1981年9月模型组的工作会议上,推出了三个模型:国家计委综合局的国民收入宏观预测模型;社科院经济所的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与最终使用模型;工经所的投入产出动态活动模型。这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中共十二大确定从1981年到世纪末的2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也就是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为此,1982年10月,中心确定了《2000年的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任务是描绘出比较清晰具体的图象,200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供选择的途径和相应的决策。赵.紫.阳总理有一个批示:“2000年的中国是一大工程,如能搞出一个有质量的论著,有重要意义。应下力量抓好。”此时,世界银行正在进行《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与选择》研究,二者几乎同步进行,两边的研究人员也经常交流。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有科协108个学会和其他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1985年初,马洪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的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最后,他们上报了25条政策建议,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其中的数量分析部分主要由周小川承担。这项研究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丁宁宁说,15年后,将当年的研究结果和实际情况对比的时候,发现除了通讯、航空等一些技术进步较快的领域外,其他很多方面的预测和实际结果十分接近。李善同说,虽然预测的数字可能低了一些,但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那时都提出来了。负责联系《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的鲁志强曾经回忆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十二大决议提出翻两番的同时,还提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而课题组的结论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2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1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12.8亿。他们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鲁志强说:“这个观点遭到不少人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马洪要求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立即同意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数是12.6583亿。

  

1983年10月9日,赵.紫阳提出应当注意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和我国的对策。他希望技术经济中心研究,面对“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在产业方面的新发展,在技术方面的新成就,有哪些我们可以不经过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直接采用新的成果。1983年11月5日,中心组织召开了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有1600多人参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7097.html
文章来源:历史之棱镜 微信公众号
收藏